文 | 桑代克的猹
编辑 | 桑代克的猹
夏衍:迎合宣传的需要
夏衍是文艺战线上的革命者，作为革命的戏剧家，他把文艺战线作为整个革命战线的一部分，进行革命宣传是其创作的主要目的。他提到“我学写戏，完全是“票友性质’，主要是为了宣传，和在那种政治环境下表达一点自己对政治的看法。”
“在处理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时，他强调政治的决定作用，将艺术理解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并加以实践。为了更好地发挥文艺作品的工具作用，夏衍将创作的重点放置于进行革命宣传上。
而小说中以公爵的忏悔揭示俄国社会矛盾的内容，与夏衍进行革命宣传的创作需要相契合，因此夏衍在改编时主要选取了原著中表现底层民众与上流社会贵族之间矛盾的内容。
但是与托尔斯泰不同，夏衍是坚定的革命者，宣传革命斗争是他创作的主要目的。因此对于底层民众和贵族矛盾的解决，夏衍并没如托尔斯泰一样将忏悔做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最终方法，而是宜传以革命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
因而在改编《复活》时，夏衍将“忏悔”理解为具有控诉意味的忏悔，不仅以公爵的忏悔追问了造成喀秋沙命运悲剧的社会原因，而且通过喀秋沙的遭遇直接揭示了贵族与底层民众的矛盾，宜传了革命斗争的思想。
在剧本中，夏衍将矛盾集中于公爵忏悔目的的实现上，并通过喀秋莎的转变进行了具体的展现。
一方面，夏行通过对喀秋沙转变的直接展现，表明了公爵希望通过忏悔求得喀秋沙的原谅并改好她具有很大的难度。首先，夏衍对喀秋沙堕落前后的具体行为进行了描写，突出了上流社会对喀秋沙的迫害之深。
剧本第一幕反复强调了喀秋沙的聪明能干，公爵姑妈对她更是称赞有加，说她有本事，“上上下下的人没有一个不喜欢她”。
“而在第四幕监狱会面中，通过喀秋沙让公爵给狱卒钱、向公爵要钱、粗鲁地踹灭烟尾、从身上摸出酒瓶来喝酒等一系列细节的描写，剧本展现了喀秋沙堕落后行为的粗鲁和对自身苦难遭遇的漠然前后对比的强烈给人以巨大的冲击感。
其次，夏衍还对喀秋沙在“复活”过程中所面对的重重阻力进行了表现，显示了喀秋沙转变之难。
喀秋沙的复活之途充满若他人的偏见和误解，典狱长、看护长、药师、狱卒都曾表示喀秋沙这一类人不可能悔改，药剂师甚至还以此为由调戏喀秋沙，最终在他的诬陷下，喀秋沙不得已重回监牢。
剧本在此直接借革命者维拉之口感叹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隔绝，点明喀秋沙的堕落是社会将其通得无路可走的结果。
通过对促使喀秋沙堕落和阻碍其转变的环境因素的具体表现，剧本不仅凸显了公爵忏悔的难度，而且还将喀秋沙堕落的罪责归于压迫底层民众的社会环境，强烈地控诉了上流社会环境的罪责，宣传了革命斗争的艰巨性和紧迫性。
另一方面，在表现喀秋沙的遭遇时，夏衍还深入挖掘了贵族与底层民众之间根本利益的矛盾，让反抗贵族阶级的压迫成为喀秋沙获得救赎的必然选择，而公爵要实现改好喀秋沙的目的就必须参与到革命斗争中。
在剧本中，夏衍首先借马多娃之口表明了俄国贵族道貌岸然下的荒淫无耻，她在劝喀秋沙时提到，虽然贵族礼节周到，但是他们并不会对普通农奴负责，并以“瞧样子多么神圣”的亚历山大将军跟其儿子的保姆生下私生子后就不管不问了作为例证。
而且马多娃还进一步以“好人的公爵总不会娶一个穷人的女孩子”，直接道出了贵族阶级与底层民众之间的对立关系。其次，夏衍还以公爵姐姐与公爵的交谈揭示了贵族与底层民众之间的经济关系。
地租是公爵唯一的经济来源，如果放弃田产，他就要失去奢侈的生活，剧本以此展现了两者矛盾的不可调和。
最后，夏衍还以公爵姑母们的行为直接展现了贵族与底层民众发生利益冲突后，底层民众必然被牺牲的命运。
虽然公爵的姑母们很喜欢喀秋沙，“不将她当下人看了，看有机会，还想给她多念点书”，“但是为了维护公爵的身份和前途，公爵的姑母们在发现喀秋沙怀孕后，仍然选择极力地阻止公爵与喀秋沙见面，甚至将喀秋沙赶出了庄园。
夏衍以此集中揭示了贵族与底层民众之间的根本矛盾，让进行革命斗争成为底层民众获得“复活”的必然选择，展现了他对底层民众命运的深切同情和思考，突出了革命斗争的必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进一步增强公爵忏悔的控诉力度，突出底层民众进行革命抗争的必要性，迎合宣传裔要，夏衍还在改编时对剧情的安排做了改换。
相对于田汉将公爵与贵族圈内的亲友交谈放置于探监之后，夏衍将公爵与亲友的交流沟通提前到探监之前。
夏衍先通过公爵与其姐夫在宴会上针锋相对的对话，揭示了俄国社会司法不公的问题。然后在探监一幕设计了三组犯人会见亲属的场面，分别为农民看望其母、侍女探望其主、年轻女孩探望革命者维拉，以具体的场景展现出被法律判处有罪的都是些什么人，以他们的对话直接对不公的法律和黑暗的社会进行了控诉。
而且剧本还反复提及喀秋莎的堕落不是个案，女仆马多娃、公爵姑母玛丽亚、贵族伊格拉底和贵族小姐眉西都曾表示，“世界上这样的事情多得很”。
"而对喀秋沙的遭遇，他们说的越是平淡无奇，越反映出底层民众遭受苦难的深重，突出了底层民众进行革命抗争的必要性。
革命任务与承担方式:历史环境的不同要求田汉和夏衍同属于左翼作家，作为主要以共同的政治信念和政治理想聚集的作家群体的成员，他们的创作与革命形势的发展紧密相连。
在改编《复活》时，田汉主要从公爵的角度展开剧本，借知识分子之口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表现了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意识和革命热情，指明了知识分子承担革命任务的方法。
夏衍则侧重于从喀秋沙的角度进行改编，通过喀秋沙的遭遇集中揭示了底层民众与贵族阶级之间的矛盾，对知识分子的软弱性进行了更为深刻的批判，突出了知识分子建立与大众联系、帮助大众进行革命抗争的必要性。
两个剧本都将忏悔引向了革命任务的承担，体现了田汉和夏衍在改编时强烈的革命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而两人展现革命内容的差异则反映了历史环境的不同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