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周总理

1976年周总理逝世几天后，他的秘书们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来到中南海西花厅，整理周总理遗物。

在清理办公桌时，秘书们把满含周总理心血的文件拿出来时，脑海里不禁浮现出了周总理伏案工作的情景，那一刻他们的眼泪夺眶而出。

突然有人发现一份特殊的文件，在打开看到毛主席的签名后，他顿时目瞪口呆——这是一份两年前毛主席下达的指示，但却从未被公开发布过。

当众人围过来阅读时，在看清毛主席下达的最高指示是有关一个对周总理极为重要的人后，大家才明白这份指示其实是被周总理偷偷藏起来的。

那么，一生坚决拥护毛主席的周总理，为何会把毛主席下达的最高指示扣下，毛主席下达的这道最高指示又是有关于谁的呢？

1949年开国之初，被毛主席、朱老总成为“好管家”的周总理，在领导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生产的同时，亦在殚精竭虑地组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在组建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时，毛主席和周总理在经过反复考虑、权衡，既任用了一批党政军领导人，像董必武、陈云、李维汉、罗瑞卿等，又安排了一批与共产党长期共事、极有名望的民主党派领导人、社会贤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

在邀请这些民主人士、社会贤达与无党派人士出来工作时，周总理做了大量的工作，有的甚至是一次再次地上门做工作。

像一向不愿做官、在北洋政府时曾两次拒绝出任教育局总长的黄炎培，周总理曾两次耐心动员他出来工作。起初黄炎培还抱定初衷，不做官，他说：“1946年我才68岁，就觉得年纪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已72岁了，还能做官吗？”

周总理耐心劝导黄炎培道：“这不同于旧社会的做官，现在是人民的在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

图|周总理

在经过两个小时的恳谈后，黄炎培终于被周总理说动了，但他还是表示要同好友们商议过后再定下来。

第二天，黄炎培征求了好友们的意见，朋友们一致建议他接受此任命，就在这天晚上，周总理再次来到黄炎培家中征求黄炎培的意见，黄炎培也被周总理的真诚所打动，最终接受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的职务。

在周总理的细致安排下，无论是起义将领、投诚人员还是有才之士，周总理都量才使用，各尽其能。

因此，周总理的妥善安排也受到了党内外人士的一致称赞和颂扬，他们夸赞道：“中国共产党真是煞费苦心，十分周到，周总理不愧是‘周’总理啊！”

在酝酿政务院人员名单时，不少党内外知名人士都曾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出，应该在政府内给邓颖超安排一个职务，以做到人尽其才，使她在建设新中国的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都遭到了周总理的委婉拒绝。

对此，曾被周总理和毛主席盛情留下来的“和平将军”张治中就曾找到周总理说：

“周公呀，人们都夸你这周总理真是‘周’总理。但你也有考虑不到的地方，那就是说什么也得给邓颖超同志安排一个部长职位才能让人心悦诚服。”

周总理听后笑着说道：“文白先生，这件事啊，您就不必操心了！”

张治中只得点点头，随即同周总理谈些其他事情。

图|周总理和张治中

周总理“打发”张治中很容易，但想要“打发”共产党内的同志就有些困难了，对于没有给邓颖超安排职务这件事，让一直以来与周总理、邓颖超关系都比较好的江鲜云有些不服气。

要知道，邓颖超是1925年3月入团、5月转党的老革命，她曾与周总理一起出席过中共“六大”，参与领导过白区斗争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在瑞金时期，她就担任过中央机要局局长，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她还是蒋介石遴选的中共七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之一，因此，无论从能力、资历和声望上来看，邓颖超成为一名正部长是绰绰有余的。

为此，江鲜云在来到西花厅做客时，曾向周总理提出一个问题：“总理，邓大姐身体好，水平又高，你为什么不让她到政府里担任一项工作呢？”

听闻此言，周总理没有反驳，反而是喝了口茶，笑了笑说：

“这个问题啊，过去也有不少人问过我。建国初期，党内外人士也提过。甚至有人还劝导过我，但是我不能这样做。我是政府总理，如果小超再担任政府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她那个部长的话当成是我这个总理的话，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这样，家庭关系和革命工作搅到一起去，不利于我们党的事业，不利于我们的工作。”

周总理放下茶杯，看了看江鲜云和妻子邓颖超，随即斩钉截铁地补充道：“只要我一天当总理，小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

说完，周总理的目光看向妻子邓颖超，邓颖超理解地点了点头。

图|周恩来和邓颖超

周总理是这样说的，在之后的岁月里他也是这么做的，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担任国家总理到1976年1月逝世，在这26年的岁月里，邓颖超始终是全国妇联副主席，但她从未有过任何怨言。

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党内干部廉洁奉公思想的培养，周总理十分重视，与此同时，他也做到了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与家人。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腐朽观念，但在当时的新中国，很难有人能摒弃这种思想，为了能让亲属们理解，早在1946年周总理就同亲人谈过“人生赖奋斗而存”的道理。

而作为周总理的妻子，邓颖超不仅竭尽全力帮助周总理处理好家庭琐事，还让周总理集中精力处理党和国家大事，与此同时，她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全国妇女解放事业之中，无论何时何地，邓颖超处处事事都能做到克己奉公、清正廉洁。

对于周家的亲属们，在建国不久后，邓颖超就提出：所有到北京出差或看病的亲属，住宿一律在国务院招待所，就餐一律到招待所食堂，有工作的自己买饭，没有工作的由邓颖超事后支付伙食费，看文艺演出，要自己买票入场，不得用公家发的招待券，平时活动，不准动用公家的汽车，不准请客送礼，不准张扬炫耀自己同周恩来总理的关系。

图|邓颖超

为了破除那种“夫贵妻荣”的传统观念，开国之初，既是全国妇联副主席又是总理兼外长夫人的邓颖超，根据西方国家大使与夫人在外交上的地位是相等的、而在苏联不论在国内或国外夫人完全被排除在外的一些做法，她向周总理提出：

“凡是你代表国家进行重要的国务活动和外交活动，只能以你周恩来的名义，不要加上我邓颖超，加上我的名字，不符合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治生活，不符合我国男女同志的独立性、共产党员的独立性。”

对于妻子邓颖超提出的建议，周总理十分赞同，因此，周总理在出国访问时，总是以他个人的名义出面，邓颖超从不随行，在国内招待外宾的请帖上，也总是以周总理个人的名义，从不署邓颖超的名字，而邓颖超亦是小心谨慎地奉行着上述原则。

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一次因外交部礼宾司同志的疏忽，在宴请一位来访的亚洲国家的总理和夫人的请帖上，印上了周总理和邓颖超的名字。

邓颖超看见后，连忙找到周总理说：“这请帖不符合规矩。你是以总理的身份请人家来的。你请客，我甘愿作你的家属招待客人。但是我不愿在请帖上印上我的名字。”

周总理同意妻子的意见，当即给外交部礼宾司打去电话，幸好当时请帖尚未送出。

图|周总理和邓颖超

1952年，国家决定把政府工作人员的劳动报酬由工资制改为工薪制度，共二十四个等级，当时行政干部的工资定级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担任职务越高，工资级别越高；另一个就是参加革命时间越长，工资级别就越高。

周总理和邓颖超的革命资历是毋庸置疑的，属于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当人们提出党和国家的正职拿一级工资时，毛主席带头说道：“我看我们都拿二级工资吧，把一级工资留给那些为革命牺牲的烈士。”

就这样，有了毛主席的号召，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也纷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都拿行政二级工资。

作为全国妇联副主席的邓颖超则是被定为三、四级工资，当她得知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都领行政二级工资时，也当即表示：“我定三、四级不合适，应当定五级，不然恩来也不会同意的。”

对于邓颖超提出的这一要求，中央予以了批准，这对于从20年代起就从事革命工作的邓颖超来说，都是无可厚非的。

但在不久后的一天，周总理在审定西花厅工作人员的工资定级情况后，立即找到正在工作的妻子邓颖超，大声说道：“小超啊，你向中央申请的行政五级工资，中央已经批准了！”

图|周总理和邓颖超

“好啊，这下我们都是靠自己工作挣工资养活自己了。”

周总理笑了笑，接着用恳切的语气说道：“小超啊，你近来身体不是太好，上班也不是太正常，我看呀，你拿六级工资就够了。”

邓颖超抬头看向周总理，她十分理解周总理是在以自己的行动破除那种一朝大权在握，便封妻荫子、光宗耀祖的传统观念，她也很支持丈夫的做法。

良久后，邓颖超点了点头说：“好啊，六级就六级，我听你的。”说罢，邓颖超提笔向中央写了一封申请书，要求把自己的工资降为行政六级。

邓颖超的深明大义、公私分明，做任何事都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而不是凭借周总理的权势以公谋私，她不愧为人们口中称赞的周总理的贤内助。

1972年，周总理被确诊患上膀胱癌，但他始终不愿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直到1974年，周总理才告别妻子邓颖超，告别了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离开了他工作和与妻子共同生活了二十四年多的中南海西花厅，住进了解放军三〇五医院。

可即便在住院后，周总理除了治病的时间，其余时候他依旧在马不停蹄的工作，经常工作到深夜。

图|周总理

邓颖超见周总理以惊人的毅力、奋不顾身地拼命工作，她十分担心总理的健康，见周总理每到晚上因体力不支，难以在办公桌上坐，就把要批办的文件拿到病床上办理，为此，邓颖超特意叫工作人员给周总理设计了一个一边高一边低，并且加边框的小木桌，在之后的日子里，周总理许许多多的批件都是在这张小木桌上完成的。

1975年，周总理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9月，他向医生提出想回西花厅去的愿望，那时的周总理已经知道自己的病无法治愈，他想要回到西花厅，在妻子邓颖超的陪伴下走完自己剩余的人生路。

但面对周总理提出的这一请求，医生们还是拒绝了，他们不愿让病情沉重的周总理出院，只要有一丝希望，他们都会尽职尽责。

1975年12月，周总理病情持续恶化，面对周总理时而清醒，时而陷入昏迷的情况，医生也曾暗示邓颖超要做好心理准备。

一次，周总理在清醒时，邓颖超带着秘书赵炜前来看望他，周总理在看到邓颖超后，眼神便一直看向邓颖超，一刻都没有离开过，良久后，周总理伸出手拉住邓颖超的手，深情地说：“我肚子里还有很多很多话没给你讲。”

图|周总理和邓颖超

听闻此言，在场的人都眼含热泪低下了头，邓颖超久久地望着周总理，她虽笑着但眼里却满含泪水地回应道：“我也有很多很多的话想同你讲。”

见妻子眼里含着泪水，周总理的手不自觉握紧，过了一会儿，他又开玩笑地说道：“只好都带走嘛！”

说完这句话，周总理又将手伸向站在一旁的赵炜，他殷殷嘱咐道：“请你替我照顾好大姐！”

闻言，在场的人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难过，失声哭了出来......

1976年1月8日上午9点58分，人民最敬爱的周总理带着人民对他的万般不舍永远地离开了！

虽然周总理在逝世后，没有几尺见方的墓穴，也没有墓碑，但他的名字与他的贡献早已被数以亿计的人民牢记心中，他的一生也早已融入了祖国大地。

图|邓颖超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

周总理逝世不久后，秘书们在清理他的遗物时，从办公桌的抽屉里发现了一份关于毛主席未示人的最高指示，而这份指示竟然是1974年也就是两年前毛主席下达的，当他们看清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中提到邓颖超时，众人忍不住失声痛哭......

原来，1974年在中央筹备召开的“四届人大”会议上，有人提议应安排邓颖超同志一个副委员长的职位，多年来，邓颖超在全国妇联副主席的位置上勤勤恳恳，她的工作能力、对新中国的贡献都有目共睹，这一提议被政治局一致通过。

1974年年底，周总理拖着病体乘飞机远赴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并与毛主席敲定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

除了其他的人事安排外，毛主席还专门为邓颖超的事写了一个手令——

政治局：我同意在四届人大上安排邓颖超同志一个副委员长的职务。 毛泽东

然而，周总理在回到北京后，关于四届人大的其他人事安排方面都按照毛主席的意见传达了、也照办了，但唯独关于安排邓颖超委员长的这件事被周总理瞒了下来，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也被周总理偷偷藏进自己的抽屉里，从未示人，直到周总理逝世后，毛主席的这一最高指示才“重见天日”。

图|周总理和毛主席

1976年底，华国锋在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完成了毛主席的这一最高指示：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生前安排，增选邓颖超同志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待下一次全会时予以追认。”

自此之后，邓颖超才担任了党和国家的许多重要职务，在邓颖超的晚年岁月里，她依旧不忘初心，也始终追随着周总理的遗愿，继续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贡献。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逝世，享年92岁。

纵观周总理和邓颖超的一生，他们是严格自律、公正无私的革命伴侣，生前将他们的一片丹心、一腔豪气献给了执着追求的共产主义事业，死后也将一切献给人民，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生生死死都为人民，他们高贵的品德、可贵的精神、非凡的境界和廉洁的作风，铸造了永远留存在人民心中的丰碑。

图|周总理和邓颖超

周总理和邓颖超的业绩和品德风范将永留史册和人民心中，他们也将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中得到“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