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元七年（前150年），汉景帝命郅都担任中尉，亲领北军，负责掌管长安的治安警卫，郅都公正廉洁，从不趋炎附势。

当时，周亚夫担任丞相，其性格傲慢，脾气暴躁，大臣们见到他无不避让三分，而郅都每次见到周亚夫，都只是作揖而已，不肯跪拜。

面对丞相尚且如此，更不用说那些触犯法律的皇亲国戚、功臣列侯了，无论何人犯法，郅都一律按照法律惩戒，所以列侯和皇族之人都称郅都为“苍鹰”。

郅都就是汉景帝手中的一把剑，他当然不肯轻易放弃，奈何郅都在窦太后那里挂上了号，导致他不得不将郅都处斩，那么，郅都又是如何得罪窦太后了呢？

这事还要归结到栗太子刘荣身上。汉景帝长子刘荣，在被立为太子后，因为母亲栗姬的缘故，使得馆陶长公主和王娡联手谋划太子之位，结果连累刘荣被废为临江王，后又被逼死。

对于刘荣的死，史书上记载的很隐晦，说是刘荣在扩建自己宫室的时候，侵占了文帝庙的一些土地。

事情告发到汉景帝面前时，他当即诏令刘荣回京，在西汉初期，凡是被皇帝下诏来到长安的诸侯王，几乎都没什么好下场，刘荣也是如此。

在举办完辞别祖庙的仪式，准备登车出发前往长安时，车轴却突然折断了，也许预示着刘荣此去长安凶多吉少，江陵当地的老者都暗自垂泪，说：“吾王不反矣！”

刘荣前往长安后，果然就自杀了，没能再返回封地。

刘荣死后，也没能得到应有的待遇，而是被安葬在蓝田，据说在刘荣下葬时，有数万只燕子衔土为刘荣筑冢。

事情当然是假的，但背后反映出来的含义却值得深思：百姓们都认为刘荣死得冤，他们对刘荣的遭遇感到怜悯和惋惜。

都说史官记录历史时擅长使用春秋笔法，一些不便明言的事情通过一些小细节就能表达出来，比如刘荣的死就是如此，刘荣有罪不假，但罪不至死，所以人们可怜他。

实际上，破坏祖庙这件事在当时应该是可大可小，比如晁错曾经就擅自凿开庙墙，丞相申屠嘉就此事还曾上报，要求汉景帝处死晁错。

可汉景帝的反应是什么？他竟然为晁错辩解称凿开的墙不是真正的宗庙墙，而是宗庙的外围短墙，并且还声称这事是他准许晁错干的。

可看看刘荣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汉景帝不仅将他交给廷尉府查办，还让有名的酷吏郅都负责审理，这不明摆着一副要逼死刘荣的样子吗。

对大臣晁错都能宽容，轮到自己亲生儿子犯错，反而不能宽恕，这显然违反人之常情。

那郅都在此起事件中又扮演着什么角色呢？很简单，背锅的人。

郅都对刘荣的态度十分可疑，首先是审讯甚严，其次是不肯提供刀笔，让刘荣写信让汉景帝谢罪。

如果说郅都代表大汉律法审讯，稍微严厉点也能说过去，可不给刘荣提供刀笔让其写信申诉，那就太过了，难道刘荣连申诉的权力都没有吗？

很显然，郅都应该是得到了汉景帝的指示，而郅都是汉景帝的心腹，只能唯命是从，做刀就要有做刀的觉悟，如果郅都敢不接手刘荣的案子，汉景帝饶不了他，刘彻以后登基也饶不了他。

郅都以铁面无私著称，可他也不是傻子，没有汉景帝的默许或者授意，给他一万个胆子，也不敢那样对刘荣。

所以有这样一种可能，当刘荣提出来要写信给汉景帝谢罪时，郅都第一时间上报此事，可没能得到汉景帝的允许，所以郅都才敢有底气下令，禁止给刘荣提供书写工具。

后来还是当过太子太傅的魏其侯窦婴，暗中派人给刘荣送去书写工具，刘荣才得以写出谢罪信，然后自杀身亡。

窦太后得知长孙刘荣的死讯后大为震怒，认为郅都不讲情理，执法过于严苛，准备用严刑峻法处置郅都，将其革职还乡。

汉景帝明面上答应窦太后，暗地里则秘密派人持使节，任命郅都为雁门留守，让他去抗击匈奴。

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汉景帝干脆不让郅都到长安领旨，直接前往雁门上任。

两者迥异的态度已经代表了一切，其实，汉景帝逼死刘荣是有直接动机的。

废太子刘荣最坚定的支持者有两位，一位是条侯周亚夫，另一位就是魏其侯窦婴，这两人在朝中的权势和影响力太大，每当朝议大事时，“诸列侯莫敢与亢礼”。

汉景帝决定废刘荣改立刘彻时，这两人都是极力反对的，尤其是窦婴，甚至还以辞官相逼，汉景帝为此寝食难安，这两人联合起来，完全有能力威胁到刘彻的储位。

刘荣死后，汉景帝也就没有了此类担忧，这就是皇家，在至高无上的权力面前，亲情与血缘一文不值。

回过头说郅都，他在雁门也干出了一番成绩，匈奴人慑于他的威名不敢靠近雁门，匈奴对郅都恨之入骨，就派人到汉朝内地四处散布关于郅都的谣言。

窦太后听说后，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下令逮捕郅都问罪，汉景帝知道郅都冤枉，他想维护郅都，便在窦太后面前说了一句：“都忠臣。”

之后便想释放郅都，而窦太后直接反问一句，令汉景帝无话可说，她说的是：“临江王独非忠臣邪？”

是啊，刘荣难道不是忠臣吗？汉景帝心虚，无奈之下只能将郅都处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