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0月，湖北的秋天如期而至，天气不冷不热，气温刚刚好，阳光也刚刚好。天是蓝的，云是白的，走在澄净的天空下，从身到心都是轻松的。

这个月中旬的一天，一位来自湖北省大冶县的老人小心翼翼地把毛主席寄给他的信放进包里，然后从家坐车来到汉口，在汉口火车站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他去北京，是要去见毛主席的。

火车轰隆隆向前开去，两边的庄稼和树木飞快地倒退。车厢里的乘客都在叽叽喳喳地说话，气氛热火朝天。

在这节热闹的车厢里，这位老人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因为自从上车后，他就一直静静地坐在座位上，也不和身边人搭话，只是一边闷头想着去见毛主席的事情，一边把随身携带的包看得紧紧的，生怕包里的信长了翅膀会飞。

事实上，自从1912年一别，他和毛主席已经整整40年没有见过面了。如今40年过去了，曾经满目疮痍的旧中国已经变成了欣欣向荣的新中国，而两个人的身份也发生了天壤之别，毛主席成了亿万人敬仰的国家领袖，他却还是千千万万老百姓中的一员，不知道这次重逢会是什么样的情形？

这位老人心里充满了期待和兴奋，脑袋里漫无边际地想：“见面怎么说呢？他如今当了国家主席，还认得我这个平民百姓吗？”随后他转过头，凝望着窗外的景色，小声地自言自语了一句：“见了润之弟说什么呢？！”

随着火车继续前行，首都北京越来越近，这位老人的心情也越来越激动，越来越忐忑.......

1912年，毛主席不到二十岁，这位老人在毛主席学生时期、没有入党之前就已经认识他了。那么，这位老人是谁？又是怎么和毛主席认识的呢？

事情要从很久很久之前说起......

这位老人名叫朱其升，他和毛主席相识于1911年。当时，他20岁，毛主席18岁。

1911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毛主席的内心世界越来越丰富，对外界的好奇心也越来越强，迫切地希望走出贫穷封闭的家乡，到省会长沙读书，投身到更广阔的世界中。

1911年，在曾经教过他的老师贺岚冈的支持和鼓励下，毛主席报考了湘乡驻省中学，并被顺利录取，来到心心念念的长沙，开始了他在长沙的求学时光。

离开家到湘乡驻省中学没多久，毛主席为展现出不再接受清政府的统治，毅然决然地剪掉了自己的辫子。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南迅速响应。

此后，革命的洪流不断壮大，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浪潮。长沙的爱国学生们对革命无比神往，想要在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风暴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于是成立了一支学生军。

面对势不可挡的革命形势，毛主席的内心也涌动着无限的激情，想当兵的念头一次次地在他的脑海里闪过。

当时，许多爱国学生参军首选学生军，但毛主席认为这支学生军的力量还很单薄，前途不明朗。如果已经打算把革命当作事业，渴望通过革命实现救国救民的抱负，那么参加正规军才是最好的选择。因此，毛主席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加入湖南新军。

许多年后，毛主席回忆他当时的想法时说：“我决定要加入正规军，帮助完成革命。清朝皇帝还没有退位，还要进行一场战斗。”

有一天，毛主席来到湖南新军军营所在地：长沙兴汉门外体育馆路旁，兴冲冲地走到征兵处排队报名。

原本他以为当兵只是对身高、体重、身体健康状况要求高一点，没想到湖南新军还有一个十分“苛刻”的要求。

主管征兵的军官告诉毛主席：“你想参加革命军，必须要可靠的、我们熟悉的人担保，这是上级的规定。”

这句话，使毛主席那颗年轻、火热的心顿时凉了半截。但他没有轻易放弃，诚恳地向军官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希望对方破例给他一个机会：“我是学生，他们都参加了学生军。这里只来我一个人，找谁担保呢？你就通融一下，让我参加革命军吧。”

毛主席言辞恳切，满脸真诚，但军官只认规定，符合规定的就办，不符合规定的就拒，不讲一点情面：“不行，没人担保，我不敢接收！”

毛主席又极力和他周旋，但军官态度坚决，死活都不肯松口。看着他那副油盐不进的模样，毛主席心里很无奈，忍不住跟他争辩了起来。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争辩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声音传到军营其他地方，一位老兵听到征兵处传来吵闹声，赶紧跑过来看是怎么回事。一过来就看到一个学生打扮的年轻人正和征兵军官来来回回地争论着。

这位老兵就是朱其升。

看到两个人的情绪都有些激动，谁也不肯让谁，朱其升快步走上前去，拽着毛主席的胳膊，把他拉到一边，这场争执才算平息了。

毛主席很少和别人争执，想起刚才发生的一切，觉得又尴尬又可笑，一边跟着朱其升走，一边摇头苦笑：“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啊。”两个人走到距离征兵处四五米的地方停下了脚步。

朱其升刚才只顾着拉毛主席，压根没有仔细看他长什么样子，现在才开始认真打量起他来。

朱其升端详着毛主席，猜测他大概十几、二十岁左右，个子长得很高，眼睛炯炯有神，整个人看起来斯斯文文的，一副读书人的模样，不由得对他生出了几分读书很少的人对读书人的那种天然的崇拜，笑呵呵地问：“这位兄弟，你同他争么事？有话对我说说，行嘛？！”

毛主席见朱其升长得敦厚老实，说话和和气气的，对他有一种莫名的信任，便把自己想要参军的心愿，个人的出身、家庭背景、人生经历全部倒给了他。

说完，毛主席想起刚才报名被拒的事情，心里有很多沮丧和不解，像是在喃喃自语，又像是在向朱其升讨教：“投笔从戎，为完成革命尽力，这不行吗？”

朱其升认真地听着，被毛主席话里蕴含的那股革命热情感动了，微微地想了想，觉得面前这个学生只有十几岁，不仅有知识、有文化，同时还怀揣着革命救国的志向，这在当时黑暗动荡的社会里是多么难得啊。如果眼睁睁看着他不能实现心中所愿，失望地离开这里，朱其升的心里有些不忍。于是，朱其升决定帮他一把。

随即，朱其升带着毛主席来到他的副班长彭友胜面前，简单地向彭友胜解释道：“彭班长，这位兄弟愿意参加革命，无人担保。我为他担保行吧？”

彭友胜向毛主席投去好奇的目光，把他的个人情况问了个遍，问他叫什么？籍贯在哪里？父母是做什么的？家里还有什么人？本人是在读书还是在外面谋生？等等。

毛主席十分坦率地回答了他的问题：“我现在在长沙读中学，我们学校的学生看见武昌革命成功了，有的去参加了学生军，我不喜欢学生军，就来参加你们的部队。”

毛主席说完，一旁的朱其升也为他说话：“我看，他是个好人，又有知识，我们部队正缺有文化的人，光靠我们这些大老粗是不行的。班长，你就给上司说一声，收下他吧！放在我们班上。”

后来，在朱其升不遗余力地帮助下，在彭友胜的引荐下，主管征兵的军官最终同意让毛主席当兵。

毛主席被编入湖南新军步兵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从一名底层的名列兵干起，每个月的津贴是7元。他和朱其升在同一个部队。

毛主席和朱其升，本来一个是湖南湘乡驻省中学的学生，一个是湖南新军的老兵，虽然在同一片中华大地上生活，却完全是八竿子都打不着的陌生人，但奇妙的人生际遇把他们推近。

朱其升帮助毛主席实现了当兵的心愿，他的热心肠和善意也为本是陌生人的他们打开了缘分的开关，让他们结下了一段难得的缘分。

那时候的朱其升怎么都想不到，他在1911年这一天帮助的这位学生，会在几十年之后成为国家领袖；他也怎么都想不到，在他普普通通的一生里，能够和国家领袖有上一点交集。

在部队里，毛主席和朱其升住在同一个宿舍，很快就变得更熟悉了。他们住在同一屋檐下，吃同一锅饭，互相关心爱护，关系好得就像亲兄弟一样。

在一起当兵、一起训练、一起行军的岁月里，毛主席和朱其升建立了浓浓的友谊，给他们的人生留下了一段珍贵、美好的回忆。

朱其升出生于1891年，比毛主席大两岁，当兵时间早，对部队的情况很熟悉，在生活、军事训练等方面对毛主席很关照。

部队日常训练的时候，要学习开枪打靶。由于毛主席从来没有接触过枪，更不会开枪。朱其升就一遍遍地演示给他看，教他装子弹、开枪。

毛主席很聪明，在朱其升的指点下他一学就会，一点就通，没有多久，就基本掌握了一些要领。

部队发放的枪支，每个士兵都必须好好保养，要经常把枪拆成零部件，用煤油浸泡，防止生锈。

有一次，毛主席拆枪拆到一半，不知道哪里卡住了，怎么都拆不下来。

朱其升细心地发现毛主席遇到了难题，走到他面前，说：“不要紧，我来修。”说着，他把枪拿过去，三下五除二就把枪拆了下来，擦拭后又重新组装了起来。

毛主席接过枪，发现摆弄起来比以前更灵活了，惊喜地朝朱其升竖大拇指：“在这方面，你真是个能手，我应该拜你为师傅。”

听了毛主席的话，朱其升笑着说：“我家穷，从12岁就出外做工，学了一点小小的手工技术，哪像你们文化人的知识有大用。”

当时，毛主席是部队里少有的文化人，平时很受大家的欢迎和重视，朱其升也从心里尊重他。

说着，他走过来顺手搭上毛主席的肩，毫不吝啬对毛主席的夸奖：“你通晓古今，读书又多，将来一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突然被每天朝夕相处的兄弟夸奖，毛主席还真有些不习惯，不无幽默地抱了抱拳头，向他拱拱手道：“不敢当，不敢当，我将来做了大官，一定不会忘记你们这些难兄难弟。古话说，苟富贵，勿相忘嘛！”

毛主席进军营的时候正好是初冬时分，当时天气已经有些冷了，但部队还没有给新兵发放衣服和被褥，朱其升担心他冷，就从包里翻出一件厚衣服，硬给他套上。

夜里，宿舍又湿又冷，如果没有棉被，在这样冷的晚上睡觉非冻坏不可。于是，朱其升硬拉着毛主席到他床上睡，两个人盖一床被子。半夜，毛主席一个转身，被子掉了一半，朱其升就给他重新盖好。

部队每隔一段时间改善一次伙食，朱其升了解了毛主席的饮食喜好后，知道他最爱吃的一道菜是红烧肉，每次有红烧肉，朱其升会特意吃得少一点，把自己碗里的拨给毛主席。

很快进入了深冬时节，天气越来越冷，接连下了好几场雪，部队的训练被迫停止。士兵们每天只能待在宿舍里，没有事情可以做，非常无聊，便提出让毛主席教他们读书识字，一来可以学到东西，二来可以打发时间。于是，毛主席当起了老师，每天给同宿舍的朱其升等人“上课”。

朱其升只上过3年小学，后来就没有再读书了，认识的字有限，由于很多年没有写过字，连笔都拿不稳，写出来的字歪七扭八。毛主席就握着他的手，一笔一划地教他写字。

通过毛主席的精心传授，朱其升认识了很多字，多少能看懂一些东西了，这一段时间的学习对他后来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建国后，朱其升曾对别人说：“我之所以现在能记账、写字、做生意、办工厂，多亏毛润之的帮助。”

在外面行军的时候，毛主席累了，朱其升就讲义气地把他的背包接过来，背在自己身上，推着他走路，给他打气。

晚上宿营的时候，毛主席和朱其升常常促膝长谈，毛主席把他对民族、国家、政治体制的思考分享给朱其升。

谈论这些话题时，毛主席那双深邃的眼睛散发着智慧的光芒，他时而低沉悲愤，时而滔滔不绝，深深地把朱其升吸引住了。

这种时刻、这种场景，是朱其升前二十年的人生中很少体会过的，也无疑是他人生中最为特别的经历之一。

在湖南新军，毛主席和朱其升情同手足，他们之间有一种兄弟情谊，甚至有一种生死交情。

1911年12月末的一天，上级指示步兵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从驻地出发，向东推进。这次行军，要翻过重重山岭，走起来非常艰难，更增加了几分危险。由于日夜兼程，毛主席累得筋疲力尽，只想倒在地上，好好地休息一下。

朱其升怕他被队伍甩下，坚持拉着他的胳膊，拽着他往前走。那时候，朱其升自己也已经累垮了。毛主席知道这一点，告诉朱其升不用管他，先追部队去。但朱其升怎么都不肯扔下毛主席，动情地说：“这么大的雨，这黑的夜，丢下你一个人在这孤山野凹我放心不下。我一定要陪伴着你，生也在一起，死也在一起。”

最终，在这次艰难的行军中，毛主席和朱其升都安然无恙。

1912年4月，步兵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散伙，毛主席为期几个月的军营生活就此结束。他和朱其升互相告别，走上了各自的人生轨道，没有了对方一丁点消息。

毛主席和朱其升虽然相处的时间不算长，但他们共同经历过风雨，那段难忘的记忆一直伴随着他们。

时光匆匆，岁月如梭，不知不觉几十年过去了。

1950年的春天，对全国人民来说都是一个特别的春天，因为这是1949年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个春天。

在这个春天里，湖北省大冶县的老百姓怀揣着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不约而同地跑到商店里买毛主席像，回去后挂在家里，以表达对毛主席的爱戴。

这一年，曾经那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朱其升已经是59岁的年纪。自从离开了革命军，他就回到老家娶妻生子，现在在一家铁匠铺里当铁匠。

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由于身处危机四伏、风云变幻的战乱年代，朱其升不敢被人知道他曾经在革命军里当过兵，没有把这件事对别人透露过一个字，甚至对妻子、子女都守口如瓶，那段过往一直秘密地埋藏在他心里。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天地换了人间，朱其升才感到了彻彻底底的安全，才不再对那段过往讳莫如深。

一天一大早，朱其升像往常一样到铁匠铺干活，经过一个用茅草盖成的棚子时，他看到里面挂着毛主席像，便走到近前看个仔细。

看清相片上人的脸后，朱其升全身一震，不由得脱口而出：“这相好面熟呀，是他吗？！”

说完，他使劲揉了揉眼睛，似乎想再看清楚一些，眼睛落在了相片上的人嘴边的那颗痣上，嘴里不住地感叹：“是他！真像！特别是下巴上的那颗大痣。”

目不转睛地盯着那颗极具辨识度的痣，朱其升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难道是我的润之弟？做了这大的官？”

看到相片旁边还挂着一副对联，朱其升一字一顿地念出对联上的字：“泽润民生功垂宇宙、东方红日普照五洲。”

对联上的“润”、让朱其升联想到毛主席的字就是毛润之，心里更加确定毛主席就是他的“润之弟”。

国家领袖竟然是自己曾经朝夕相处的兄弟，这件事带给朱其升的“冲击”实在是太大了，让他久久不能平静。

朱其升一整天都在想这件事，干活也干不到心里，傍晚一回到家，连忙把他的猜测向妻子一吐为快。

妻子郭兰英得知丈夫曾经参加过革命军，就已经震惊不已，又听丈夫说他和毛主席曾经是兄弟，就更加震惊了，沉默了很久才消化掉这个消息。

很快，朱其升认识毛主席的事情就传到了同村老乡的耳朵里，后来越传越远，整个大冶县的老百姓都听说了这件事。大家觉得震惊之余，纷纷建议朱其升给毛主席写信，重续从前的友谊。

事实上，朱其升也很想与毛主席联系，毕竟他们过去共同经历过一段短暂但难忘的当兵岁月，如果还能够坐在一起叙叙旧，那该有多高兴了。

于是，朱其升鼓起十二万分的勇气，怀着忐忑的心情，给毛主席写了几封信，但信寄出去后犹如石沉大海，一直没有回音。

虽然没有得到毛主席的回复，使很多人开始怀疑朱其升的话。但在大冶县这样一个尺寸之地，人们可以谈论的东西很少，朱其升认识毛主席这样一件有些神乎其神的事情仍然在人们的口中传来传去。

时间来到1952年。

1952年7月，朱其升和老乡何凤翔在街边乘凉，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不知道怎么就说起了解放前的事情。

朱其升满怀温情地回忆起1911年他和毛主席一起在湖南新军当兵的事情，说起那段往事时，他的心潮起伏不已。

何凤翔对他的话半信半疑，定定地看着他，似乎想确认这件被传得沸沸扬扬的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试探地问道：“你真的和毛主席有交情？”

朱其升看着何凤翔的眼睛，十分认真地对他说：“我真与他同床共被，情同手足。”

看着朱其升一脸正气的模样，何凤翔相信了他的话，并给他出主意：

如果真的，我介绍一个人，你去找她，她会想办法使你和毛主席联系上的。我们业余夜校，有一个叫孟淑纯的女教师。她与我们省的李先念书记是同乡、战友。她人很热心，我明天叫她找你谈，是会有办法的。

就这样，在李先念的帮助下，朱其升终于与毛主席取得了联系。

1952年9月，朱其升收到了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信是毛主席写的信。在信中，毛主席亲切地称呼朱其升“其升兄”。

看到这个称呼的那一刻，朱其升忍不住流下了热泪。他没想到40年过去了，世事已经发生了沧桑变化，毛主席却还记得他，还对他这么亲切。

朱其升无比感动地说：“我的润之弟做了这么大的官，还没有忘记我这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这只有共产党才能做得到，历朝历代的帝王是不能够做到的。”

1952年，朱其升收拾好行囊，出发去北京看望毛主席。抵达北京后，他逢人就问：“毛主席住在什么地方？”花了两天时间，他才知道毛主席的住址，兴高采烈地来到中南海。

在中南海门口，一名军官对朱其升进行了一番询问后，把他安顿了下来。

第二天，有关人员告诉朱其升：毛主席腾出时间见他了。于是，朱其升跟着他来到一座四合院里。

走进四合院，朱其升又激动又紧张。隔着四十年漫长岁月的重逢，让人又欣喜又不安。

没过多久，毛主席走了进来。看到毛主席缓缓走过来，朱其升心里的紧张更浓烈了，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看到毛主席身量还是那么高，眼神还是那么炯炯有神，朱其升在他身上找到了熟悉的感觉。

毛主席看出朱其升的紧张，大步走到他身边，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温和地说：“你怎么早不写信给我？！接到信后应该早些来嘛！我多么想见见旧时的朋友哇！”

毛主席亲切的话语，消弭了朱其升的紧张，也消弭了四十年的时间给他们带来的距离感，让他们找到了从前的熟悉感。

说完，毛主席把朱其升领到书房。朱其升看到书房里琳琅满目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说：“主席，您还是那样喜欢书！”

毛主席挥挥手，笑着说：“不要称主席，还是叫我润之，或叫毛泽东吧。”

40年前，朱其升就敬佩毛主席的学问，现在他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更浓了，感叹道：“润之，您真有板眼！国家主席给您当上了！”

毛主席被他的话逗得哈哈大笑：“不是我有板眼，是人民信任我，是同志们相信我，才选我当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

第一次的北京之行，朱其升在北京待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期间，他曾和毛主席一起回忆当兵的日子，一起重温军营中的真诚友谊，两个人感慨万千。

离开北京前，毛主席给了朱其升一笔钱，接济他的生活。回家后，朱其升用这笔钱办了一家雨伞厂，为当地的老百姓提供了就业机会，为新中国的建设出了一份力。

1954年夏天，朱其升第二次来到北京，向毛主席汇报了雨伞厂的经营情况。毛主席听后，十分欣慰。

朱其升离开北京前，毛主席动情地对他说：“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有困难，有要求，可随时告诉我，想办法给你们解决。我绝不当官做老爷，我不会不理睬你们的。”朱其升感动得泪流不止。

然而，这是朱其升最后一次到北京，也是他最后一次见毛主席。

1956年，朱其升因病去世，毛主席得知后悲痛不已。

通过毛主席和朱其升的交往，能够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毛主席为什么能够一直被人们铭记？

那是因为，毛主席既有一身惊世的智慧，但同时又是一个充满温情的人，他铭记着曾经同甘共苦的兄弟，铭记着一个个对他有恩的普通人，尽己所能地去帮助他们，他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国家领袖宽广的胸怀、博爱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