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假如你生在先秦时代，你手头上的这块土地属于国家，而非你个人所有，而你仅仅是奉命在这片土地上耕作而已，这便是井田制。

不过随着战国时期秦国实行了急剧的制度变革，尤其在土地问题上，历史的齿轮似乎发生了质的转变。

这样秦汉变法在这一领域究竟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这场改革又为何在打破旧制的同时，埋下了新的危机种子？

让我们回到历史的现场，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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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国时期，各国皆欲增强本国之战斗力，遂于内政方面行变革。而诸国之中，秦国所行之变法最为剧烈且成效显著。此大规模变革之领导者，即史上颇具争议之商鞅也。彼采断然之举，行一系列改革措置。其中对后世影响最深者之一，乃彻底废去绵延数百年之井田制也。

商鞅设立“开阡陌封疆”的土地制度，允许土地买卖，这可以说是土地私有化的起步。一统田界，开通疆域，意味着土地从国家手中回归民间，自耕农可以通过耕作和开发提高生产力。此举在当时无疑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甚至于让更多原本被土地限制的人得以实现“土地梦”。

《史记》记载：“商君行新法，秦始废井田。”此记示变之核亦以此改，秦能于诸国争中显迹，终为霸之“超级大国”。

不过商鞅的这项土地政策也为后来的土地问题埋下了隐患——土地的集中和兼并日益严重，尤其是大型地主开始出现，贫富差距愈发明显。

秦朝的迅速崛起离不开变法，而秦朝的迅速灭亡也因变法带来的社会矛盾。秦亡汉兴，刘邦上台后，吸取了秦朝土崩瓦解的经验教训。秦末农民起义在人们心中烙下深刻记忆，他们反对的是剥削和压迫，土地的过度集中绝非健康发展之路。为维护新朝政权稳固，缓解社会矛盾，汉文帝下令实施“限田令”。

该项政策清楚表明，各家各户实际拥有的土地面积，不可超过百亩；该政策目的在于严厉打击大地主，抑制土地兼并状况。从某层面来说，此类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安稳做出了积极奉献，与此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富悬殊问题，保证自耕农能够保住其根本生活权益。

不过限田令”的实施并不彻底，政府的力量时常无力将之落实到底。大型土地所有者们通过各种方式逃避政策限制，托名他人继续兼并土地，导致汉中后期土地兼并问题再次回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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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汉初的政策是一种调整，这样到了汉武帝时期，土地问题的处理则进入了新一波的激烈调整。

汉武帝这人很有野心，那时国家富强，物资丰富，教育也搞得不错；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了。

正如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汉朝史论》中所言：“土地兼并已经严重威胁社会财富的分配基础，以及国家对于基层政权的控制能力。”

汉武帝实施了一系列重要举措，其中包含颁布“推恩令”。该诏令规定，地方贵族在保证世袭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可以把土地的继承权在家族内部分割与管理。如此这般，便有效抑制了土地兼并过度扩张的趋势。随着这一法令的推行，汉中央政府更进一步掌控了地主势力，同时保障了中小地主和农民的权益，为汉朝中期的稳固奠定了坚如磐石的基础。

但是正如现代经济制度理论家诺格所指出的那样，所有针对土地制度的变革都有着长期效应。而汉武帝的政策，只能暂时减缓土地兼并的问题。随着时间推移，自耕农数量锐减，依附于世家大户的佃农数量急剧上升，国家财税损失严重，到东汉末年，土地问题成为魏晋南北朝长期混乱局面的直接原因之一。

秦汉土地变革方面的变法显示了制度变革的双向作用。一个制度在短期内可能带来力量的爆发增长，正如秦国迅速崛起一样；但同一个制度经过时间的推移，也可能产生基于不平等而带来的危机。

秦国商鞅搞开阡陌封疆，汉文帝定限田政策，汉武帝出推恩令，这些历史上的“土地法”每次都给社会带来巨大推动和影响。但有个核心问题一直存在，就是怎样平衡土地所有制，让生产力提高，又不让财富太集中。

回顾历史可知，土地制度的演变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土地不仅是生产资料，还是社会财富分配和国家稳定的关键要素。商鞅及汉武帝都觉得，改革能在维持国家稳定的前提下推动经济发展。但历史同时证明，政策能否被有效贯彻执行，以及后续调整能否做到及时得当，这二者直接影响着变革的成功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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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土地制度发生巨变，为后世留下诸多值得深思之经验与教训。尽管今人已不靠务农为生，但土地问题仍是众多社会问题关注之焦点。当今社会中存在之房地产问题、贫富差距等状况，皆与土地分配制度息息相关。

正如诺斯制度经济学指出的那样，制度变迁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此如何站在历史的肩膀上，在现代社会构建一个既符合当下生产力需求，又不失公平正义的土地制度，依然是我们不可忽视的当代命题。

司马迁，《史记》

班固，《汉书》

钱穆，《国史大纲》

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范文澜，《汉朝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