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世纪末，葡萄牙西班牙等欧洲航海家开启了人类历史上著名的“大航海时代”。这件事让欧洲在全球范围拓展，推动了资本主义进步，最后改变了世界局面。不过当欧洲的航船扬帆远航时，同样拥有强大船只和卓越航海技术的中国，却在这场全球性浪潮中“沉寂”了。这究竟是历史的偶然呢，还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自主选择呢？老伍今天就来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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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航海时代的开始与世界格局的改变提到“大航海时代”，我们常常会想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达·伽马打通从欧洲到印度的海上航线，麦哲伦完成环球航行。这一个个大胆的探索打破了旧有的边界，也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粮食作物、金银等资源从美洲流向欧洲，财富的大量积累造就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西方殖民势力迅速扩张，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甚至逐渐垄断了世界海上贸易。这不仅让欧洲人首次真正成为“世界历史的主角”，也促使全球贸易体系形成，进而推动了文化、思想的交汇与融合。
而与之同时发生的，正是中国明朝的“海禁政策”。自郑和七下西洋之后，中国竟然在“海上探索”上按下了“暂停键”。这让不少人反思，为什么处于鼎盛时期的明朝，错过了或放弃了参与这一全球大变革的机会？是一次历史性错误，还是深思熟虑的战略选择？
中国的选择：海禁与内向型发展说到“大航海时代”，那就得讲讲郑和。从1405年开始，他总共搞了差不多30年的下西洋行动，最远处都跑到东非沿海去了，经过了南洋、印度洋等地。根据历史资料的说法，郑和船队的规模那是相当大，有些历史学家直接说它是“前无古人”。根据历史资料显示，郑和宝船的最大体量能达到500英尺，甚至比同时期的欧洲船还大点儿。
这样既然明朝拥有如此强大的航海技术，为什么郑和突然停止了远洋航行？
明成祖朱棣驾崩之后，明朝的财政状况，逐渐趋向恶劣。郑和七次下西洋，固然巩固了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然久而久之，此类航海活动并未给明朝带来实质性之经济利益，反倒加剧了国库之紧张。这个时候，依附于宫廷的儒家士大夫阶层，更加重视农耕经济，轻视对外贸易和航海探索。海禁政策应运而生，禁止外国商船前来贸易，大量财富消耗在国防和西北边疆的农田水利上。明朝政府采取内向型“自给自足”发展模式，目的在于巩固内地，维护国家稳定。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是一个比较理性的选择。但从历史的结果来看，中国因此错失了与世界深度接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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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选择：财富与扩张的双重引擎与中国相比，十五世纪末的欧洲国家，情况迥异。当时的欧洲充满了动荡、争夺和竞争。不同于中国的自给自足，欧洲各国，特别是葡萄牙和西班牙，面临着对外扩张的紧迫需求。原因在于，欧亚大陆传统的丝绸之路因奥斯曼帝国的崛起而受阻，欧洲急需新的贸易路线，尤其是香料、黄金这种“硬通货”。在这种形势下，航海成为国家财富积累的关键路径了。
海权思想在欧洲盛行，葡萄牙和西班牙等海洋强国通过航海为自身开辟了巨大的财富来源。葡萄牙通过非洲西海岸抵达印度，西班牙则借助哥伦布的探险打开了通往美洲的门。殖民与贸易的联系逐渐加深，马尼拉-阿卡普尔科的跨太平洋航线，以及大西洋的金银船队，成为了全球交流的纽带。
欧洲的选择，虽然带着冲动和冒险，但却恰似其时所需。而相较于明朝的保守策略，欧洲的“冒险精神”显得更加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需求。
错失的机遇还是一种慎重的选择？有人觉得，如果明朝不停下郑和的航行，中国会不会顺着“海上丝绸之路”踏上全球扩张的路呢？这答案或许不好说吧。
首先明朝时期的中国政治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与欧洲殖民列强的情况截然不同。如历史学家黄仁宇所指出，中国传统的政治中心型体制更侧重于国内秩序及稳定。在中国历史上，领土的扩充主要依靠陆地方面的政治与军事举措，而非如欧洲那般通过对外扩张领土及掠夺资源以维系霸权地位。加之儒家“贵农抑商”的理念根深蒂固，航海探索并未成为国家发展的主流策略。
而且中国一直自称为天朝上国，有着一定的文化优越感，觉得周边的蛮荒地区不用担心，整个世界都以自己为中心，所以对远洋探索没什么兴趣，也没啥需求。相较之下，欧洲处于多个国家相互竞争、资源匮乏的环境中，这就让他们不得不对外扩张。
所以郑和下西洋的使命实质上是维护朝贡体系，而非开拓新的商业区域或攫取财富。即便不实施海禁政策，中国是否会主动开展类似于西欧那般的大规模殖民活动，也值得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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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这样回到今天，中国是否错失了那个“成为帝国霸主”的机会？老伍认为，历史没有“如果”但有启示。大航海时代的故事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几点反思：
①技术先进不一定能产生全球性影响，庞大的舰队也未能让明朝实现全球统治，战略选择和制度环境通常更为关键。
②全球化与内向发展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各有其成败之道。今天的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深度与广度，反映了一种主动融入世界的选择，而非像明朝那样的“闭关锁国”。
③对外开放与合作是现代发展的必经之路。倘若历史重演，落单的国家将更难适应充满竞争的全球环境。
在新的历史时期，全球化浪潮已深深影响着各个国家，我们今日之抉择或可决定未来走向。就现代中国而言，重视对外合作，主动融入全球，也许正是当前最合适之战略途径。
本文参考文献：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1982。
郑晓云，《大航海时代与中西方的比较》，《历史视野》，2011。
约翰·朔伊，《大航海时代的经济全球化》，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
以上为老伍个人看法，欢迎讨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