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中国银行在进行内部审计时，工作人员发现了一笔“奇怪”的存款。之所以说它奇怪，主要是因为这笔存款的周期很长，以及存款人的身份特殊。

这笔钱是在1967年7月存入的，距离当时已经过去整整30年了，存款总额为1.2万英镑。按照当时的汇率，加上这30年来的利息收入，这笔钱在当年价值46.7万元，这在当年无疑是一笔巨款。

然而，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笔钱竟然是以周总理的名义存的。要知道，当时周总理每月的工资也不过400多元，即便是加上邓大姐的工资，每月的收入也不到800元。

既然如此，周总理名下的这1.2万英镑究竟从何而来呢？

此事还得从一个名叫刘道蕊的女孩说起。

这个‘刘道蕊’原名叫多利，英国伦敦人，抗战时期曾在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工作。

众所周知，从上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初，作为政府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中国银行先后在伦敦、新加坡、纽约等国际金融中心设立了分行，而作为当时中行三大海外机构之一的中行伦敦分行，不仅要负责英国本土的业务，同时还管辖着整个欧洲与非洲大陆的银行业务，其影响力之大可见一斑。

能进入到这样一个国际商业银行上班，多利自然也是十分的开心。然而，也正是在分行工作期间，多利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海员的堕落和官员的腐败，为此，她曾多次好言相劝，让海员们把工资存起来寄回国内，并在职权范围内给他们减免手续费。她的真诚和善良，受到了海员们的一致好评。

多利在工作上也非常地认真，而且为人非常有正义感、有原则，在1944年的一次抗战募捐上，她因不满负责管理中国政府募捐的官员们盗取捐款、中饱私囊，于是便索性将募捐箱放到了柜台底下，结果引起了募捐官员的强烈不满。

募捐官员以“私藏政府募捐箱”为由，要求银行经理将多利给开除。尽管经理深知多利是被冤枉的，但迫于对方的淫威，他只能表示同意。

然而，就在多利以为自己将就此离开分行的时候，一位名叫‘刘本昆’的年轻员工勇敢地站了出来，力挺多利。最后，在刘本昆的帮助下，多利被分行留了下来。谁能想到，此次机缘巧合，竟意外造就了一段跨国情缘。

1949年，刘本昆与多利正式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多利还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刘道蕊。然而，就在两人刚结婚不久后，分行便发生了一件大事。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新中国政府接管了中国银行。

在此百废待兴之际，新中国政府为了稳定金融市场，保护国家财产，在周总理的亲自主持下，成立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并电告海外各分行：冻结资产，等待接收。

然而，伦敦分行的经理不但拒绝接受中行总管理处的领导，甚至还准备把中行在欧洲储存的大量外汇转移到台湾。

在此危急关头，刘本昆等5名员工决定发动起义，坚决保护国家财产。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国家财产终于得以保存，事后，刘本昆被中行总行任命为襄理。

事实上，刘本昆一直以来都想回到国内工作，但由于各种原因，他的这一愿望始终未能实现。当然，他的妻子多利也很清楚，那时中国的条件远不如英国，但既然已经嫁给了刘本昆，就要尊重丈夫的选择。

于是，为了能和丈夫一起回国，多利做了一个勇敢的决定：放弃英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

1967年年初，刘本昆夫妻终于被批准回国工作。

在收到回国通知后，夫妻俩异常兴奋，归心似箭的二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变卖完所有的家产，但由于时间太过仓促，因此很多都是半送半卖，但即便如此，两人也丝毫不觉得可惜，因为相比于能回到祖国来说，这些都不重要了。

然而，夫妻俩回国后不久，又做了一件大事——捐款！

1967年6月，刚回国没多久的刘本昆夫妇决定将自己1.2万英镑的积蓄全部捐给国家，用于社会主义建设。

但由于不知道该通过谁将这笔钱捐给国家才稳妥可靠，于是便索性将这笔钱寄给了周总理，夫妻俩还在信中写道：“万不得已，我们才将此事交您处理，因为我们相信您。”

尽管这是夫妻俩爱国的表现，但这毕竟是个人存款，国家不能收。因此，周总理在收到信件后，当即便作出批示：“个人存款，国家不能收。要尽快查到捐款人，将钱退回去。”

然而，由于当时正处于特殊历史时期，所以这件事并没有落实到位。最后，这笔钱被工作人员以周总理的名义存进了中国银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笔钱竟然存了整整30年。

很快，中行便根据上级命令，找到了捐款的刘本昆夫妇，并表示要把钱给退回去，结果不出所料，刘本昆夫妇当即就给拒绝了。

事实上，当时刘本昆夫妇并不富裕，加上两位老人身体又不好，花钱的地方很多，所以如果这笔钱能够退回来的话，对他们的帮助无疑是很大的。但不管工作人员怎么说，夫妻俩就是坚决不收回这笔钱。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刘道蕊（多利）老人提议：以丈夫刘本昆的名义建立一个基金会，用来表彰银行的优秀员工。在基金会成立的当年，就有8名优秀员工获得奖励。从这之后，刘本昆基金会便成了银行文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