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一生矢志不渝，将党和人民置于心头，屡言功不唯我。
在新民主主义火热岁月里，陈云为国独立，民族解放，挥汗如雨，成为共和国筚路蓝缕的元勋之一。
及至社会主义烽火连天，他又着力于国计民生，筹划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构筑独立完备的工业与经济体系，其功绩显赫，足称探路先锋。
1962年，一向稳健的陈云向主席提出分田到户。
分田到户非包产，也非单干，乃出于多方考量，却遭毛主席严词驳斥。
陈云打脸！毛主席不认同分田到户，竟然这样回击他！
分田到户，体制调整
陈云，一生秉公无私，始终不以个人之得失为重，置党和民众之利益于心间。
他于关键之际敢于直言，宁可守默，绝不曲意逢迎。
陈云常强调：党的纪律须铭记于心，言行一致，心口如一，此乃真正的党性表现。
陈云其人虽然诚恳，但行事有时不免于主席之批驳。
如在分田到户一事，毛主席曾明言：“陈云的意见是错误的，但他有组织观念，守纪律，是向中央常委陈述的，没有对外宣传。”
此便是共产党人按章办事、遵规矩之典范。
建国后，陈云掌国家财经大权，提出诸多治国理政之良策。
尽管在政治风波中时有冷遇，他对国家经济命脉依旧关怀备至。
特别是在五58至60年间，我国经济受挫，农工业双受损害，他针对实际情况，细致研究后。
1962年7月6日，向毛主席提出“分田到户”之建议，以图振兴农业，激发农民生产之积极性。
7月6日当天，正是午后时分，陈云以急切之心，挥笔致信归自外地视察的毛主席。
信中写道：“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次，估计一小时够了。”
时针指向下午四点，陈云便步入主席书房，提出重新分田到户以激发农民生产热情，期盼以此恢复农业生产。
初时，毛主席静静聆听而未多言。
到了翌日清晨，风云突变，毛主席面露严色，痛斥其主张为“分田单干”，此乃瓦解农村集体经济，甚至质疑其为中国式修正主义之行径。
陈云之主张，出自对现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之深刻反思。
他意图将土地重新分配至农户，期以此转变集体经济为个体经济，克服集体生产中“大锅饭”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激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产量复苏。
这一策略，源于他前年对家乡实地调研的深刻见解。
陈云回乡考察时，他观察了当地的人民公社及十处养猪场的运作。
在集体养猪场，无论什么大猪小猪，公猪母猪，病猪没有病的猪，猪食均一概而论，都是一样地倒进去。
随后在三个队试行开放策略，允农户带猪回家私养。
再访时，私养的猪圈却是另一番景象。
那些个人喂养的猪圈，搞得干干净净，洁净有序，猪吃的东西都摆在旁边。
此一观察，更坚定了他推行分田到户的决心，。
陈云提出的观点并非彻底倒退至单干旧轨，而是在集体前提下，探索适合当下国情的新路。
为何提出分田到户？
陈云面对国内农业的沉疴提出的分田到户，有多方面考虑。
其首要目的在于激发农民生产之积极性，借以恢复及推进农业生产，进而改善提升农民生计。
三年困难时期，我国农业生产遭受重创，粮食产量急剧下降，自1959年起粮食产量一路跌至1951年水平，使得城乡居民饱受饥饿之苦，国民经济面临前所未有之困境。
安徽等地尝试包产到户，于集体经济框架内实行部分责任制，旨在恢复生产，成效初显。
陈云对此持肯定态度，视其为“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策”，并声称“必须依靠广大农民尽快恢复生产”。
然而，陈云内心深处仍觉包产到户措施尚显不足，遂提出更为彻底的分田到户，意图使农民对土地有更完全的责任与控制权，从而更有效地激发其劳作热情。
他甚至让姚依林为此算过一笔账，试图预测分田后农业生产潜能与国家粮食储备可能的增长。
在陈云看来，此议不仅是经济策略，更关系到党的形象与民心所向。
有同志曾劝其不必急于向毛主席提出此建议，以免草率行事。
但陈云认为，自己身为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者，对党对人民负有深重责任。
这件事的提出与否，改变与否，直接影响党的声誉及民众的信任。
既已明确方向，且觅得良策，岂能因循守旧，错失良机？
凭此信念，陈云毅然向毛主席推荐了分田到户的方案。
当年，陈云提出分田到户之议，得到多数中央常委之同意。
在直抒己见于毛主席之前，他先与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一一交流看法，历经层层商议，最终决定亲自向毛主席明言。
陈云心中存有一线希望，认为毛主席为人实事求是，对新意见总持开放态度，故此心怀信心。
历来多次，陈云向主席提议，其中的一些主张似乎很有争议，毛主席终是一一采纳，从而坚定了陈云此次提议的勇气。
回溯1953年，随国内大规模工业化推进，粮食供需矛盾愈发凸显。
面对日益严峻的粮食短缺，陈云细致评估各种解决策略后，提出“统购统销”制度，此为后来广为人知的粮食管理之策。
1953年十月一日夜，在天安门城楼的会见厅，陈云将此方案汇报给毛主席，得到了主席的首肯。
到了1960年，粮食危机仍未缓解，各地浮肿病频发，陈云痛感于心，提出应急措施——进口粮食。
此议一出，引发议论，毕竟主张从国外，尤其是从西方主要粮食出口国美国进口，不免有人疑虑此举是否妥当，甚至有“修正主义”之嫌。
然而，1960年12月30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开支持此方案。
1961年，陈云于庐山会议上进一步建议，经由法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毛主席亦给予允许。
除此之外，在那个年代，全民投身于炼钢大业，钢铁产量的极端指标高得惊人，严重扭曲了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
陈云作为当时负责研究确定1959年钢铁指标的重要人物，感受到了由此带来的重压，于是下定决心将过高的产量目标调降，试图恢复经济的均衡。
1959年，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最初设定的钢产量指标介于2700万至3000万吨之间，经过激烈讨论，这一数字被调整至1800万吨。
但在陈云看来，这一调整仍显不足，仍未能真正反映出国民经济的实际需求。
于是，在1959年1月18日的清晨，陈云直接向毛主席提出疑问：“1800万吨好钢是不是能够完成？恐怕有点问题。”
在当时那种对钢铁生产几乎有着盲目热情、已经上升至政治高度的氛围中，陈云的这番直言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
这种勇敢在后来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
毛主席回忆起与陈云的这次对话时，评价他：“他这个人是很勇敢的，犯错误也勇敢，坚持真理也勇敢。我听了这个话，我就说，那拉倒。”
“甚至于这个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我还得观察。”
经过深入的比较研究和各方面的权衡，陈云最终提出了更为务实的钢材可靠指标900万吨，并建议将钢的生产指标拟定为1300万吨。
这一建议经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审议后，被正式接受，标志着一次历史性的调整。
1959年的钢材生产指标被正式调整为900万吨，钢的产量也相应调整至1300万吨。
这一系列事件极大地增强了陈云的自信，使他坚信毛主席为人实事求是，可能会接受他关于分田到户的建议。
陈云认为，只要理由充分，毛主席绝不会拒绝一个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提案。
这种信心是基于陈云对当前政策局限的深刻理解，以及他对毛主席领导风格的体会。
实事求是，不断变革
陈云在对国家农业与民生深感责任之际，向毛主席提出了分田到户的建议，这其中确实有所欠缺。
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的提议是站在党和人民的利益高度，从组织角度考量，毫无过失。
毛主席向来以实事求是著称，坚定不移地推进农业集体化，视之为解决农民共同富裕问题的根本途径。
他曾警示，实行单干可能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不需两年，一年之内便可见分化”。
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关键期，为激发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毛主席曾指导中共中央三次修订“农业60条”，逐步将农业核算单位从人民公社调整至生产大队，再至生产队。
此举正体现了毛主席在实际工作中纠正“左”倾错误的决心。
而且，毛主席对陈云提出来建议的态度并非是全盘反对的。
1963年，毛主席提到曾有高级干部与陈云就三大平衡问题展开激烈辩论，他后来承认陈云的观点是正确的。
在其他常委纷纷为学习雷锋题词时，陈云最后一位加笔，毛主席对此表示赞赏，并希望陈云若身体允许，能参加当年的国庆活动。
到了1964年，当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向毛主席汇报工业建设方针时，毛主席忆及“大跃进”期间，众人头脑发热而陈云坚持压低过高的指标，他表示对陈云的怀念，并强调由于高指标和浮夸风所带来的教训“永远不能忘，永远不能再干”。
当年安徽及各地积极试水的实践，尤其是随后以大包干为核心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了破解集体经济桎梏的一剂良方。
这种制度，与其说是创新，不如说是对当时国情的一种顺应，比起分田到户的提议，包产到户更切合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和农业发展的实际需要。
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范围内广泛推广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更是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蓬勃发展。
如果陈云在与毛主席的那次重要对话中，提出的是包产到户而非分田到户，或许，那时的政策转向会更加顺畅，争议也会相对减少。
这一假设虽然无法验证，却在无形中给人留下了无尽的遐想。
陈云后来在1982年11月22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感慨：“现在搞的责任制大大超过了我那时的意见。”
这番话中，不难看出他对当时决策的前瞻性和深远影响。
改革开放后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土地仍归集体所有，但管理模式已经实现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这与陈云当年的分田到户有着本质的区别。
这种制度的实施，是对陈云早期设想的超越，也是对整个国家农业政策的一次深刻变革。
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亦需不断进行调整和优化，以适应新的经济发展需求。
每一次制度的改革和发展，都是在这一连串探索与实践中，逐步推进与完善的。
陈云的提议和后续的政策实施，都是这一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篇章，每一步的变革都铭刻着时代的印记，揭示着改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还是验证了那句老话，道路是曲折的，过程是艰难的，但未来是光明的。
参考资料：
陈云1962年提出分田到户探因张金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