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一对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革命挚友。有人说，“如果毛主席是新中国的设计师，那么周总理便是一砖一瓦将这些设计变为现实的建筑师。”
一再“错过”的相识
毛泽东和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青年才俊，本该是很早就相遇的，但可能是好事多磨，他们的相遇一再“错过”。
1921年，毛泽东是参加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之一，1923年，他被选为中央局秘书；这时候，周恩来还在千里之外的法国留学。
1924年9月，周恩来回国，被调到广州工作，然而，毛泽东已经在今年2月被调往上海。
1925年1月，周恩来来到上海参加中共四大，可惜的是，毛泽东因为身体不适，请假回到湖南老家休养。
1925年9月，毛泽东去到广州，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刚好开始了第二次东征，在潮汕一带开展革命工作。
直到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两个人才第一次知道对方的长相，过去，他们一直都是从各种人的嘴里听说对方的名字。
不过，因为两个人是在国民党的代表大会上见到的，而且他们从事着不一样的工作，因此，并未有太多的交谈，更别提有什么深入交往了。
真正开始有联系，是两个月后，蒋介石发动了中山舰事件，突然对共产党发起袭击。
其实，对于此次事件，周恩来早有预料。3月17日这一天，周恩来奉命回到广州，见到了蒋介石，这一天的蒋介石神色异常，让周恩来感觉非常奇怪。
于是，他去调查了蒋介石近期的行程，发现他和国民党右派交往甚密。周恩来的“雷达”立刻嗡嗡作响，他赶紧将此事反映给张太雷，然而，时任苏联顾问团代理团长的季山嘉并未对此事加以重视。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也迅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当天晚上，他急匆匆地赶到季山嘉的住所，建议立即讨蒋，削其兵权，可惜遭到拒绝。
毛泽东心急如焚，又去到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中，一进门，毛泽东看见了周恩来，大家交流了彼此的想法和主张，毛泽东和周恩来想法一致。
聊得越多，两个人越是感觉志同道合，惺惺相惜，慢慢地，他们的交往日益密切起来。
不过，说起两人的第一次合作，那应该算是漳州战役。1931年12月，周恩来从上海来到瑞金，这时候，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中共中央任命的苏区当家人。
尽管中央苏区是毛泽东历经艰难险阻一手创办的，但是在周恩来到达瑞金后，他便心甘情愿辅佐周恩来开展工作。
1932年1月，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要求夺取中心城市，同时，还在电报上将要占领的中心城市标注了出来，
“红军应该攻打江西的中心城市，就算不能打下南昌，至少也要是抚州、赣州、吉安当中选一个。”
随后，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会议，多次讨论，大多数人认为应该攻打赣州。可毛泽东有截然不同的想法，
“赣州是闽粤两省的咽喉，是敌军必守的地方，而且它三面环水，城墙高筑，易守不易攻。两年前红四军曾围攻过赣州，没有结果，只能撤攻，现在，赣州到处都是国民党的重兵，以红军现有的装备和技术，是很难攻破的。”
毛泽东的想法不无道理，可是却与中共的指示精神不太相符，最后，只能少数服从多数，出兵赣州。
会后不久，毛泽东因病去到瑞金城郊的一所古庙中休养，3月上旬，项英突然赶来这里，告诉毛泽东一个消息：赣州前线失利，中革军委急电要求毛泽东速回前线参加决策。
毛泽东顾不上自己的身体，冒雨骑马赶回瑞金，他打电话给前线指挥部，大胆启用了预备队红五军团，解决了红三军团被围的窘困局面。
随后，他又赶去前线指挥部直接参与指挥，虽然最终红军脱出险境，但是损失伤亡之大，令人痛心。
随后，苏区中央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之后的行动方向，这一次，他们依旧认为红军应该要夹赣江而下，向北发展，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或是比较大的城市。
毛泽东觉得，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就设置在南昌，向北发展的空间太小；至于向西发展，有赣江阻隔，也不太可能；向南的话，南边有广东军阀，想要发展比较困难。
因此，还是向东发展才是最优选择。东边不仅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而且福建除了张贞的国民党第49师是正规军外，其他都是地方保安部队，战斗力比较弱。
有了初步设想后，毛泽东又去做了调查和研究，之后，他向周恩来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直下漳州。
对于这个意见，很多人是有顾虑的，漳州是福建的大城市，需要远离根据地作战，如果攻不下来，中央根据地可能不保。
对于大家的疑虑，毛泽东也做出解释，“漳州地势平坦，没有城墙，易攻难守，张贞和其他地方部队加起来也只有一万人，孤立无援，若是打，是很有把握的。”
周恩来听完毛泽东的设想，表示支持毛泽东，随后，他率部去到长汀做了后方供应和组织方面的工作。
果不其然，红军进攻漳州是非常顺利的，仅仅两天，漳州便拿下来了，除了缴获大量的战利品外，红军还在漳州筹集了100多万的款项，动员了1000多人参加红军。
令毛泽东赞不绝口的八一南昌起义
从这以后，两个人有了更多的合作，他们的私人感情也变得越来越好。1961年夏天，中共中央在庐山开会，恰逢八一建军节，庐山人民剧院便举行了晚会，庆祝八一南昌起义34周年。
演出当晚，毛泽东早早来到了剧场，刚下车，他就询问剧院门口的门卫，“小同志，周总理来了没有？”
门卫回答，“主席，周总理来了，但还没进去，在外面散步呢。”
毛泽东一听，就知道周恩来是见他没来，所以在外面等自己，于是，他搬了个小板凳，坐在门口等着周恩来散步过来。
门卫不明白毛泽东为什么坐在门口不进去，便说，“主席，您怎么不进剧场里面啊，山上夜晚天气很凉的。”
毛泽东笑着说，“没事，总理还没来，我等等他。”这时，门卫才知道，毛泽东不肯进去是为了等周恩来。
毛泽东坐在小板凳上，抬头看了看门卫小战士，开始跟他闲聊，“小同志，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知道！八一建军节！”
“那你知道八一南昌起义是谁领导的吗？”
“这......”门卫有点尴尬，因为在平时的宣传中，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很少被提起，所以他们也不知道。
毛泽东看了看大家不知所措的样子，哈哈大笑，“就是周总理啊！”
实际上，这种“忽略”，恰恰是周恩来本人的手笔，建国后，作为南昌起义领导人的周恩来就一直在刻意淡化自己在南昌起义中的作用。
周恩来参与创作的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重点突出的就是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至于自己领导的南昌起义，只是用一句画外音做了概括，而且，完全没有提到自己的名字。
虽然周恩来自己非常低调谦虚，但是毛泽东可是非常重视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曾经，有人提出，要把秋收起义作为我军建军节的时候，毛泽东直接斥责道，“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怎么能混为一谈！”
看到大家恍然大悟的表情，毛泽东接着宣传起来，
“南昌起义很了不起的，向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奠定了人民军队的基础，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领导南昌起义的周总理和其他战士们，都是革命的功臣，我们应该牢记他们的贡献，为他们感到自豪！”
正说着，周恩来来到了剧场门口，看见了坐在小板凳上和门卫聊天的毛泽东。毛泽东看见周恩来朝这边走过来，这才站起身，和周恩来一起进入剧场。
有关南昌起义，毛泽东的赞扬是一点不为过的，它所包含的历史意义确实是毋庸置疑的。
1927年3月，蒋介石在南京令立中央，4月开始，他便在南京等地大量逮捕处决共产党人，发动412政变。
7月中旬，共产国际要求中共抓武装斗争的指示到达：初步决定发动南昌起义，并指示周恩来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者。
早在7月初，周恩来就已经和贺龙有所接触了，他专程去到武昌，和贺龙见了面。
贺龙对周恩来说，“我一直追求能够让工农大众过上好日子的政党，最后，我认为共产党是最好的，因此，我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只要共产党相信我，我就别无所求了。”
然后，周恩来跟贺龙分析了当前形势，以及共产党对政局的看法和主张，贺龙听得豁然开朗。
此后，武汉的形势越来越复杂，作为二十军的军长，贺龙率部队离开武汉前，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共产党人的措施：
他在武汉所有的革命团体门前都挂上了二十军的旗帜，并派了人把守，防止反动派抓捕共产党员；还将各地遭受迫害逃到武汉来的共产党员保护起来；19日，他派船送朱德离开武汉去了九江。
28日，周恩来来到二十军军部看望贺龙，一见面，周恩来便开门见山地说，“我这次来，不是礼节性拜访，而是来找你商量起义计划的，我们马上就谈，行吗？”
贺龙连连点头，“好，我洗耳恭听。”
“只是洗耳恭听可是不够的，你是大将军，怎么能光动耳朵呢，还得动手、动枪、动炮呢。”
周恩来开完玩笑，便跟贺龙说了南昌起义的基本计划，说完后，还问了贺龙的意见。
贺龙说自己没意见，全听共产党指挥，周恩来笑了，“好，共产党对你下达的第一命令，就是委任你为起义军总指挥！”
贺龙一怔，站起身，讷讷地说道，“我......我还没入党呢.......”
周恩来看着贺龙的眼睛，“你刚刚还说要听共产党指挥，怎么第一个命令就不听啊？”
贺龙没法推拒了，他有些激动地说，“好，我服从。”
31日下午，周恩来和贺龙等人拟定了起义计划和决定，在起义部队中，贺龙领导的二十军占了总兵力的一半。
晚上，贺龙下令部队进入战斗状态，不料，二十军一个姓赵的副营长跑去敌人的指挥部告密，贺龙知道后，赶紧汇报给周恩来，两个人商量后，决定提前两小时起义。
8月1日凌晨，南昌起义正式打响了第一枪，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国民党军3000余人，缴枪5000多支，子弹70多万发，并于拂晓占领了南昌城。
落幕的时代
1972年5月，毛泽东收到了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报告中说，周恩来被确诊为膀胱癌。
关于后续的治疗方案，毛泽东很难抉择，那个年代，治疗癌症的主要方式是手术切除，但是因为之前发生了两件医疗事故，导致毛泽东不得不谨慎起来。
1971年1月，陈毅因结肠癌入院手术，术后不到半年便复发了，1972年1月，陈毅不治身亡；1970年，谢富治因患胃癌入院手术，1972年3月医治无效身亡。
这两位党内重量级人物的先后逝世，让毛泽东对于手术治疗癌症的效果产生了极大怀疑，而且周恩来已经74岁了，是不是能够承受住开刀的风险，不得而知。
慎重考虑后，毛泽东提议，暂时通过中医中药的方式控制病情，同时，毛泽东也下达命令，要求尽快找到合适的办法治愈周恩来的膀胱癌。
经过反复检查和分析后，中央最终决定用“电烧”的方式治疗，手术由著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主持。
手术结束后还不到半小时，毛泽东的电话就打过去了，除了询问手术情况，也对吴阶平等专家组成员表示感谢。
后来，周恩来每出一次病情报告，毛泽东都要在第一时间审阅。那个时候，毛泽东自己的身体状况也不好，3个月前，他刚刚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休克。
周恩来得知此事赶过去的时候，双腿无力，几乎下不了车，好在抢救及时，毛泽东才从鬼门关转了回来。
而且，他还患上了白内障，看不清病情报告，毛泽东就让工作人员念给他听，周恩来每天失血的数字，还有接受手术的次数等，毛泽东记得一清二楚。
若是病情报告上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总是焦急地催促秘书，让他“快去办！”
不止毛泽东时刻惦记周恩来的病情，周恩来也放心不下毛泽东的身体情况。1973年，毛泽东视力急剧下降，几乎到了失明的地步。
他无法忍受摄影灯在自己眼前闪来闪去，即便是几分钟，也会令他晕眩。对此，周恩来专门指导专家给毛泽东进行了会诊。
同时，还对摄影记者拍摄的时长做了限制，3分钟时间，时间一到立刻关灯，生怕毛泽东感觉不舒服。
他还把自己戴了很久的眼镜送给了毛泽东，“这幅眼镜是我戴了多年，比较合适的一副，先将它送给主席试戴，如果不合适，告诉我，我给主席重配。”
1975年8月，毛泽东接受了白内障摘除手术，这并不算大手术，但周恩来还是拖着病重的身子来到手术现场，为了不干扰手术，周恩来只是等在手术室外，手术顺利完成后，周恩来才放心离开。
一进入1976年，周恩来的身体便撑不住了，更多的时间，他是处于昏迷之中的，偶尔醒来，他会用微弱的声音询问医生，“主席身体怎么样了？”
医生轻声告诉他，没有太大变化，周恩来闭了眼睛，“只要主席健在，我就放心了。”接着，又陷入了昏迷。
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这一天，毛泽东一夜未合眼，工作人员张耀祠急匆匆地来到他的卧室，向他汇报了这个消息。
毛泽东没有说话，只是点点头，几天后，中央送来了关于周恩来追悼会的报告，毛泽东看报告的时候，张玉凤就一直站在旁边。
突然，她问了毛泽东一个问题，“主席，要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毛泽东痛苦又吃力地拍了拍自己的腿，“我走不动了。”
1月15日，周恩来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毛泽东派人送去一个花圈，而他本人只能坐在轮椅上，看着电视中转播的现场画面，看着看着，毛泽东的眼泪顺着他苍老的面庞滑落下来。
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一个时代落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