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红军长征途中，部队抵达贵州遵义。此时，左倾的阴影仍笼罩在红军上空，党和红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遵义会议的召开迫在眉睫。
张闻天和王稼祥深知，这次会议的成败将直接关系到红军的命运和党的前途。他们曾在行军路上与毛主席积极交流，毛主席的军事才能和革命思想令他们深深折服。
因此，张闻天和王稼祥为会议的召开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张闻天
在会议开始后，会场上的争论愈发激烈。博古和李德固守着过去的错误路线，试图继续掌控军事指挥权，而红军的生死存亡却在他们的指挥下岌岌可危。
关键时刻，张闻天挺身而出，他以锐利的思维和坚定的信念，对博古和李德的错误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的发言如同一把利剑，直指问题的核心，让在场的同志们看到了希望。
而在投票阶段，王稼祥投出了支持毛主席的关键一票。这一票，不仅是对毛主席的信任，更是对党和红军未来的坚定信念。他的这一决定，如同一缕曙光，照亮了红军前进的道路。
王稼祥
遵义会议最终做出了正确的决定，毛主席重新执掌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张闻天代替博古成为了党内负总责，王稼祥则与毛主席、周恩来组成了新的“军事三人组”。这一决策，为红军的胜利和党的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会议结束后，红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突破天险腊子口，最终胜利到达陕北，完成了震惊世界的长征。
毫无疑问，张闻天和王稼祥作为遵义会议中的关键人物，这也是属于他们的高光时刻。然而，在红军胜利抵达陕北后，他们二人却迅速淡出了领导层，这又是为什么呢？
首先来说王稼祥，他淡出领导层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健康问题。他在1937年时由于伤情恶化，去莫斯科治伤。在伤愈返回延安后，虽然中央依然委以重任，让他担任了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但是鉴于他不容乐观的身体状态，实际上很少参与工作。
王稼祥
到了抗日战争末期，王稼祥旧伤复发，不久后再度赴苏联治疗。等他回国时，已经是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他长期在苏联治疗，不知道国内的详情，自然难以再进入中央工作。不久后，他被派往了东北局，主要负责宣传工作。
建国后，王稼祥主要从事外交工作，很少参与中央的决策。
而张闻天淡出领导层的原因则主要是党内的分工不同，张闻天作为有名的“笔杆子”，曾经从事过大量的文艺创作和翻译工作，属于典型的“理论派”。
如果给他笔墨纸砚，让他挥斥方遒，他是一把好手，但是让他指挥千军万马作战，就有点太难为他了。
基于他的这一特点，张闻天在延安时期主要负责宣传和理论工作，并不参与中央领导层的决策。张闻天对此也表现得非常豁达，坚决拥护中央的安排，在擅长的领域贡献自己的力量。
张闻天与毛主席
解放战争时期，张闻天跟王稼祥一样，也被派往东北局，主要从事宣传工作。在建国后，他也主要从事外交工作。
尽管张闻天和王稼祥在经历遵义会议的高光后，逐渐淡出了党的核心领导层。但他们为红军做出的贡献，以及建国初期在外交战线上的卓越表现，永远值得我们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