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中，曾出现一个特殊政治群体，被统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二十八个半”并非全然统一，他们成长于革命早期，履历相似，背景相近，却在随后的政治风浪中命运迥异。
其中一人，在党内职务不低，地位显赫。
但他被捕后迅速叛变，供出要员、策反同志，严重破坏了党在地下工作的布局与安全。
此人是“28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被捕后叛变,建国后下场悲惨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在中共早期历史进程中，有一群特殊的政治人物，后被统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若欲探究其渊源，必须回溯至20世纪20年代的莫斯科中山大学。
1925年秋，莫斯科中山大学在苏共中央与中国国民党中央共同倡议下建立。
这一机构名义上是为纪念孙中山而设，但其实质功能，更接近于一所苏联主导的、面向中国未来政治力量的“党务干部训练班”。
入学者中虽不乏国民党左派，但绝大多数学生，皆为中国共产党内的骨干或潜力分子。
1927年“七一五”反共政变后，国共彻底分裂。
同年7月2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正式通告，宣布“取缔”中山大学并中止一切支持，严令各级组织不得再向苏联输送学生。
表面上为中山大学“去国民党化”创造了空间，实则进一步激化了苏共内部在华政策的路线分歧。
此时，苏共中央内部矛盾已公开化。
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围绕国际革命战略发生严重对立，波及中山大学管理层。
原任校长卡尔·拉狄克因表达对托洛茨基的同情立场而被迅速撤职，校务遂进入短暂真空期。
随后，阿古尔被任命为代理校长，其治校方针明显以行政掌控为导向，试图依靠学生资源巩固地位。
与之对立者，是由联共党支部书记谢德尼可夫主导的“支部派”，强调思想路线的正统性，力图遏制阿古尔的个人集权倾向。
至此，中山大学内部迅速分裂为两大阵营：一方掌握组织权威，一方控制教学资源，权力之争全面激化。双方均不惜动员学生、开展匿名攻讦、组织会议斗争，手段之激烈，已远超学术争议范畴。
与此同时，大量普通学生陷于政治旋涡之中，被迫选边站队。部分人因厌恶派系斗争而选择中立，逐步形成所谓“第三势力”，成为两派竞相拉拢的对象。
局势至1928年初迎来转折。苏共中央派驻中国的代表米夫临时返俄，并出任中山大学校务最高负责人。
在回校前后，王明作为随行人员，得以回避前期派系对抗，保留“清白”身份。他敏锐捕捉到“第三势力”的关键价值，迅速提出策略：借助支部派名义，吸纳中立学生，架空阿古尔系人马。
该建议为米夫采纳，阿古尔不久后即被边缘化。
在这一过程中，王明充分展现出其政治手腕。
他不仅参与组织“第三势力”的系统化整合，更通过操控话语权、安排人事布局，逐步成为米夫倚重的核心助手。
1928年前后，随着阿古尔派在校内斗争中被边缘化，原本松散的“第三势力”逐步被米夫与王明吸纳整合，转化为一支具有高度政治执行力的青年干部联盟。
这一联盟，在后续苏共肃托运动与中共党内路线调整中，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影响亦由中山大学内部延伸至整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构造之中。
1927年11月7日，苏联举行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活动。当日，红场如期举行大规模游行，中山大学学生亦参与其中。
然而，正是在这一原应庄严热烈的政治节日中，爆发了引发高层震动的政治事件。
一部分托派教员组织学生举起支持托洛茨基的标语，更有个别中国留学生在游行过程中高呼支持托洛茨基的口号。
这使得当时正在巩固个人权力基础的斯大林极为震怒。
节庆之后，政治风向陡转。托洛茨基被正式开除出党，联共（布）第十五次党代会则进一步将托派定性为“反苏维埃集团”。
受此影响，苏共中央责令包括中山大学在内的党务机关彻底清查“托派余毒”。
一场席卷整个校园的肃清行动随之展开，执行力度之强，影响范围之广，实属罕见。
此次“反托运动”历时数月，彻查对象不仅限于苏籍教职人员，亦波及部分中国学生。
据官方档案记载，参与游行高呼托洛茨基口号、或被认定与托派关系密切的十余名中国学生被中山大学开除并立即遣返，包括区芳、陈亦谋、史唐、宋逢春、梁干乔、陆一渊、陈琪、文岳等人。
至此，中山大学内部政治格局重构完成——王明及其所主导的“第三势力”成功上位，成为苏方在华政策的重要依托力量，其成员构成逐渐具象化为日后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关于这一称谓的确切来源，学界虽有不同意见，但普遍观点认为，该集体性标识最早在1929年夏的中山大学“十天大会”上被正式使用。
该次会议上，共有28名学生明确投票支持党支部局的政治主张，另有一人立场摇摆、态度暧昧，时而附议、时而反对，由此引发“二十八个半”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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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具体构成，虽在细节上仍存分歧，但主流观点已趋于稳定。
作为一个在特定历史语境中被赋予政治象征意义的群体，“二十八个半”不仅指涉一批具有共同留苏背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受训的青年共产党人，更代表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结构中“留苏派”力量的集中体现。
在所有相关名录中，至少两人身份无可置疑：一为该集体的主要组织者与代表性人物王明，另一则是“半个布尔什维克”的典型化身徐一新（原名徐以新）。
就目前可考的资料而言，较为通行的版本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界定为以下29人：王明、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何子述、何克全（凯丰）、杨尚昆、夏曦、孟庆树（绪）、王保（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子纯）、孙济民（际明）、杜作祥、宋潘（盘）民、陈原（源）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肖特甫、殷鉴、袁家镛、徐以（徐一）新。
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归国后陆续进入党的核心机构或军事系统，先后参与苏区建设、长征、抗战及解放战争，在重大历史关节点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支早期精英群体的命运，却远非一致，在革命洪流中逐渐分化，并呈现出鲜明的时代层次。
其中，王稼祥抵达中央苏区后，在遵义会议前后坚定支持毛主席担任红军主要领导职务，是打破“左”倾教条统治、确立毛主席军事路线的关键人物之一。
张闻天虽曾是“留苏派”的理论代表，但在关键历史节点上果断转向，日后长期担任党中央重要领导职务，对党的理论建设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作出了不可忽视的制度性贡献。
博古在长征前因执行“左”倾军事路线备受批评，但在中共七大上作出较为深入的自我批评。
此后，在领导《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参与对国民党的统战谈判等工作中，发挥了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杨尚昆、张琴秋等，则在长期革命工作中保持了较高的忠诚度与执行力，成为党政系统的骨干力量。
何克全（凯丰）在遵义会议期间仍坚持原有错误观点，表现出一定的思想滞后性，但其后在政治态度与组织纪律上有所转变，逐步回归党的主流路线。夏曦则在湘鄂西根据地战斗中牺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殷鉴亦于唐山煤矿从事地下工作时被捕，后英勇就义。
然而，也有个别人未能经受住现实考验。
在组织安排归国之后，逐渐脱离党的路线与纪律要求，最终背离革命事业，甚至投敌叛变。
李竹声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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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一特殊历史群体中，李竹声的个人轨迹堪称最具警示意义的个案。
他曾是中共早期骨干之一，却最终走向彻底叛变的道路，为党的地下组织和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其一生亦由此蒙上不可洗刷的政治污点。
李竹声，1903年生于安徽寿县，又名李孟达，化名余其全。早年即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1925年担任共青团安庆特支书记，展现出一定的组织才能与政治热情。
次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接受系统化的共产主义理论培训，是典型的“留苏干部”出身。
1931年初回国后，旋即被纳入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层，同年9月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32年底，奉博古指令出任“上海中央局”书记，负责组织恢复和城市工作，职位已属省委级别，处于党内核心位置。
然而，正是这样一位理论功底深厚、政治履历完整的高级干部，在1934年6月被捕之后迅速转变立场，彻底投敌叛党，沦为国民党中统的情报工具。
其转变之速、供词之详、危害之深，令人震惊。
据当时敌方档案记载，李竹声在被捕之初虽表现惊惧，但在短暂审讯与诱降攻势下便彻底动摇。
他不仅主动供出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藏有苏区黄金的秘密，还交代了中央红军计划向西突围的军事部署。
尤为严重的是，他还泄露了方志敏率领的北上抗日先遣队行军路线、行进节奏及出发时间，直接导致该部队遭敌伏击，方志敏本人不幸被俘，后英勇就义。
这些情报的外泄，不仅断送了党的重要军事部署，也使大批地下干部暴露于敌人监控之下，组织网线遭到毁灭性破坏，革命资源遭遇重大挫折。
李竹声的行为，毫无疑问构成对党组织最严重的背叛。
李竹声一度在党内以“理论型干部”自居，讲起马克思主义来滔滔不绝、倒背如流。
然而，在真正的生死考验面前，他从权衡利害到思想滑坡，从放弃信仰到出卖同志，走得极快，极彻底。
他用自身所掌握的大量组织情报与敌人做利益交换，不仅出卖了组织，也断送了信任他的同志命运，留下了极为恶劣的政治后果。
1951年3月，叛徒李竹声在上海被公安机关秘密逮捕，后被移送至北京秦城监狱关押。
此后22年间，其人始终未被赦免，于1973年1月死于狱中。
秦城监狱，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兴寿镇，由苏联专家设计，1958年开建，1960年正式启用，是新中国专门关押高级政治犯的核心监所，亦被称为“中国第一监狱”。李竹声被长期关押于此，反映出国家对其政治背叛行为的高度警惕与严肃处理。
从一个身居高位、受党培养的骨干力量，到最终堕落为敌特爪牙。
李竹声曾代表党的希望，却亲手撕毁了革命的旗帜；他曾是理论的布道者，最终却沦为敌方的传声筒。
唯有坚定理想信念，忠诚组织纪律，才能真正经受住历史的考验。
参考资料：《上海档案工作》编辑部编. 《叩开档案神秘之门》 1993
余玮著. 《红色书笺背后的周恩来》 2012
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来龙去脉
路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