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学界有种观点认为，晚明社会是个开放社会，但明朝却灭亡了。相对的清朝最强盛的康雍乾时期，社会又回归了封闭。那么明朝是因为社会开放而走向倾覆这条不归路的么？
洪武七年，太祖下旨罢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宁波）、广东广州三地市舶司，这标志着明朝开始执行“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国门虽然因此而关闭，但这并不是明朝社会走向封闭的唯一原因。
明朝的一大建树是恢复并“重”用了科举制度。
自洪武三年太祖下旨重开科举，明朝不仅每三年就开科取士一次，还很快就将每批进士的录取人数扩大至三百人。科举成为贫寒子弟实现阶级跃迁的主要途径，也成为整个社会注视的焦点。
自天顺二年，李贤奏定纂修专选进士。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
《明史·志·卷四十六》
而李贤在天顺朝的官制改革，不仅让明朝步入无功名不得为官的阶段，更是将社会价值观导向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科举的地位和重要性，也由此被拔高到了全新的高度。
为了束缚学子的思想并让他们更顺服皇权，朱元璋和明朝还对科举做了其它的调整。
朱元璋将科举和官办学校进行了绑定，规定学子们若想获取功名，就必须进官办学校接受教育。只有考核合格的人，才有资格参加科举。而科举试题必须出自四书五经，考生对四书五经里字句的解读，不能超出朝廷规定的范围。
注：《四书》的解答是朱子集注，《易经》是程传和朱子本义，《尚书》是蔡氏传及古注疏，《诗经》是朱子集传，《春秋》是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是古注疏。
既可以认为明朝的学子们在科举前就已经有了标准答案，也可以说学子们的“头脑和思维”被圈定划界了。别说研究经义获得新解，官方经义之外的各类知识因不能帮助中举当官，也全成为无用的知识，学了还要被人笑话不务正业或者沉迷淫技。
可以说整个社会从规则上进入了自我封闭。但明朝对科举以及“自我”的改造，并未就此结束。
为了让科举评分更为标准化和制度化（也有学子为应试炫技内卷的原因），成化朝时在科举中正式推出了“八股制”，对学子们答题行文的格式和字数也做出了严格限定。
为了获取好分数，增加自己上榜的几率。学子们更进一步的“内卷”。醉心挖掘、效仿、积累华丽辞藻和典故，以在考试时堆砌进篇幅有限的文章里，为此连理解经义都被放在了次要地位。
这不仅仅让学子们的思想更为封闭，也让他们愈发的崇古并排斥新观念和思维。而这些学子会成长为明朝社会的中坚“士绅”，同时他们也是组建朝廷的基础，是构建社会价值观的主力，所以明朝社会也就此彻底步入了思想的封闭。
明朝中期之后官场有个现象，动辄就高喊祖制。处理任何政务或事务，都要无条件依照祖宗法度、圣贤道理来办。反过来任何违背祖制、圣贤道理的事或人，都要抵制、消灭。这就让变革或革新成为了妄想，皇朝进步自然也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一些朋友觉得嘉靖朝后期，随着朝廷逐步放开海禁，明朝社会也逐步走向开放，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误解。
首先，朝廷放开海禁的主因就不是为了让社会开放，而是“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是一种压制倭乱的手段。
其次，月港开市后的事实也证明，所谓的社会开放及其带来的进步并没有真实存在。
明朝礼部有个下属机构“四夷馆”，它的主要职责是培养各类外语人才。日常为皇朝翻译外藩的书籍、文献，在朝廷和外藩沟通交流时，提供相关的翻译服务。由于科举的导向和朝廷主动减少对外沟通，至成化朝四夷馆就已衰落至可以关门了。
那么放开海禁之后呢？万历援朝战争时期，朝廷需要懂朝鲜语、日语的人随军作战。但四夷馆根本派不出人，后来只得转向民间海商中招募。
最能体现明朝当时科技水平的钦天监和太医院更能说明问题。
整个明朝钦天监没有任何创新或者科研成果，他们的价值更多体现在皇朝出现灾厄时，告诫皇帝上苍示警，该自省和反思了。明朝末期，外国传教士带来全新的天文、历法成果，他们不是学习而是排斥、挤兑。
明朝太医院别说出专业成果，连好不容易出现的民间人才都容不下（例如李时珍）。当然太医院也不是没出过名人，只是路子有些“歪”，例如治死两位皇帝（宪宗和孝宗）的“神医”刘文泰。
明朝后期太医院甚至沦落到外行的宦官、朝会仪节官都能参合的地步，例如将光宗“送走”的崔文升（宦官）和李可灼（鸿胪寺丞）。
不是放开海禁之后，涌入的经济、军事、农业、工业等方面的技术太少，而是明朝的自我封闭，并未随着海禁的取消而放开。所以明朝没有相关的人才基础和制度，去系统学习这些技术，更别说转化为己用了。
徐光启好不容易在明朝的体制框架内培养出个学生孙元化，结果还被明朝自己给处死了。
王阳明的心学，看上去在民间受众、声势都挺大。但当被朝廷注视后，很快就销声匿迹了。以至于其在朝鲜、日本的名气，远大于它的原产地。
一个封闭的社会，是不会接纳对自身的改变或改造的。
注：清末“洋务运动”时期，在朝廷的主动推动下，皇朝士子们都还不愿意主动去学那些“奇巧淫技”。明末朝廷都没有组织，更可不能演化出向外学习的动力和力量。
同理，现在不少人神往的“万历朝资产阶级萌芽”，其实也没有成功的希望。其原因并不是辽东女真不给时间，而是社会的封闭让它根本就不可能成功。
资产阶级萌芽并致社会变革有个前置条件，资产阶级要参与进权力体系并成为主力。西方实现这一点，靠的持续数百年的思想解放和教育开化（以文艺复新、新教运动为标志）。而在明朝，“资产阶级们”凭什么实现这一点？
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主导明朝“资产阶级”的就是士绅的上位者“缙绅”，不是代表“商”的新兴势力“资本”。“商”要么接受朝廷压榨，要么落草为寇，如汪直集团。而且这些“商”即便获取了权力，也会在社会的价值导向下重回封闭，如明末的郑氏集团......
所以明朝之亡并不是因开放太大或太快致皇朝失去应对，而是社会过于内敛封闭而致无法改良革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