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2月下旬，先后消灭了2万多“马家军”的工农红军西路军，由于敌众我寡且缺粮少弹，已几乎陷入绝境，消息传来，延安方面紧急调集四个军的部队组成“援西军”，拟向西挺进救援西路军。然而当援西军风尘仆仆，于3月上旬进至陇东平凉地区时，却收到了西路军完全失败的噩耗！

援西军总兵力有9160余人，下辖红4军、红28军、红31军和红32军，其中红28军为原陕北红军，全军仅三个团1200余人；红32军即原来的红九军团余部（先后转隶四方面军和二方面军），当时也只有两个团1000余人，显而易见，援西军的主力必是红四方面军余部：红4军和红31军。

之前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时，红四方面军战斗序列中尚五个主力军：红4军、红5军、红9军、红30军和红31军，其中红5军、红9军、红30军共约22000人西渡黄河组成了“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基本损失掉了，而未过黄河的红4军和红31军，已经是四方面军仅存的战斗部队！

要命的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也在西路军序列内，到1937年2月间，徐向前、陈昌浩等首长更是生死不明，那么由谁来领导和指挥，以四方面军余部为主体的“援西军”呢？时间紧迫，中革军委第一时间同意了毛主席的提名，以刘伯承出任援西军司令员。

中央红军名将如云，不乏军政双优的帅才，未来的十大元帅除贺龙、陈毅、徐向前之外，其他七位皆名列其中，毛主席为什么单单推荐刘伯承，“接手”四方面军余部的指挥权，在此基础上，不久再任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呢？原因其实非常深刻。

一、刘伯承的背景和职务最合适

中革军委最初任命的援西军领导班子，是司令员刘伯承、政委张浩、参谋长左权（未到职，后由李达改任）。如果仔细观察，读者会发现这三位首长有着共同的特点：均有曾经留苏的背景，再说直白点，都不是井冈山走下来的干部。

刘伯承是1930年回到中央苏区的，之前在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张浩同志（林育英）则是1935年底，奉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苏联回国的，也是迫使张某焘放弃“南下路线”的关键人物；左权将军更是黄埔一期和伏龙芝军校的双料学霸。

为什么如此安排呢？因为当时对张某焘的错误路线，还没有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清算，之前“草地分兵”的特殊历史事件，已造成红一、红四方面军之间的关系，非常敏感甚至有些紧张，尽管已经是第二次会师了。

在任命援西军军政主官的问题上，此时选将稍有不慎，还会继续影响两大方面军的团结，这绝非危言耸听！

如果选派“双红一”的名将统率援西军，就会有一方面军前来“接收”四方面军余部之嫌，必然遭至四方面军干部的普遍反感，后来许世友等将领在红军大学学习期间，差点集体出走而被抓的事件，完全可以印证当时关系之紧张。

而选派具有留苏背景的首长，去指挥以四方面军余部为主的援西军，不仅人在延安的张某焘没话说，四方面军干部们在心理上也能接受，是在特殊的时间点上，最稳妥也最合适的办法，毕竟救援西路军是压倒一切的紧急任务。

同时还应注意，刘伯承之前的职务是“红军总参谋长”，而不是红一方面军参谋长。两大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曾共同组建了红军总部，以朱德为总司令、张某焘为总政委、刘伯承为总参谋长，因此刘伯承的职务和级别，也完全符合条件。

在四方面军徐总指挥、王副总指挥、陈政委都陷在西路军的情况下，推荐具有留苏背景的总部首长，下来带兵出任军事主官，既符合军队惯例也适应实际情况，是毛主席深思熟虑的结果！

二、刘伯承对四方面军情况更熟悉

“草地分兵”之前，两大方面军是混编北上的，红军总部当时随“左路军”行动，所属部队包括红一方面军的红5军、红32军和红四方面军红9军、红30军和红31军，换句话说，朱总司令、刘总参谋长是跟张某焘和四方面军主力同行的。

因此中央红军“陕甘支队”（主要是军委机关、红1军和红3军）单独北上后，朱总司令和刘总参谋长，实际滞留在四方面军部队中，并且这两位开国元帅，此间与张某焘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斗争。

由于不肯同流合污，刘伯承在四方面军的处境很是困难，一度被解除了总参谋长之职，下放到“红军大学”担任校长，其实就是被削去了指挥权，并且一直遭到不公正待遇和监视，当时连朱总司令警卫员的枪都被下了，形势可见一斑。

红四方面军掉头南下是1935年9月的事情，及至三大方面军重新在甘肃会宁会师，已经是1936年的10月，因此刘伯承滞留在四方面军主力的时间，长达一年零一个月，处境虽然艰难，也有额外的收获。

那就是在红军总部工作，以及担任红大校长期间，刘帅与四方面军各级干部广泛接触，不仅对人事比较熟悉，也了解各级指挥员的指挥风格和各部队的作风特点，这对于担任援西军司令员一职，是非常有利的。

一支部队的军事主官，即便是身经百战的名将，如果对部队和部下一点也不了解，是很难带领他们打好仗的，这是军事常识。而刘伯承在分兵期间的特殊经历，使他成为中央红军高级首长中，对四方面军情况最熟悉的一个。

例如抗战爆发后，中央选派陈赓到129师担任386旅旅长，除去黄埔一期名将的身份，曾在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任职，也是重要因素所在，“将不知兵”总是不妥当的。

三、刘伯承是川籍更是川中名将

众所周知，红四方面军是在大别山区发展壮大起来的，不过在1932年第四次“反围剿”失败以后，方面军被迫撤离鄂豫皖苏区时，总兵力不过2万余人，那怎么懋功会师之时，四方面军已经发展到10万大军呢？

因为四方面军其后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期间多次大败川军，一度深入到嘉陵江左岸，川陕苏区高峰时期拥有23个县的辖地，人口高达600万以上，其中人口稠密的四川各县，为四方面军的扩军提供了大量兵源。

也就是说，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四方面军队伍里，四川籍官兵已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而刘伯承恰恰是一位川中名将，从1912年就在川军服役的天府子弟，青年时代曾任川军第5师第9旅参谋长、四川督军署警卫团团长等职。

1926年刘伯承入党后，又与杨闇公、朱德等共同领导发动泸顺起义，由于熟知川军各部情况且“素孚众望”，曾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故“军神”在四川各界有着较大影响力，甚至不少川军将领都是他的晚辈和部下。

名动四川的资望，非常有利于刘伯承司令员，跟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沟通和共事，刘伯承每每下到部队里，跟四川籍干部战士用一口四川话交流起来，自然倍感亲切。解放战争后期，刘帅转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也是这个道理。

某种意义上，在1938年张浩同志病重后，毛主席力排众议，选定八路军总政治部的邓副主任，接任129师政委一职，抛开其他方面的原因，也有邓政委同是四川人的考虑，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嘛！

四、刘伯承的军事能力勿庸置疑

刘帅不仅是人民军队正规化的先驱者，也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以及长征路上，证明了自身优秀的军事能力，1934年底复任总参谋长后（一度被降职），还曾兼任先遣队司令员，率精干部队作为整个中央红军的开路前锋。

过乌江智取遵义、抢占金沙江皎平渡、顺利通过彝区、安顺场强渡大渡河，这些经典战役战斗，都是刘伯承率干部团等部队，亲临一线指挥的，为中央红军的长征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其指挥艺术闻名三军。

红军用七条小船抢渡金沙江之际，军事形势是非常危险的，毛主席却对组织渡江的刘伯承，给予了充分信任，曾经风趣地对大家说：“朱德同志说，四川称刘伯承是一条龙下凡，江水怎么会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

毫不夸张地说，在当时的中央红军将帅中，能够同时满足上述四项条件的高级首长，恐怕惟刘伯承一人而，这也是毛主席力荐刘帅，出任援西军司令员的深刻原因，不仅是知人善任，也充满了非常时期的政治智慧。

毛主席同时要求后方筹款50万元，交由援西军带给西路军以补充，在形势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于1937年2月26日电令刘伯承等首长：“主力两军（指红4军、红31军）限三日准备完毕，四日开始出动”！急迫之心溢于言表。

可惜当援西军于3月10日，兼程进至甘肃镇原、平凉地区时，刘伯承突然收到了西路军兵败的消息，此时援西军距离目的地，还有2000里之遥，加之兰州一带已被中央军接防，援西军自身的行动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被迫停止前进。

援西军此后收容了1000多名西路军失散将士，并在刘伯承的主持下，就地进行了军政两方面的整训，稳定了红四方面军的剩余部队，刘帅同时也赢得了四方面军指战员的信任与尊重，可谓功莫大焉。

徐向前总指挥历经磨难，脱险回到延安的时间，已经是1937年6月间。彼时徐帅身心均遭重创，而且根据组织原则，还需接受必要的审查，因此从几方面情况看，都不适合立即恢复军事主官职务。

因此援西军继续由刘伯承统率，至1937年8月，红军主力奉令改编为第八路军，援西军集结整编为第129师，刘伯承顺理成章出任中将师长，由于编成四个师的计划落空，徐向前只能屈就副师长。

及至1938年邓政委到任129师，未来“刘邓大军”的名号初定，即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