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小萝卜头遇难的现场，挖出来的时候，手里还攥着半截铅笔

重庆解放后的那个炎热夏日，歌乐山下的松林坡显得格外寂静。几名工作人员正小心翼翼地挖掘着戴公祠警卫室外的一处封土。当铁锹触及地下的遗骸时，在场的人们都屏住了呼吸。那具瘦小的身躯已经腐烂，但他的右手仍紧紧攥着什么——那是一截短短的铅笔，已经磨得只剩下一半。看到这一幕，在场的工作人员无不潸然泪下。这个被狱友亲切称为＂小萝卜头＂的孩子，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人生？为什么年仅九岁就惨遭不测？他手中的那截铅笔，又诉说着怎样的故事？

一、宋家的革命传统

世人皆知杨虎城将军在西安事变中立下汗马功劳，却鲜有人知他身边还有一位默默无闻的英雄——宋绮云。这位出生于陕西韩城的年轻人，1935年就担任了杨虎城的机要秘书。

那是一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日寇的铁蹄已经踏破了华北的城池，可国民党却仍在打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号，将主要精力用在围剿共产党上。宋绮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1936年春天，宋绮云受组织指派，开始在杨虎城部队内部开展统战工作。他白天处理文件，晚上则悄悄联络进步军官。在他的努力下，杨虎城部队内部逐渐形成了一支秘密的进步力量。

西安事变前夕，宋绮云注意到蒋介石即将到西安＂巡视＂的消息。他立即向组织汇报，并配合张学良、杨虎城等人制定了周密计划。12月12日那个历史性的夜晚，宋绮云就在现场参与了整个行动。

事变和平解决后，宋绮云并未停下脚步。他继续在西北地区进行地下工作，往返于西安、兰州之间。1937年，他在一次秘密会议上认识了同样从事地下工作的徐林侠。两个年轻人很快坠入爱河，不久便组建了革命家庭。

1938年春天，在西安一个普通的院落里，年轻的徐林侠生下了一个男婴，他们给孩子取名宋振中。谁能想到，这个降生在战火纷飞年代的婴儿，日后会被人亲切地称为＂小萝卜头＂。

1941年夏天，宋绮云接到了一个特殊任务。组织要他回陕西韩城一趟，表面上是探亲，实则要与当地的地下党取得联系。临行前，他抱着还不满三岁的儿子，轻声说：＂爸爸去办点事，很快就回来。＂

可这一去，竟成了永别。就在韩城的街道上，早已布控多时的特务将宋绮云抓捕。消息传到西安后，徐林侠带着年幼的宋振中四处寻找丈夫的下落。最终，母子俩在打探中也落入了特务的圈套，被一同关进了重庆歌乐山下的监狱。

就这样，一个革命家庭，就此开启了长达八年的狱中生活。而年幼的宋振中，还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人生。

二、狱中的特殊家庭

1941年的重庆，歌乐山脚下的监狱里迎来了一对特殊的母子。徐林侠抱着年仅一岁的宋振中，走进了这座阴森的建筑。从此，这里成了这对母子长达八年的＂家＂。

监狱里关押的大多是政治犯，徐林侠和宋振中被安排在一间专门关押女犯的牢房里。房间阴暗潮湿，只有一扇小窗透着微弱的光线。牢房里的女犯们看到这么小的孩子，都十分怜惜，纷纷让出自己的铺位。

没过多久，宋绮云也被押解到了这座监狱。但按照监规，男女分监，一家三口虽然在同一座监狱，却很少能见面。每月只有一次短暂的会面机会，还必须隔着铁栅栏。小宋振中总是伸着小手，想要抓住父亲的手指。

1942年冬天，监狱里爆发了一场严重的传染病。许多犯人因为营养不良，加上环境恶劣，相继病倒。宋振中也发起了高烧，徐林侠急得直跺脚。狱友们纷纷献出自己仅有的口粮，有人甚至把自己的棉衣脱下来给这个瘦小的孩子。

关押在男监的宋绮云得知儿子生病，多次向狱警请求探视。直到有一天，他终于在狱医陪同下见到了儿子。看着儿子瘦小的身躯，宋绮云强忍泪水，只是不停地叮嘱妻子要照顾好孩子。

就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宋振中渐渐长大了。因为营养不良，他的个头比同龄孩子矮小许多，脑袋却显得特别大。狱友们看他这副模样，心疼地叫他＂小萝卜头＂，这个称呼就这样在监狱里流传开来。

1944年，监狱里来了几个新的女犯，其中有一位姓张的女教师。她看到宋振中整天在牢房里游荡，就主动提出要教他读书认字。徐林侠感激不已，从此，小萝卜头有了自己的＂课堂＂。

白天，张老师就在牢房的角落里，用手指在地上写字，教小萝卜头认字。晚上，徐林侠就把白天学到的字默写一遍。渐渐地，小萝卜头不仅会写自己的名字，还学会了不少诗词。

1946年春天，监狱里来了一位新的狱警。这位狱警看到宋振中如此用功，偷偷给他带来了一支铅笔。这支铅笔成了小萝卜头最珍贵的宝贝，他总是小心翼翼地藏在衣襟里，生怕被别人发现。

就这样，在这座阴暗的监狱里，一个特殊的三口之家，用自己的方式坚强地生活着。小萝卜头虽然失去了自由，但在狱友们的关爱下，在父母的坚持下，依然顽强地成长着。谁能想到，这个在狱中出生的孩子，最终会和这支铅笔一起，留下了一段令人心碎的历史。

三、小萝卜头的成长轨迹

随着年龄的增长，小萝卜头在监狱里逐渐有了自己的＂事业＂。1947年初，他已经能熟练认读报纸上的大多数字，张老师开始教他更深的知识。每天清晨，小萝卜头就会早早起床，用那支珍贵的铅笔在墙角练字。

监狱里的女犯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小萝卜头蹲在墙角，一手拿着张老师偷偷给他的旧报纸，一手握着那支已经短了一半的铅笔，认真地描摹着字迹。他的个子虽小，但做事格外认真。

在张老师的教导下，小萝卜头不仅学会了文字，还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每当狱友们生病时，他总会主动帮忙端水送饭。虽然年纪小，但他总能想出办法帮助别人。有一次，一位年迈的狱友发高烧，他就用自己的小衣服沾水给老人擦额头。

1947年夏天，监狱里来了一批新的政治犯。其中有几位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们需要与外界保持联系。小萝卜头因为年纪小，行动不受太多限制，很快就成了传递消息的重要桥梁。

起初，他只是在狱警换班时在走廊上玩耍，为通风报信的狱友望风。后来，他学会了用特殊的方式传递纸条。他会把纸条藏在衣襟里，假装跌倒时将纸条塞到预定的位置。狱警们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个看似天真的孩子。

在监狱的日子里，小萝卜头还组织了一个特殊的＂放哨小组＂。他和其他几个政治犯的孩子轮流在不同位置放哨，为狱友们的秘密活动提供保护。这个＂放哨小组＂配合得天衣无缝，从未出过差错。

1948年底，局势开始发生变化。重庆的形势日益紧张，监狱里的管理也变得更加严格。但小萝卜头依然坚持着自己的＂工作＂。他会在放风时间偷偷观察狱警的值班规律，然后把这些信息传递给狱友们。

就在这一年，小萝卜头还学会了一项新技能——摩尔斯电码。这是张老师教给他的，说这是一种特殊的通信方式。于是，在深夜里，常常能听到牢房墙壁上传来轻轻的敲击声，那是小萝卜头在用摩尔斯电码与隔壁牢房的狱友交流。

到了1949年初，小萝卜头已经成为监狱里不可或缺的一份子。他不仅要照顾生病的狱友，还要继续担任＂放哨小组长＂的重任。白天，他在牢房里穿梭，为狱友们传递消息；晚上，他则抱着那本写满字的破旧本子，在微弱的灯光下继续学习。

然而，命运弄人。就在重庆即将解放的前夕，这个年仅九岁的小小英雄，连同他的父母，都将遭遇不测。而他那支珍藏的铅笔，也将见证这段悲壮的历史。

四、最后的日子

1949年11月，重庆的局势日益紧张。国民党统治区节节败退，重庆即将解放。歌乐山监狱里的气氛也变得异常紧张，狱警们的巡逻频率明显增加，牢房的搜查也愈发严格。

11月15日，监狱突然增派了一批武装警卫。这些警卫的行为十分反常，他们不仅加强了对监狱的戒备，还开始对政治犯进行突击审讯。当天晚上，几名狱警闯入关押徐林侠的牢房，强行将她带走。小萝卜头试图跟着母亲，却被粗暴地推开。

11月16日清晨，宋绮云被提审。当他被押解经过女监区时，远远地看到了儿子。这是父子俩最后一次相见。当天深夜，宋绮云被秘密处决。

11月17日，监狱里弥漫着一种诡异的气氛。狱警们行色匆匆，不时有汽车声从外面传来。张老师察觉到情况不对，悄悄告诉小萝卜头要小心。这一天，又有十几名政治犯被提审，其中包括张老师。

11月18日凌晨，armed forces闯入女监区，开始对政治犯进行大规模转移。小萝卜头被单独带到了监狱后山的一间简易房里。在那里，他见到了已经遍体鳞伤的母亲徐林侠。

当天下午，一辆军用卡车停在了监狱后门。几名警卫将宋振中和徐林侠押上车，向着戴公祠方向驶去。路上，小萝卜头一直紧握着那支铅笔，那是他在监狱里最后的宝贝。

戴公祠位于歌乐山半山腰，是一处偏僻的所在。当卡车停下时，天色已经开始暗淡。警卫们将母子二人带到一处预先挖好的坑边。就在行刑前的最后时刻，徐林侠强忍泪水，轻声对儿子说了几句话。

随后的枪声打破了山间的宁静。母子二人倒在了这个他们从未来过的地方。小萝卜头的右手依然紧紧攥着那支铅笔，仿佛要用它记录下这最后的时刻。

就这样，在重庆解放前的最后关头，国民党特务对监狱里的政治犯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秘密处决。据后来的统计，仅在这短短几天内，就有数百名政治犯遇害。其中最小的，就是年仅九岁的小萝卜头。

11月27日，重庆宣告解放。当解放军进入歌乐山监狱时，发现许多牢房已经空空如也。在女监区的墙角里，还留着小萝卜头用铅笔写下的歪歪扭扭的字迹。而在戴公祠的后山上，则掩埋着这个特殊家庭的遗体。直到第二年夏天，他们的遗骸才被发现。考古人员在清理现场时，从小萝卜头的右手中，小心翼翼地取出了那支已经变得漆黑的铅笔。

五、铅笔下的历史回声

1950年6月，重庆考古工作队在歌乐山一带进行系统性的遗址调查。当他们来到戴公祠后山时，发现了多处掩埋的痕迹。经过仔细发掘，工作人员陆续找到了数百具遗骸，其中就包括了宋振中一家三口。

在清理现场时，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特殊的细节：在一具体型较小的遗骸右手中，紧握着一支已经氧化发黑的铅笔。这支铅笔长约十厘米，木质已经腐朽，但石墨芯依然完好。经过专业人员鉴定，确认这就是当年小萝卜头随身携带的那支铅笔。

工作队随后对歌乐山监狱进行了详细调查。在女监区的墙壁上，他们发现了大量用铅笔书写的文字。这些字迹有的工整，有的歪歪扭扭，记录着狱中生活的点点滴滴。其中一段写着：＂今天是我的生日，张老师教我写了一首诗。＂落款是＂宋振中＂。

1951年春，重庆市文物部门决定对这支铅笔进行专门保护。文物修复师小心翼翼地清理了铅笔表面的污渍，并对其进行了防腐处理。在修复过程中，专家们惊讶地发现，铅笔的木质外壳上还刻着一些细小的记号，这些可能是小萝卜头用来记录某些重要信息的暗号。

1952年，歌乐山监狱旧址被辟为革命纪念馆。在展览室的一个特制玻璃柜中，这支铅笔被郑重地陈列出来。旁边的说明牌上写着它的来历：这是一个九岁孩子用生命保护下来的铅笔，见证了那段黑暗岁月中的人性光芒。

随后的调查中，幸存的狱友们陆续提供了更多关于小萝卜头的细节。有人记得他总是把铅笔藏在衣襟特制的暗袋里；有人还记得他经常用这支铅笔帮狱友写家书；更有人回忆起他用铅笔在墙上画下的一幅幅简单图画，记录着狱中的日常生活。

1955年，一位曾在监狱工作过的老狱警找到了纪念馆，交出了一本破旧的笔记本。这本笔记本是他当年从小萝卜头的遗物中收藏下来的。本子里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有诗词、有故事、还有一些简单的人物速写。每一页都浸透着铅笔的印迹，见证着一个少年在囚笼中追求知识的坚持。

1960年，重庆市档案馆整理出了一批与歌乐山监狱有关的档案。其中包括了1949年11月的一份狱警值班记录，上面写着：＂罪犯宋振中，年龄9岁，随身携带铅笔一支，需严密监视。＂这份档案，成为了小萝卜头最后时刻的书面见证。

如今，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的陈列室里，这支铅笔依然静静地躺在展柜中。它不仅是一件革命文物，更是一个特殊年代的历史见证。在它周围，陈列着许多当年狱中流传下来的物件：破旧的草鞋、缝补过的衣物、秘密传递的字条。这些实物共同构成了一幅真实而深刻的历史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