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被视为是礼崩乐坏的时代。所谓“礼崩乐坏”指的是西周王朝制定的礼乐制度遭到了颠覆性的破坏。周王朝的礼乐制度设计了一套让各个阶层各安其位各司其职的社会秩序。宗法礼制通过立规矩、划地盘缓和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又通过分封制把风俗各异、贫富有差的广大地区分成了政治、经济相对独立的单元。这既利于发挥诸侯的主动性，又能因地制宜发展经济。

周王朝的礼乐制度内容广泛涉及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周礼在政治制度上确定了六类职官：大宰及以下的63种职官称为天官冢宰负责宫廷事务；大司徒及以下的78种职官称为地官司徒负责民政事务；大宗伯及以下的70种职官称为春官宗伯负责宗族事务；大司马及以下的70种职官称为夏官司马负责军事事务；大司寇及以下的66种职官称为秋官司寇负责刑罚事务；涉及制作方面的30种职官称为冬官百工负责营造事务。

事实上隋唐以后的三省六部制度中的六部就是仿照周礼的六官所设。在地方治理模式上周礼将天下的土地分封给姬姓宗室子弟、功臣子弟以及华夏各部族的首领。周王以受命于天的名义作为天下诸侯的共主，根据与周王室的亲疏远近关系以及对王室的功劳将各路诸侯册封为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诸侯所统治的土地即称为一国，诸侯有权在自己的封国之内册封世袭的卿大夫贵族，贵族的封地称之为家。

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下土地都是属于天子的，而天子将土地以及附着在土地上的人民册封给诸侯，诸侯再将土地转封给国内的卿大夫贵族，而平民只能耕种贵族的土地。当时纵横交错的道路和渠道把土地分隔成方块形状像“井”字，因此这种土地所有制被称做井田制。在井田制之下领主不得买卖和转让井田，而且还要交一定的贡赋。领主通过强迫庶民集体耕种井田维持自家的生计和缴纳给上级领主的贡赋。

周王朝通过结盟部落与方伯守边相结合对异族构成了稳固的防御体系和有效的军事压制。在这种既无内忧又无外患的局面下周王朝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太平盛世——成康之治。当然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周王朝的礼乐制度在立国初期的特定时代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可随着时代的发展使其弊端日渐暴露出来。首先大家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下层人士必须安于现状。

在周朝的宗法制体系下天子、诸侯、大夫、平民、奴隶各自的命运是生下来就决定好的。可这在本质上是违反人性的：任何人都不可能甘心长期屈居人下，所以总会有一些不甘心被命运摆布的下层人士会起而反抗。周王朝的礼乐制度更多是通过礼仪道德说教去规范人们的行为，然而这种说教缺乏一种强制力作为后盾。简单来说周王朝在初期阶段更强调以德治国，但这种治国模式缺乏强制性的法律措施作为后盾。

从西周第四代王周昭王起周王朝礼乐制度的一些固有缺陷开始日渐放大。从那时起历代周天子几乎都在补制度体系的bug。周昭王曾三次讨伐试图挑战王室权威的楚人，然而最终他自己却命丧于南征的归途中。到了周穆王时期开始逐渐改变西周初期重点依靠礼乐制度治国的模式，转而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成文法典《吕刑》。周穆王时代徐国公然僭号称王与周王室分庭抗礼。

在当时称王是周天子的专利，而诸侯国君只能按爵位称公、侯、伯、子、男。像徐国这样公然称王的行为当然被周王室视为赤裸裸的挑衅。周穆王经过三年的苦战才成功压制了徐国的挑战。周穆王战胜徐国后在涂山大会诸侯宣示周权威。周穆王之后周王朝历经从周共王到周懿王两代人的统治后在与戎狄部族的交锋中日渐处于下风。当时周王朝的都城镐京一度受到戎狄部落的直接威胁，因此不得不一度迁都到渭水北岸的犬丘（今陕西兴平）。

《史记·周本纪》中毫不留情地记载道：“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这段记载的意思是：当时的文化人纷纷作诗讽刺君主的无能。如果说外敌的威胁、治国模式的变更还是周王朝礼乐制度所面临的外部挑战，那么等到周懿王死后周王朝的宗法制度遭到了来自内部的一次破坏。周懿王死后本该按宗法制度由太子姬燮继位。可我们刚才也说了周懿王在位时期因为对外受制于戎狄而被人作诗讽刺。

从这点来看周懿王几乎是当时公认的昏庸之君。其实周懿王不仅对外受制于戎狄，而且对内也受制于诸侯贵族。周朝的王权在周懿王时代其实已日渐式微。周懿王的叔叔姬辟方认为周懿王这个当爹的已把周王朝弄得够糟了，那么当儿子的姬燮估计也是一滩烂泥扶不上墙。姬辟方思前想后索性直接从侄孙手中把王位抢了过来。从当时遗留下来的青铜器铭文中不难看出周懿王留给叔父姬辟方的就是一个烂摊子。

出土于陕西扶风的牧簋上有一段铭文记录了周孝王姬辟方上台后对政府官员进行任命的仪式。这段铭文不像西周时期的其他青铜器铭文那样歌颂祖先和周王的功绩，反而是借天子之口揭露了西周政府的黑暗面：“那些身居百僚的官员不仅违背先王的训导，还时常虐待平民百姓。情况尤其严重的是他们在处理民间诉讼时不进行仔细的调查，而是使用刑讯逼供的手段将人屈打成招”。

周孝王姬辟方上台后命令执掌刑法的官员加强对官吏行为的监察，一旦发现任何贪污违法行为立即将其绳之以法。由此可以看出贪腐问题已成为王朝政治的一大顽疾，同时也可以看出周孝王姬辟方的反腐决心之大。周孝王在内政上加强反腐力度的同时又召犬丘人非子去汧水、渭水之间的王室牧场负责养马。周孝王之所以把养马作为一项国家重点工作来抓就是为了培养一支足以抵御外敌的强大骑兵。

周孝王在抓国防建设的同时也对周边部族推行睦邻政策。周孝王在位期间周王朝与周边戎狄部落的矛盾得到了短暂的缓和。周孝王在位期间西戎部落一度遣使入朝进献良马百匹。事实证明周孝王的这次篡位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正处于衰落中的周王朝，然而周孝王的篡位之举对周王朝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尽管周孝王在一定程度上对王朝所面临的危机有所改善，然而抢夺侄孙王位这件事却对周王朝的宗法制度造成了颠覆性的破坏。

周王朝用宗法制、分封制以及与之配套的一系列政治制度及礼仪制度构建起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平民-奴隶的统治结构，可如今周天子自己带头破坏了作为王朝统治根基的宗法制度。当时天子、诸侯、卿大夫等各级贵族都有众多的妻妾和子女。周王朝为解决继承权问题就开创了“嫡庶有别、长幼有序”的宗法制度。从周武王伐纣灭商到周懿王姬囏这七代君主的更迭都遵循嫡长子继承制，然而到了周孝王姬辟方这儿却把这种继承方式打破了。

周孝王姬辟方身为周懿王姬囏的叔父抢夺自己侄孙的王位导致作为周朝国本之一的宗法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长期以来周天子统治天下的政治合法性来源于血缘的传承：历代周天子去世后都是由嫡长子继位，可如今天子的叔父却公然篡位。天下诸侯可是都把这件事看在眼里的。要知道周天子分封的诸侯中本就有不少出自同姓家族。既然大家都是同一个祖宗，那么凭啥只有你才能坐在王位上？

以前大家都遵守嫡长子继位的规则，那么非嫡长子就只能成为王之下的诸侯、大夫这样的次级贵族。可现在周王室自己破坏了嫡长子继承制，那么诸侯们就会琢磨我是不是也可以坐一坐王位呢？当这种想法成为主流时周王朝的统治秩序实际上已遭到了颠覆性的破坏。过去我们通常认为以诸侯不服王命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礼崩乐坏”始于春秋时代，可实际上周孝王的篡位之举实际上就已开启了礼崩乐坏的时代。

表面上诸侯们并没在周孝王时期就公然对抗王室，可实际上诸侯们对王室的威权已产生了质疑。在这个世界上思想其实比行为更难控制，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别人心里想的是什么。诸侯们嘴上不说，可都已不再对基于血缘传承的天子权威当回事了。这大概就是最早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思想。简单来说在周孝王篡位以前诸侯、卿大夫、平民、奴隶各阶层都是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可现在大家都不再认为自己的命运应该是从一出生就被注定的。

当人们都有了这种想法后就再也不能接受以前那种各安其位的生活了。周孝王在位只有短短六年就驾崩了。昔日被抢了王位的姬燮在诸侯贵族们的支持下夺回了本属于自己的王位。表面上周王朝的统治在经历周孝王篡位这段插曲以后又回到了正轨，可实际上宗法制的裂痕已深深嵌入王朝的肌体。表面上诸侯们又重新团结在了周王室的旗帜下，但实际上诸侯们的心态早已不同于以往。

说到底思想才是行为的内在根源，所以思想一旦乱了就会一发而不可收拾。“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正是当时周王朝所面临的现实处境。就在姬燮复位后没多久楚国的君主熊渠就公然册封自己的三个儿子为句亶王、鄂王和越章王。本来周王室给楚国册封的是子爵，现在楚国国君竟把自己的儿子封为王。之前徐国君主是自己称王，现在楚国君主是给儿子封王。如果说楚君的儿子和周天子一样都称王，那么楚君岂不是比周天子更高一级吗？

本来周王室的威信就正在逐渐丧失，而姬燮又确实正如当年周孝王所认为的那样是烂泥扶不上墙。姬燮在位期间听信谗言烹杀了齐国的国君齐哀公。这件事使得本就离心离德的诸侯对王室更加不满。一些异姓诸侯国见王室渐趋衰落就不来朝贡了，甚至还有些诸侯国公然起兵叛乱。事实证明周王朝已不可能再回到以前那种统治秩序下了。摆在周王室面前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进行改革，要么继续衰落。

烂泥扶不上墙的姬燮自然无法肩负起改革王朝政治的历史使命，所以他在位时期根本无法扭转王朝持续衰落的命运。公元前878年姬燮本人和他的王朝一样染上了重病。尽管周王室虔诚地祈求天神保佑，然而最终还是无法挽救姬燮的生命。姬燮死后得了周夷王这样一个谥号，他的儿子姬胡继位是为周厉王。周厉王继位后倒是试图有所革新，可他的具体做法却进一步加深了王朝所面临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