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24日，就在合肥青龙场褚老圩的一处荒野上，新四军名将高敬亭死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下，被枪决前，他与新四军军长叶挺有过一段简短的对话。

“共产党人对死无所畏惧，我没有罪，既然你们硬要我死，但必须死在红地毯上！”

“你是一名真正的革命军人！”

从那之后，高敬亭及其妻女乃至他生前的部属，在很长时间里都遭受着歧视、打击与迫害，党中央对这一历史问题只能保持慎重态度，可毛主席与刘少奇私下里对他的被枪决还是极为惋惜的。

“高敬亭不枪毙，送来延安学习好不好？”

“不让出大别山，不是更好嘛，有这块根据地，跟敌人斗争不是更有力量吗？到路东没有基础。”

值得欣慰的是，就在高敬亭离世38年后，党中央对他做出彻底平反决定，对他的功绩也有了中肯且客观的评价，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不妨先来了解一下高敬亭的一路成长历程。

1907年生于河南新县，22岁加入我党，凭借作战英勇且粗通文墨，在中共六大之后，他得以不断被提拔，于1930年当选光山县苏维埃主席，而后升任鄂豫皖特区苏维埃主席、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随着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日益丰富，高敬亭得以成长为一名优秀指挥员，就在红四方面军主力因反“围剿”失利被迫离开鄂豫皖之后，考验他的艰苦征程才真正开始。

当年，就在红军主力不断通过长征进行战略转移的情况下，他一直留在鄂豫皖苏区坚持革命斗争，哪怕在没有上级指示与援助的糟糕情况下，他还是承担起了在当地全面领导继续反抗国民党武装斗争的历史重任。

凭借如此坚强的革命信念，在土地改革战争时期以及抗战时期，大别山地区的百姓都对这位“高政委”、“高司令”充满着爱戴之情，以致于国民党方面对他恨之入骨，甚至出现过悬重赏买他人头的情况，而这也为他的惨死埋下了重要伏笔。

当年，高敬亭仅凭1400余人的武装力量在大别山地区重新竖起红旗，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弱势处境中，他还能创造出一整套克敌制胜的战略及战术，在部队建制及日常管理中也做到了纪律严明。

3年游击战争历经数百次的战斗，不到2000人的部队居然创造了大胜26例、小胜28例、歼敌7.5万人、牵制敌正规军17万人的战斗奇迹，无疑让蒋介石将高敬亭视为心头恨，甚至因此撤去鄂豫皖剿匪总指挥梁冠英的职务。

这样得来不易的战绩自然得到我党领导人的高度评价，此后的高敬亭没有自骄自傲，反而打响了新四军挺进敌后的第一仗，还因此达成南方八省游击队中国最早、最成功的一次国共两军谈判。

1938年2月，新四军第四支队成立，高敬亭任司令员，下辖4个团，是当时新四军中人数最多、力量最雄厚的支队。

就在他率领第四支队在皖东大地与日寇展开激烈交锋并取得喜人战果的情况下，明明可以借助天时地利人和创建大别山根据地，奈何这项建议遭到了当时受王明“右倾”错误影响的新四军领导人的反对。

随着桂系军队在我党帮助下在大别山渐渐站稳脚跟，高敬亭想要带领第四支队回到大别山建立根据地的提议，不仅被王明和项英斥责为“不服从统一战线，消极抗日”，还给他惹上了更加严重的祸端。

因对东进问题与新四军军部发生严重冲突，第四支队在行动方面出现了迟滞，随着矛盾激化，高敬亭被扣上了四大罪状。

其一，不服从军部领导。

其二，排挤延安干部。

其三，山头主义。

其四，宗派主义。

1939年6月20日，项英以“反党、反中央和可能率部投敌”的罪名同时向党中央及国民党军事当局发出“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决”的电报。

有如前文提到的那般，蒋介石早就对高敬亭视为眼中钉，项英这份电报恰恰可以让他达成“借刀杀人”的目的，自然乐见其成。

由此，还没等新四军军部收到党中央作出“对高采取过渡办法”的指示时，悲剧就发生了，如开篇所言，高敬亭在生命的最后捍卫了自己身为军人的尊严。

1975年11月10日，其女高凤英给毛主席写去了一封申诉信，在毛主席的亲自指示下，高敬亭一案才在整整36年后迎来转机。

1977年4月27日，我军总政治部根据中央军委决定对高敬亭作出平反、恢复名誉的决定，英雄终于得以含笑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