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这里有特务没有？你们站出来！如果你们还是个好汉，就有理由站出来讲清楚。你们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万个李公朴站起来……”

这篇掷地有声的即席讲话出自著名爱国人士闻一多之口，后来以《最后一次演讲》收入了中学课本。

本文内容均基于权威历史资料整理撰写，文末有文献引用来源

1946年7月11日，著名民主活动家、中国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在昆明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杀，举世震惊，闻一多等人满含悲愤地组织了李公朴治丧委员会。

三天之后，治丧委员会在云南大学志公堂举行了“李公朴遇难经过”报告会。

这场报告会由李公朴的夫人张曼筠作为主讲人，泣不成声的她在讲台上还遭到了混进会场的几个特务的捣乱起哄，这让台下的闻一多忍无可忍。

他拍案而起，走上讲台，慷慨陈词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

可让许多人都没有想到的是，闻一多演讲完毕，在前往职工宿舍的途中也遭到了特务的暗杀。这无疑为紧张的局势又新添了一把火。

时光荏苒，军统总务处少将处长沈醉却披露了一个历史内幕：李闻惨案并非军统所为。

这似乎和主流的历史观点大相径庭，那么事情究竟是怎样一个面目呢？

沈醉所说有无历史根据呢？想要弄清这一切，还需要回到历史中去，寻找真相。

1946年的盛夏，远在西南山林的云南昆明也不再是一个避暑胜地，空气中的炎热夹杂的是火药的腥味。

全面内战一触即发，所有人的心头都紧绷着一根弓弦。

当时，国共双方虽然在东北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国民党也开始谋划在关内进攻中原解放区。

但双方还没有彻底撕破脸皮，保留着最后一丝和谈的希望。

6月份，国民党反动派为了争取舆论上的主动，在昆明散布谣言，说：民盟企图勾结地方势力在云南组织暴动，民盟的中央委员、“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携带巨款来昆明密谋暴动。

这一栽赃指控，从逻辑推导上看完全是不成立。

当时，云南尚属龙云的势力范围，中共在云南力量薄弱，即便暴动成功，也难以维持生存，更得不到延安方面的财力、军力支援。

在云南搞暴动，无异于送羊入虎口。

造谣的目的主要就是生事，生事的矛头就是指向李公朴这一民主斗士。

在蒋介石的默许下，云南省警备司令部就动用武力，封了几家书店，抓了几名民盟下属成员。

一时之间，整个昆明风声鹤唳，所有人头顶上都笼罩着一片乌云。

白色恐怖的气氛越来越浓，民盟依旧在李公朴、闻一多的主持下召开了会议。

会后，民盟向外界阐述了自己这个组织一直以来的主张：民盟只以和平的方式争取民主，并非暴力革命的团体。

一句话，我们不搞暴动，也不搞暗杀，那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作为民盟的主心骨，李公朴更是在会上强调：“内战万万打不得，大家发内战的声音要更大一些。”

随即，民盟又在昆明发起了呼吁和平的“万人签名运动”。

昆明的局势出乎了蒋介石的意料，没想到完全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这时，一贯崇尚暴力的蒋介石又搞起了暗杀的勾当。

在《南京国民政府档案》中，蒋介石给云南警备司令发去了这样一封电报：特予昆明警备司令部、宪兵十三团对李、闻等人以“于必要时得便宜处置之权。”

电报中的“便宜处置”有些耐人寻味，这无疑是给了云南警备司令部很大的权力，其言外之意就是“你们自己看着办，必要时下毒手也未尝不可。”

但蒋介石偏偏不把话挑明，给自己留有一个回旋的余地，完全将自己撇得一干二净，责任都是属下的，自己是绝不背锅的。

时任云南警备司令霍揆章为了讨好蒋介石，获取权力好上位，立即派出了特务于7月11日，暗杀了李公朴。

李公朴的夫人张曼筠在《回忆李公朴》一文中说：“我们下了公共汽车，走到学院坡，就听见后面轻轻啪的一声，公仆便倒在我的身边。”

枪声响起，云南警察很快就赶到了现场，见一身身着草黄军副都人惊慌奔跑，遂将其作为嫌疑人解送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

经过询问，此人名叫李成业，当晚乘坐公共汽车去访友。刚一下车，就听到枪声，为避免危险，惊忙奔驰。

线索的中断，一时也寻不到凶手。可是三天之后，闻一多被刺身亡让一切都不解自明。

7月15日，闻一多发表了演说，就于下午5点15分左右，在18岁的闻立鹤（闻一多之子）陪同下走到离天都职员宿舍家门口只有几十步的地方时。

突然从后面赶上来两个暴徒，大声向闻一多喊道：“站住”。

没等闻一多回头，就连开了数枪，其中一枪直接打中闻一多的后脑，立刻倒在血泊之中，当场死亡。

闻立鹤见状，扑到父亲的身上，一边察看，一边呼救：“凶手杀人了！救命啊！”

这时，从前面又来了两个穿着蓝色便衣的大汉，对着闻立鹤连开了三枪，他也跟着倒地。

闻讯赶来的群众来不及抓凶手，只顾上将闻一多父子送到云南大学医院抢救。

不幸的是，闻一多早已气绝，闻立鹤虽经过抢救，保住了性命，但身体留下了终身残疾。

和李公朴遇害不同，闻一多遇害的时间是在下午5点。

盛夏的5点，太阳还在高空照耀着大地，这是光天化日，是十足的明杀，而非暗杀。

再者，闻一多遇害的地点，离西南联大西仓宿舍仅仅只有几十米。

且西仓坡贯通东西，来往行人络绎不绝，东面不远处就是一座粮仓，有士兵把守；西行下坡，对面的翠湖旁边警备司令部驻地。

最后，凶手竟然连弹壳也没有捡回，留下了物质证据。

一系列的客观事实和环境都说明了一点：杀人犯目无法纪，猖狂到了极点。

市民们都谈到如果没有当局在背后支持，这些人敢这样明目张胆吗？敢这样有恃无恐吗？

闻一多遇害不久，南京的《中央日报》罔顾事实，反咬一口，来了一招恶人先告状，说“这两起暗杀是共党决意扩大战乱，鬼鬼祟祟兴风作浪，以期嫁祸于人。”

可是天日昭昭，接连两位民主人士的惨死街头，彻底引爆了中外舆论，国民党的金主美国也开始留意此事。

7月17日上午，美国总统杜鲁门派五星上将马歇尔和周恩来在南京海宁路5号进行了会谈。

周恩来在谈到李闻惨案，郑重对马歇尔说：“国民党应该知道，出现了这种事，他们对人民要有个交代的。”

会谈后，马歇尔告知了时任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两人联名向蒋介石提出了“调查此事件”的要求。

当天晚上，马歇尔还特地面见了蒋介石，说：“这次事件，给居中调停的美国带来了负面影响，暗杀针对的是中国最有教养的一批人，美国舆论对你已经很反感。”

马歇尔走后，蒋介石深感不安，不得不派内政部长兼警察总署署长唐纵、陆军总司令顾祝同、陆军总参谋部长冷欣、宪兵总司令张镇，前往云南“办理此案，查明真凶”。

事后证明，这次谋杀事件的主谋不是别人，正是身负云南全省治安之责的云南警备司令霍揆章。

霍揆章，1945年12月接替关麟征，上任刚刚半年，他急于向蒋介石表忠心，处处揣摩上意。

在得到蒋介石“便宜行事”的电报后，他下定决心对民主人士下手。

所谓“枪打出头鸟”，李公朴、闻一多就是最为激进的两人。

正如郭沫若所说：“李先生在某一部分人看来，早就应该死了。他死在昆明黑夜的穷巷中，或许有点意外，可是这却是情理之中的事。”

相关的书面证据还有事件的调查者唐纵的日记，唐纵在日记里记载道：

“我于7月27日下午5时半，赴主席（蒋介石）官邸，报告此行经过。主席愤怒犹未已，大骂霍揆章是疯子。我说，闻一多在追悼会上，侮辱领袖，力斥特务分子，刺激过甚，青年人血气方刚，一时控制不住。”

根据唐纵的日记，李公仆的死是霍揆章所为，不过闻一多的死则不是霍揆章的直接授意，而是手下特务激情杀人。

这之后，唐纵又跑了一趟昆明，蒋介石还叮嘱唐纵，李、闻两案要分开办理。

唐纵和顾祝同、张镇商议后决定，如果宣布霍揆章是元凶，对政府和老头子（蒋介石）都不利，建议由宪兵司令部负责，捏造一个事实，就说昆明宪兵团派了两名宪兵去侦查李公朴案件时，混进了追悼会，听到闻一多辱骂蒋介石，感到非常气愤，激情之下，将闻一多打死。

至于找人顶罪的事，就交给了军统总务处处长沈醉。

沈醉在《军统内幕》一书中回忆说：

李、闻二人被杀，许多人都认为是军统特务干的。我当时是总务处处长，不知道这件事的内幕，连军统局本部主管这类工作的负责人也不清楚。蒋介石从庐山打电话到南京责问毛人凤的时候，毛人凤也回答不出是什么人干的，只能说是他没有叫人干这件事。

综合各方的说法，谋杀的主谋应该就是霍揆章无疑。蒋介石几番令手下严查，找出了真凶，就是霍揆章。

他把霍揆章叫到了庐山，明面上是训斥，将其撤职查办，暗地则是唱了双簧，将其送到别处，保护了起来。

沈醉之后，费尽心机，找了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特务营连长汤时亮和排长李文山。

可令人气愤的是，在公审现场，国民党不允许云南地方上的民盟成员出席，而且对新闻界作了严格的限制，只有两名南京的中央社记者到场。

作为第三方的天津《大公报》等记者的申请均遭到了拒绝，完全无新闻自由可言。最让人寒心的是，公审过后，被枪决的也不是法庭上的汤时亮、李文山，而是从死刑犯里又找了两个替死鬼。

行刑时，宪兵先将替死鬼灌醉，枪决后立即拖入土坑了事。

汤时亮、李文山则被人用专车连夜送到云南大理，交给了滇西警备司令王凌云，安置到大理后山无为寺保护了起来。

李闻惨案，直接揭露了国民党腐败、独裁的本来面目，是民主与反民主的一次针锋相对的较量。

在这次案件中，军统机构虽不是直接参与者，但也是帮凶之一。

沈醉固然说明了真相，但也并非完全无辜。同时，李闻惨案对于国民党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

在国内，本就不满的知识分子群体彻底放弃了改良国民党的幻想，在国外，美国一些著名大学的教授联名上书，希望美国政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断绝对国民党的任何资助，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资助力度。

参考资料

《沈醉回忆录：我的特务生涯》 沈醉口述、沈美娟整理 中国文史出版社

《李闻惨案之善后》 闻黎明 近代史研究 2011年第4期

《杀害闻一多的凶手究竟是谁？》语文知识 张文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