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毛主席和周总理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是冒了很多风险的。在长达43天的谈判之后，二人平安返抵延安，只是主席却突然生病了起来。
在这个特别时刻闹病，主席的病情叫人忧心，还有人担心是不是谈判期间被蒋介石下毒了。当时，一位名叫阿洛夫的苏联医生在为主席诊断之后，才终于揭开了事情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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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病情俄语翻译专家师哲曾回忆过主席生病时的情况。
当时，他正在延安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看着主席的身体愈发让人担忧，每天都要过去看望几次。主席则躺在床上，全身发抖，手脚痉挛，不停冒着冷汗，入睡也成了一个难题，在一边看着很替他难受。
主席让师哲用冷的湿毛巾给他敷脑袋，师哲照做了，但是也没有产生什么实际上的效果。由此可见，主席当时的病情还是很严重的。
那么，主席是否是中了毒呢？师哲在听到这个猜想后，便马上告知了苏联方面的医生，让他们注意检查。只是，苏联医生告诉他，任何毒素都不会在人体内潜伏长达两个月的时间才发作，主席的症状应该不是中毒。
在给主席检查过身体之后，苏联医生也很快对主席的病情做了进一步的澄清，说主席的情况只是因为太过操劳，负担太重，精神高度紧张所致，只要好好休息，紧绷的神经缓和了下来，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医生还建议，主席应当暂时减少对工作方面的事情的操劳，少管或者不管国家大事，等到神经松弛下来了再说，旁边人也不必太用一些生活琐事来劳烦他了，让他好好休养。
按照苏联医生的建议，主席的病情是有好转的，但是过程中也出现了一次反复。那是在1946年的3月份，美国的总统特使马歇尔到了延安，主席必须要设宴招待他，因此又透支了一些体力。
宴会第二天清晨，主席还在床上，便让人把苏联医生找了过来。因为时间太早，苏联医生并不知道是来看病的，连听诊器都没有带。
主席则表示出了理解，还让医生坐下，让人给他倒茶。主席说，自己的体力直到今天也没有恢复过来，因为昨晚的宴会，又有些疲累了。
他还跟苏联医生讲，他们虽然将美国人招待得很热烈，但自己不会请美国人到自己的卧室里来，这就是他们对待美国人和苏联的本质性差别。
主席的病情是由于精神压力导致，还有一个可以说明的例证是，1946年6月，国民党的30万大军兵分四路向中原解放区的部队发起了大规模进攻，预示着我们也可以放手发动反击了，此时主席的病便像全好了一般。
这样看来，主席的病就像是身体向他发出的一个信号，逮住一个可以喘息的空隙，便要好好休息一下，而一旦紧急的工作来了，下意识的反应便会马上让他进入到工作状态，这些都算是身体的应激反应。
当时，苏联医生为了调整主席的情绪，还在1946年初的时候组织了一次春游，地点是在延安南郊二十里铺附近，师哲也在同行行列。
多走动，多呼吸野外的新鲜空气，对主席身体的复原确实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事后精神状况也好了很多。
在这次出游中，主席还了解了不少延安当地的地理文化知识。比如，他在看附近碑文的时候，就说道：“延安在明朝以前就有较高的文化，大概是由于交通不便，渐渐落伍了。”
在去大路西边一所小学参观的时候，他还找到了一位师哲的老乡亲——韩城西南塬上的人，也是鲁迅师范的毕业生。
这次春游恢复精神之后，主席还嘱咐苏联医生不要把精力都聚焦在他一个人身上，有时间可以去各机关单位走动看看，也给同志们都看看病，检查下身体，“乐善好施”便是当时的中国人经常褒奖医生的一个词。
于是，他们便给延安的同志们都做了一次检查，结果显示都还算健康，只有任弼时一个人有脑血管硬化的问题，两只眼睛的视力也受到了影响，报告给主席后，主席不由地叹了口气。
那时，苏联医生们私下还交流过对主席的印象。在他们看来，主席便是那种真正强有力的领导者，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和超人的毅力，对大小事都很认真，抓得很紧，不会被任何人骗到。
重庆回忆了解了主席的病情，也不免引人猜想，重庆谈判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会让主席这样精神高度紧张，事后一病不起呢？
原来，当时国共双方虽然在谈判后先后签订了《双十协定》《停战协定》《整军协定》等一系列的文件，但是国民党方面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对我们的军事挑衅，甚至将炮火从关外拖进了关内。
在谈判期间，两党间的较量也一直在持续。当时，陪同主席一同出席的周总理就说过一句话：“我怕酒里有人作手脚，放毒……”所以，在那些大大小小的宴会上，主席的酒都是由周总理代劳挡掉，一杯酒都没让主席喝过。
除了饮食，周总理也注意其他方面的安全保卫工作，日常起居也注意到了，尽量保证主席，也是自己的这位战友安然无恙，不受伤害。
红岩革命纪念馆编研部的主任刘立群对当时的情况做过更全面的介绍。他说，当时重庆的宴会多达十多场，每次人们都是争相涌上来，要给主席敬酒。周总理放心不下，一直贴身陪着主席，总是挨着他坐，说话的时候就退后半个身子，敬酒的时候又抢先半步，挡在主席前面，说道：“毛主席酒量有限，我代了，我来代劳……”
主席这样躲酒，一杯不喝，全由周总理代劳，自然会在现场分外显眼，而周总理却并不以为然，还是顾自不停地帮主席喝着。
他还提了一个建议，说：“我们不要继续打乱仗。无论谈判还是喝酒，我们应该平等地进行。现在我提议，所有能喝酒的先生都举杯，我代表毛主席敬大家三杯。”
随后，他便代表主席连干了三杯，为表诚意，又以自己的名义喝了三杯，他还说这不是在赌酒，而是为友谊干杯。如此海量，让总理宴会后回到红岩办事处，已是满嘴的酒香。
苏联的援助主席闹病之后，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医生还破费了一番周折。当时，延安的主要医院都撤出去了，留下来的医生也就傅连暲、金茂岳和黄树则三个人，师哲便想到了找斯大林求助。
他在给主席做过请示之后，便给斯大林发了一封电报，说了主席的情况，想让苏联方面提供一些医疗资源方面的援助，或是帮着提供一些诊断意见，看看主席的病情到底如何。
苏联很快就回复了电报，说单从电报信息很难判断主席的病情，还是决定派人过来。当时，毛岸英也在苏联，便由他带队，领着内外科两名医生阿洛夫和米尔尼科夫到了延安。
主席得知是由儿子带医生回来，收到电报的时候就很开心，还特意去接机了。他看见毛岸英是穿着苏联陆军上尉的军装下飞机的，有些激动，走上前将他紧紧抱住，还感叹了一句：“你长得这么高了！”之后，主席便同其余来宾握了手，把他们都请到王家坪休息去了。
傍晚的时候，他还特别宴请了两位苏联医生，同行的飞行人员以及毛岸英。其实，在师哲给斯大林发电报的时候，主席还有些犹豫，得知师哲已经将电报发过去的时候，责怪过他做事情太着急。
如今，斯大林“盛情难却”，苏联方面的人都已经到了延安，还带来了礼品，主席的心里更多的便是感谢，他还特地写了一封感谢信，让苏联机长带回莫斯科，交给斯大林。
苏联医生到来之后，主席的身体有了明显的好转，他们为主席提供了最新的特效药物，以及专业的护理和诊断，加上还有许久不见的亲儿子毛岸英在身边陪护，复原的效率自然大大提升了。
特别是毛岸英的归来，给主席带来了很大的心理慰藉。这对父子早早别离，此时再见中间已经相隔20年了。
毛岸英是在1936年从上海乘船途径法国，最终到的苏联，回来的时候已经二十多岁了，几乎可以说是在苏联长大的，对当地的文化风俗和生活习惯都很了解，可以说是一个妥妥的当地人了。
回到国内之后，这对父子也并没有多少真正温馨的相处时间，主席交给了毛岸英很多的任务，包括让他去农村参加生产，下地干活锻炼。师哲还说，毛岸英的到来，减轻了不少他的翻译工作负担。
当时，在主席眼中，苏联医生还像是斯大林的某种化身，他经常会将自己对国内形势的理解告知苏联医生，就像是在和斯大林说一样。
比如，在宣化店事件发生之后，主席便认为要从中吸取严重的教训，说这是对《双十协定》发表后党内会出现某种和平局面的幻想的完全破灭。
他和阿洛夫说，宣化店事件非同小可，蒋介石却装作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那是因为他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想法，但人民不会那样想，也不会像他那般全然不在乎。蒋介石带给他们的教训已经足够多了，他们不敢忘，也不会忘记，一定要提高警惕，做好防范。
参考资料
1、重庆谈判时担心投毒为毛泽东挡酒(组图)
2、内战爆发 毛泽东就医转话斯大林
3、《实录毛泽东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