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什么中国文化能够传承下来，却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理论呢？当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就必须涉及到中国的长达五千年的的人文历史和思想史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上。 当我们触及到中国历史中的思想史时，就会发现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史发展路径似乎没有连贯性。可以说，从周开始形成了学校教育体系发展到到春秋时期，这个体系可以通过诸子百家的创新思维模式的出现看到，这个教育体系是完备的。这是因为呈现在诸子百家中的各种学说和学术理念，涵盖中国当时社会的所有文明活动。我们可以从现代对于先秦的考古看到，当时的教育，在各个领域都有涉及，作为数学的基础的算术教育已经包含了九九乘法口诀。 但是，到了西汉的董仲舒提出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中国的人文教育却被人为的割断了。独尊儒术使包含全部人文思想的诸子百家思想体系被剔除在人文教育体系之外，只剩下了儒术。随之形成了一种单一的科举教育体系，这显然导致了基础教育的缺失。科举制度由于缺少了其它学科知识的培养和输送，也导致了创造性思维模式无法形成。这也就无法产生支持科学发展理念的创造性思想体系的形成了。 二、没有这样一个创造性思想体系的的支撑，会导致什么情况发生呢？我们可以通过中国出现在不同时期的创造发明来分析。在东汉时期，虽然出现了一个科技发明创造的浪潮。但是，这些初期科技发明创造，由于没有形成创新性思想体系来支撑。同时由于这些包括数学的、物理的理念闪现的科技发明和研究，缺乏知识储备的学校进行人才培训和知识储备，致使劳动者无法获得创新型思想能量的补充，从而导致产生初期发明的具有创造性的劳动，永远停留在襁褓期无法成长壮大。 随之之后各个朝代都出现了这种尴尬的局面。 尤其是在盛唐，这个空前繁荣的社会，竟然没有一点科学理念的火花闪现。只有文人雅士略带颓废的轻歌曼舞和浮华的文学风气。这可能是丰富的物质供给，满足了整个社会的需求，也使得文人能够在朝廷混个闲差干干，单一的儒学教育也使得这些文人雅士不可能产生任何与科学有关的创造性思维和思想体系。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宋代，社会环境的巨变，让这个时期闪现出一种浓厚的研究学术问题的风气，文学艺术开始出现多样化发展，创新宋词也有了以王安石苏轼范仲淹为代表的豪爽派。而科学技术研究也有了新的考究型等学术研究方法。但儒学的先天不足，使这个学术研究风气的惰性非常明显的显现出来。这个时候，虽然出现了从数学模型理念研究代表中国上古文化的河图洛书和易经，并出现了从中探讨数学的高层次理论的萌芽。但历史的进程没有给这种思维方式更多时间，随之而来的元却出现了中国科技文化的空白期。 而到了明朝，可以说是历史给予了我们又一个机遇期，但是随着在宋时形成的程朱理学到明时，在上层建筑全面推开，把儒学牢牢地推向了基础教育的顶端。这个时期，如果能够产生完备的支撑科学理论形成的思想体系，那简直就是奇迹了。 三、实际上，这就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基础教育普及的缺失造成的如果说，春秋时期是中国人文文化形成的空前繁荣时期，近代科学的各种学说和学术理论都可以在这一时期找到初次冒出的萌芽。但自从隋朝开始推行刻板僵化的科举制度后，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便以以科举考试为主要目的了。民间中的所有学习都围绕读书中举做官为目的，在这种状态下，诞生或形成研究自然科学，并形成系统的科学理念，显然是天方夜谭。 虽然虽然科举这一制度产生了不少治理国家的人才，为当时的社会管理能够提升到一定高度，但却造成了没有任何科学技术的理论储备的现象。同时这种科举制度在当时为治理国家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使每个朝代都有能够产生科技文明的漫长和平期。但是，科举制度的弊端却暴露了出来，指使中国的任何朝代的社会制度和人文文化历史都如复制粘贴一样雷同。 我们可以看到，从隋朝以后到明朝这样漫长的历史时期，支撑科举制度的教育体系是严重缺失的，甚至连最基本的基础教育教材都没有形成。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从秦到明，以及清前期，都没有建立和形成系统的、可用以建立和储备文化知识的、以学校为主体的教育体系和文化知识体系。更令人奇怪的是，就是私塾教育也没有形成系统教育教材，更不要说形成具有一般科学意义的基础教育教材了。 不储备科技文化以及各个方面的科技人才，所有知识储备只以做官为唯一的衡量标准，导致整个国家没有学校，所有秀才经过私塾的短暂培训后，以后便是以漫长的岁月自修八股文考取功名。 由于当时整个国家根本没有知识储备的学校，学子们只有通过私塾获得少的可怜的知识，这些知识还只是四书五经，和一般的写作常识和计算常识。而教授这些学子的也是没有中举的落魄秀才，从而导致人文文化的固化和基本社会知识的僵化。 而稍微有点知识文人雅士，和没有考取上功名的秀才一样，都把从事生产劳动视为下作，同时把没有文化的能工巧匠视为淫巧之术，视为旁门左道，导致由民间劳动者创造的科技文化只能通过口耳相传，不能记载流传下来，造成科技文化的流失，从而造成了没有形成创新和发展的科技发展系统体系。 四、由于没有理论研究和总结，导致了古代中国即是一个诞生发明创造最多的国家，也是一个停留在初级发明没有上升到理论的国家。我们都知道，古代中国产生了直到今天我们都为之骄傲的四大发明。我们也可以看到，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四大发明，直到今天仍然是现代科技的支撑点。遗憾的是，我们却没有找到其推动古代中国向科技方面转化的任何信息。 我们可以看到，扁鹊鲁班华佗等一些优秀人才为什么只有民间传说，没有任何记载，甚至他们也没有任何著述。中国天文观测也是世界上最早有记载的，遗憾的是这些并没有上升到科学理论，只形成了算命堪舆的天象卦词，和术数。 这是什么原因呢？ 实际上，这些具有创造性的劳动者，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只不过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大的字不试一箩筐的下人。 这些从事普通劳动的人由于基本上是文盲和下人，他们在劳动和建设中虽然产生了一些科技技术，但是由于没有文化，使这些宝贵的创造无法记录，也无法上形成科学理论。他们创造了长城，浑天仪，地震仪，赵州桥，天安门，故宫等等伟大的建筑和拥有着改天换地的科学技能，但是他们只不过是民科，是一群不识字的愚鲁下作之人淫巧之术，没有一个秀才愿意去总结和记录他们的伟业，更不会把这些知识上升为理论了。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四大发明显然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由于没有基础教育，没有系统的学校教育，从而形成不了知识筹备，也就无法促使四大发明转化为科技生产力了。 当蔡伦纸在东汉出现后，自蔡伦之后，我国古代造纸也仅仅是个人行为，古代大多数文人都会手工造纸，随之以后的漫长历史中，没有任何人从造纸工艺工业化角度推到这个伟大发明。 同样如此，活字印刷的尴尬竟然也与文化有关。没有能识字有知识的工匠，排版就成了一个非常显著的问题，这也导致了活字印刷在北宋就已经发明，而没有从根本上取代唐代就发明的雕版印刷，更不要说形成工业化印刷业。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在远离工业重镇许多地方，依然采用的是家庭雕版印刷方式。 火药来源于古代方士的炼丹术，然而这些方士并没有进一步进行深究，只是通过唐初的一个医生宋思邈简简单单的几句话记录了一个过程（实际上，在当时，方士与医生的角色没有严格的界限，许多著名的中医著作中都含有方术），随后的历史时期没有一个中国人再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研究。 而指南针我们可以通过韩非子在《有度篇》中的一句话“先王立司南以端朝曦”找到其端倪，而详细记载司南制作和应用则可以通过《论衡是应篇》的记述看到。直到宋代，学者沈括通过观察，发现了指南针在指南时，“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显然，这个发现具有启发性意义。遗憾的是，自此以后的历史，对于磁认识，依然停留在沈括寥寥数句观测上。 唯有中医学有一些知识分子聚集，同时产生了中医学说，可惜的是，这些写下中医学理论的人由于没有皇家身份，同时也是没有任何学术背景，被骂了几百年，直到今天任然挨骂。我有时候都为他们这些没有学历没有知识没有学术背景的古代发明家们和民间科学家们冤得慌。 我们可以看到，科学发展显然有一个创造性思维模式支撑，这个创造性思维模式是一个新型的整体的创新性的思想体系。这就意味着这个思想体系是完备的，不是残缺不全的思维意识，比如涵盖哲学，逻辑学，心理学等学说的庞大的学术理论体系。这个体系需要一个较为全面的社会文化教育体系来完成这个思想体系的形成。这就意味完备的社会基础教育是这个思想体系形成的至关重要的的因素，没有这个重要的先决条件，也就没有了这样一个基础。 在改革开放初期，也就是八十年代，曾出现过通过周易的一些理念寻找新的科技见解的风气。河图洛书和八卦图被称为中国最早的宇宙学。但我们现在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这种试图没有任何意义，除了从中找出一点虚荣外，剩下的只会让我们的思维重新陷入用现代科学包裹的新神秘文化的泥沼里。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创新型思想体系对科学理论的产生和成长有着非常大的促进关联，这种体系的形成也有一定的时间性，错过这个时间，历史发展不可能再给予任何机会。 所以，错过历史机遇的任何假设都没有意义。我们只有在改革开放机遇中，通过东西方科学文化的交流与研究，借鉴别人的科学理论和新型技术，找到自己的创新创造之路。 #科学笔记# #原创文章# #原创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