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于前天发表了一篇名为《刘少奇在长征期间做了些啥？为何能在长征后成为了党内二号人物》的文章，该文在“覃仕勇说史”平台上发布。文中指出，八路军在北方发展的势头迅猛，从1937年至1940年的短短三年间，部队人数由5万迅速扩展至50万！这其中，刘少奇的贡献不容忽视。相对而言，南方的新四军则发展缓慢，在这三年内，人数仅从原先的1万多增加到2.5万余人。因此，刘少奇成为了“救火队长”。1940年12月，他被命令率领中原局机关前往皖东津浦路西藕塘地区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导新四军的工作发展。实际上，在毛主席曾提到的“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王明的倒台意味着其主办的长江局被取消，随后分拆为中原局和南方局。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原局书记，负责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的党务工作。刘少奇的工作风格一向是干脆利落，他几乎未做多少准备，就与李先念、郭述申、朱理治等几十名干部前往华中。从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军事天才李先念。在老覃上个月发表的《西路军失败，徐向前自称“犯了终身抱憾的错误”，愧对李先念等人》一文中提及，西路军的失败后，李先念在程世才、李卓然等人的配合下，带领西路军余部400多人经受重重困难，穿越大漠，成功抵达迪化，迎来了生命的转机。在迪化，曾有人悄悄询问李先念：“西路军战败如此惨重，接下来，你是打算前往延安，还是去苏联？”李先念毫不犹豫地答道：“必须去延安。”从这句话，足见李先念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李先念于1937年12月和陈云等人搭乘飞机抵达延安。张国焘在祭黄帝期间叛逃，而李先念在两河口会议上被张国焘强行塞入政治局委员的名单中，因此受到牵连，在八路军改编中降级6级，从军政治委员降至营长。尽管遭遇如此不公，李先念却没有流露出任何不满，反而响亮地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安排！”毛主席起初对此不知情，后来得知后，大感不公，特意找李先念交心。李先念倾诉自己的心声：“只要是为革命，我愿意当班长、战士、伙夫，都乐于奉献。为了共同参加革命的战友们已经牺牲了许多，我们有什么好计较职务高低呢？”毛主席为之感动，拍着他的肩膀说：“这正是革命者应有的精神与气节！” 在1939年1月，刘少奇前往华中，毛主席特意为李先念安排了新的岗位，让他随刘少奇前往华中担任新四军第四支队的参谋长。这个安排是经过毛主席深思熟虑的。这是因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的司令员高敬亭是位性格鲜明的老革命。1932年10月，鄂豫皖根据地在面对第四次“围剿”时遭遇失败，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向西转移。作为鄂豫皖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之一，高敬亭率领一部分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保护了大量苏区群众的安全，并坚持打击敌人的斗争，协助吴焕先等人重建红二十五军。在经历了多次战斗和挫折之后，高敬亭于1934年11月再次面对困难。在鄂豫皖根据地第五次反对“围剿”失利后，红二十五军实施了战略转移，高敬亭仍选择留守，主动承担起保卫鄂豫皖苏区的重任。
在历史的长河中，高敬亭无疑是鄂豫皖苏区的一根重要支柱，令人铭记！在与敌军的激烈交锋中，他所指挥的队伍始终屹立不倒，赢得了声名显赫，他本人也逐渐成为了众人瞩目的传奇战将。老覃在其文章《西路军失败，陈昌浩为何不直接回陕北而去湖北？只因另有雄图壮志》中提到，西路军失利之后，陈昌浩与徐向前脱离大队，打算返回陕北向中央报告。然而，因病与徐向前分开后的陈昌浩，在康复后却萌生了别样的想法，秘密返回湖北，试图与高敬亭合力开展一项宏伟事业。然而，高敬亭对此并未心动，他果断拒绝了陈昌浩的邀请。
当南方红军游击队经过改编成为第四军后，高敬亭迅速向毛主席汇报了陈昌浩的动向，报告中提到：“我于9月5日收到自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及总指挥、以及西北革命委员会于8月24日发来的简要信件，这封信是由陈同志转交的。” 由此可以看出，高敬亭在党性上表现得确实非常坚定。从这一点来看，高敬亭在政治立场上是非常明确的。毛主席将李先念安排到四支队，是为了期望李先念与高敬亭“强强联合”，从而让四支队能够更好地发挥战斗力。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刘少奇认为李先念是一位难得的人才，经过与毛主席的研究，决定让李先念在豫鄂边带领队伍，寻找新的战机——这对于后来的中原突围，埋下了重要的伏笔。当刘少奇抵达华中时，武汉已然沦陷，他在三门峡绳池滞留了整整一个月，随即又奉毛主席之命与彭德怀一道前往洛阳拜访第二战区副司令卫立煌，之后又返回延安参加会议，商讨全国工作的展开进程，然而这一系列接连的活动，却耽误了不少时间。但在1939年5月时，高敬亭对于向皖东发展所发出的指示产生了疑虑，未能服从项英和叶挺的指挥，选择了按兵不动。到了6月4日，高敬亭在青龙厂被江北指挥部拘押并审查。最终，他在6月24日被仓促枪毙。令人感慨的是，高敬亭在南方进行游击战争时，面对国民党军队17万人的庞大压力，凭借区区数千人之力苦撑了三年而未受重创，然而最终却遭到自己内部的鲁莽决策，含冤而死，这无疑是对他及其支持者的双重打击。可是，因战火硝烟频仍，人事更替迅速，高敬亭事件的处理却显得相当复杂，长时间内内部也未能厘清谁应为高敬亭的冤屈负责。直到1975年11月，高敬亭的女儿高凤英向毛主席上书，恳请为父亲平反，信中提到：“我父亲是参与打击国民党的，最终却遭到国民党蒋介石的下令杀害……” 从这封信的内容来看，高凤英认为其父高敬亭是被蒋介石指令杀掉的。毛主席对此十分重视，指示中央办公室主任汪东兴对此事进行调查。在12月9日，汪东兴向毛主席汇报调查结果。他表示未找到中央批准处决高敬亭的相关文电，但发现了项英给中央的电报，其中提到，“白崇禧电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不过，毛主席对这一调查结果并不十分满意。高敬亭作为中共的高级干部，众所周知，蒋介石对所有中共将领都怀有深恶痛绝之感。如果蒋介石能够通过某个命令轻易除掉高敬亭，那么显然，他也会试图通过无数道命令来清除朱德、陈毅、彭德怀等众多“眼中钉、肉中刺”，这一可能性不可行。
毛主席因此做出批示：
“请军委讨论一次，我认为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在项英。”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毛主席对于高敬亭被处死的责任人仅是怀疑是项英，并未掌握确凿的证据。李一氓曾担任新四军军部的秘书长，负责机要电报的收发，1989年9月5日，他谈及高敬亭被错杀的事件时表示：“当时，新四军第四支队活动在江北的皖中，隶属于五战区的序列。对高敬亭的处理是由叶挺他们决定的……而未经过新四军军部及三战区的审批。当高敬亭被错杀的消息传到云岭时，项英和我感到非常突然、震惊且惋惜，同时也意识到这一切无法挽回。” 作为当事人，李一氓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在2011年的中央党史研究室举办的纪念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的研讨会上，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对如何处理宣传革命历史中高敬亭被错杀的相关指示：“绝不能再将责任归于项英同志。” 既然责任不在项英，那责任到底属于谁呢？1941年5月13日，新四军的代军长陈毅在中共中央华中局的高干会议上发言时提到：“大别山的高敬亭是被叶军长搞掉的，而不是项英搞掉的。” 这番话使得许多人推测杀害高敬亭的责任在于叶挺。然而，陈毅并不是当事人，对高敬亭被杀的真相并不知情，他的言论实际上也只是基于传言得出的结论而已。
值得指出的是，陈毅发表这番话时，华中局正对项英进行批判，他的意图在于为叶挺争取功劳，认为杀死高敬亭的责任不应归于项英，应归属于叶挺。然而，叶挺当时身为党外人士，实际上并没有权限直接处决高敬亭这位党的高级干部。高敬亭被处死时，目击者中包括了在皖东的中原局领导层内的郑位三、彭康，以及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张云逸、邓子恢、罗炳辉、郭述申、戴季英、周骏鸣、林恺等多位重要人员。作为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团长，朱克靖参与了对高敬亭的斗争大会，并撰写了题为《第三天》的报道，发刊在新四军的军报中，文中提及了张云逸、叶挺、邓子恢等人在大会上的发言。当时，叶挺在大会上的发言说：“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对高敬亭的不当行为和错误意识，已尽力进行纠正和教育。中共多次派出重要代表给你指示工作，纠正你存在的缺陷，但你却对此置若罔闻，实在令人对你的命运感到惋惜。” 叶挺的言论完全是从“局外人”的角度阐述中共如何对高敬亭进行救助与教育，他绝对不可能越权杀掉高敬亭。根据《邓子恢传》编辑委员会所撰写的《邓子恢传》记载：“在6月21日至23日，于青龙厂附近的一个大树林中，连续召开了为期三天、参与者近千名指战员的公审高敬亭大会。许多人，包括军长叶挺在内，都在大会上发言。邓子恢负责主持大会的最后一天。最终大会决定对高敬亭判处死刑。新四军军部批准了这一决定，并分别向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当局递交了报告。” 邓子恢对于高敬亭被错杀一事，并没有推卸自己需承担的责任。实际上，邓子恢在一次新四军军部的会议上认真总结了这一惨痛教训，并为此深感自责，主动承担起了一部分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