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节度使”三个字，你们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是不是安禄山、史思明，还有被他们害惨了的大唐。

在多数人心目中，想到节度使就会跟跋扈、割据、叛逆这些词语深度捆绑。

而只要讲到唐代，尤其是中晚唐的历史，故事里那就必然绕不开“节度使”这个官职。

中晚唐的文章里，常常都提到“皇上任命了谁为某某节度使”、“某某节度使又跟谁打起来了”。

那么节度使究竟是个什么官职？

他们是怎么来的？

到底拥有多大的权力呢？

今天我们就来深入地探讨一下。

节度使的称呼带有一个“使”字，这说明了它是一种使职。

什么是使职？

使职说白了就是一种“非正规官职的任命方式”，可以理解为领导的“特使”或者“特助”。

唐代中央经常用“使职”的方式来委任官员，后人称这种现象为“以特使治国”。

有关“使职”的来源，中外学者有不少看法。

我个人赞同《唐代高层文官》这本书中作者的观点，他提出，使职是官僚制的源头。

先有使职才有职事官，也就是带有编制的正规官员。

比如旧石器时代群居的人类是不是会有一个大家长？

但是这个大家长不可能一个人管整个族群的吃喝拉撒，所以他就得分派工作给其他人干，让大儿子负责捕鱼，二儿子负责狩猎，三儿子负责安保。

如果放在唐代给他们一个称呼，可能就是“狩猎使”、“捕鱼使”、“安保使”。

因为这个时期部落的业务量不大，工种不多，所以老大基本都是安排自己的血亲来负责这些工作，不需要给他们专门设置个行政部门，比如税务部门、安保部门来工作。

因此也就没必要给他们正规的编制。

这就是使职，是人类社会最早、最原始的一种任命方式。

后来人类社会组织越来越复杂，进入部落和国家的阶段之后，日常的事务越来越多，分工越来越细，单靠血亲可忙不过来。

因此老大开始把当初设置的种种使职变成固定的、有编制、有员额、有组织的机构，也就形成了职事官，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官僚制。

有读者大概要问了：大唐又不是旧石器时代，怎么还设置使职呢？

唐代，包括前面隋朝，不是有一套完备的官僚体制吗？

问得很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探讨这个问题。

大家知道，历朝历代，职事官制度长期运行一段时间之后，难免会变僵化。

在编人员办事效率低下，行事官僚，上面派下来的活总是做得差强人意。

所以这个时候，想要加强对官僚控制的掌权者又会回到最原始时期的做法：既然你们做得不好，那朕就派几个信得过的特使帮我做事，改善整个官僚作业，提高效率。

于是使职便又回来了。

在唐代，使职，是非常重要的官职。

唐代史学家、大诗人杜牧的爷爷杜佑曾在《通典》中写道：“设官以经之，置使以纬之，是百司具举，庶绩咸理。”

以职事官为经，以使为纬，说明在唐人眼中，“官”和“使”同样重要。

事实上，到了唐中后期，使职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职事官。

一些原有的职事官反而变成了闲职。

比如玄宗朝之后，仆射、中书令、兵部尚书、侍郎等等这些我们现如今耳熟能详的官职其实已经沦为闲职。

很意外吧？

所以哪天若是不小心穿越到了中晚唐，又有幸能选个大官当当，可得睁大眼睛看好了！要是您想手握重权，可不能选个闲职哦。

前面说了，由于现有的官职僵化，所以掌权者又开始亲自挑选那些信得过的人来为他完成重要的任务。

使职跟掌权者有一种“私”的关系，有时甚至是他的血亲或者姻亲。

唐代的使职，最初是以“临时派遣”的方式来委任的，比如派往国外出使的吊唁使、册封使等等。

事情办完了就罢去这个使职。

也有不少使职，起初是因为临时又有需要而设置，后来发现效率极佳，比那些职事官好用多了。

于是，干脆让使职代替了职事官。

常设不废，比如节度使和盐铁使。

实际上，很多人都不知道，在唐代中叶以后，宦官所任的各种大小官职几乎都是使职。

与皇帝关系密切，权力很大。

比如鱼朝恩鱼公公的观军容使。

了解了使职的由来之后，想必大家明白，节度使是个使职。

而且最初只有与皇帝关系密切、受到信任的人才能担任节度使。

比如安禄山。李隆基对他可是掏心掏肺地信任啊。

安禄山

那么，皇帝究竟在什么情况下设置的节度使这个官职呢？

设置它又是为了达成什么目的呢？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还得先从宏观的方面对我国汉代以来的地方长官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起初，西汉的刺史为“专职监察之使者”，是皇帝派往地方的使职官。

到了东汉，渐渐固定为地方行政长官，成为职事官。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地战乱频发，刺史又多了一项皇帝特使的使命，在各战区“都军”，成为具有使职性质的“都督”。

到了政权渐渐稳固的北周，都督又从使者性质演变为有编制的职事官，改称“总管”。

隋唐承北周制，刺史、都督（武德七年前称总管）都是有官品的职事官，不是使职，而且都督都是由刺史兼任。

在外围的边疆，还设置有都护府，长官也由都督或刺史兼领。

大唐开国之初，尤其是唐太宗统治时期，对外采取的一直是主动出击、外线作战的强势战略方针，立志建立大唐亚洲霸主的地位。

太宗能有如此自信，主要是拥有一支比游牧民族更为精锐的骑兵部队。

《新唐书·兵志》指出：“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

而唐初能有如此优质的军队，得益于国家实行的府兵制。

根据《国史大纲》记载，府兵制的特点为：“无事耕于野，番上宿卫；有事命将外出，事解辙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

“番上宿卫”的意思是说，府兵需要轮流到长安执勤。

太宗本人非常重视府兵，对他们极为优厚，曾勉励他们说：“居间无事为汝师，突厥入寇为汝将。”

因此，府兵心思进取，数年间便成为太宗手中战无不胜的精锐。

然而，太宗之后的帝王没有他那种杰出的才能，社会的各种制度也已经渐渐走形，不似当年。

武则天之后，府兵地位下降，为世人所轻贱。

太宗时，府兵出征回来不会失去田业。

太宗之后，随着土地兼并的严重化，府兵回来后田产被侵吞，导致其存在的基础消失，兵士多有逃亡。

而此时，唐边周军事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吐蕃、突厥、奚、契丹等少数民族的骑兵开始不断袭扰唐边境地区。

唐廷需要不断派出府兵出征。太宗时，府兵戌边三年一轮换。到了现在，五六年都回不来了。

面对逐年增加的外患，唐廷必须想出一个应时的解决方案。

想回到太宗时期通过扩张维护国家安全是不可能了，将军事进攻改为军事防御战略逐渐成为唐统治集团的共识。

战略防御则要求政府在边疆地区设置一支指挥灵活、快速反应的边防军队。

边防重镇应运而生。

起初，边防的军队是原隶属于各卫的府兵，统帅则由中央从正式官员或京师禁军将领中临时选拔任命。

可是，边疆地区面对的都是些来如雨去如风的游牧骑兵，他们说来就来，可不会等大唐中央派出的军事统帅到位之后再跟你玩单挑。

所以，问题就很明显了：唐中央调军的过程非常繁琐，效率极低。

大军好不容易翻越千山万水到达边境时，人家早就带着劫掠来的美女和财宝消失在了那茫茫的草原和戈壁之中。

为了解决这个令人无比头疼的难题，高宗时代起，大唐在边州设置了多支常驻边防的大军。

这些边军的最高统率，最初称为“军使”，与刺史和都督是分开的。

到了唐睿宗时期，朝廷开始委任自己所信赖的就近边州的刺史、都督来统领这些边军。

并授予他们“使持节”的称号，表示他们是皇帝的特使。

唐代著名的节度使制度就这样诞生了。

不过，在唐玄宗开元之前，这些边防军都是由中央统一招募的。

但是，诸边防重镇到底各需要多少兵力，中央政府往往并不十分清楚。

当政府分配的兵额不足时，各节度使自行就地募兵就成为必然。

自开元二十五年以后，各镇节度使开始相继自行募兵，由此掌握了军权。

有了募兵权的节度使最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聪明的你们一定想到了，没错，那就是财权。

大唐自开国以来一直执行一种粗放式的财政政策，也就是赫赫有名的“租庸调制”。

租庸调制贯彻的中心思想便是“轻薄赋”。

有多薄赋呢？

此汉代的三十税一还要少，折下来仅有四十税一。

建国初期的大唐政府坚持不与民争利，因此唐初是百姓富庶，但中央财政却很吃紧。

而边防驻军的后勤供应一直都是主要依靠政府供给。

唐朝那么大的疆域，那么多的兵员，中央要把各地的粮食、物资集中到京师，再从京师统一运送至边疆地区——只要想想古代那相当不便利的交通就能知道这个过程有多麻烦，叉能造成多大的损耗和浪费。

国库本就不宽裕的朝廷于是决定进一步军将权力下放，让边防军自行屯田，就地解决粮食问题。

唐政府又把食盐资源的管理权交给节度使。

开元时，政府开征盐税，盐税也就成了节度使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

天宝元年，裴宽为范阳节度使，经略河北度支、营田，兼河北海运使。

裴宽

这样，藩镇节度使在自己的辖区内基本实现了你们梦寐以求的财务自由。

掌握了财权，好了，兵权和财权都有了，节度使实力大增。

不过他们似乎还欠缺一项重要的权力，没错，那就是行政权。

节度使设置之初，唐政府还是会临时派出观风俗使、黜陟使、巡察使、采访处置使考察一下地方州县官吏做的怎么样，是不是对朝廷毕恭毕敬之类的，然后将情况汇报给中央政府。

没错，这些各种各样的使都是“使职”。

有了这些监察他们的特使，藩镇节度使就得受制于中央政府的监督和管理，节度使的设置和撤销都得朝廷说了算。

不过这样问题又来了：等到战事来临的时候，没有行政权的节度使再次陷入被动。

他们这个仗是打还是不打？要出动多少兵力？打到哪种程度？该让谁做主帅？属下犯了事该怎么处理？

这些是不是都得请示朝廷的行政官员？

更让人郁闷的是，朝廷行政官员给出的指示跟节度使的意见可能还不一致。

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全都处理顺了，战机也没了。

因此，为了避免地方官员对节度使军事行动的影响，唐廷决定进一步放权，把行政大权也交给节度使。

天宝年间，安禄山除任范阳长史充任范阳节度使外，还兼任了河北采访使的使职。

这样，藩镇节度使便将其辖区内数州的军权、财权、行政权集于一身，那种感觉，就像是得到了一键三连啊！

因为藩镇节度使掌握着手下文官武将的生杀、赏罚、升降等权利，他们对本藩镇节度使的依赖性也很强。

因此《旧唐书》上有“唯知其将之恩威，而不知有天子”的说法。

节度使们还热衷于培养只忠于自己的亲兵部队，比如我们昨天一个文章提到的安史叛将田承嗣、李正己、李宝臣等人都是安禄山提拔起来的大将，李宝臣更是安禄山的义子。

由于深受皇帝信赖，安禄山还兼任了数道的节度使，其权力之大可想而知。

天宝年间，唐廷在边疆地区设置了十大节度使，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天宝十节度。

这些节度使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岭南，控制着当时大唐绝大多数精锐部队，对唐朝的边防和内部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若是天子对他们严加监管，按时轮岗，应该可以保持对节度使的控制力。

然而此时的大唐天子李隆基早已沉醉在温柔乡里，把权力放心地交给了奸臣和边疆悍将。

而权力这个东西是非常危险的，没有的时候，人会安分守己。

一旦拥有了权力，就会变得膨胀，想要更多。而一旦膨胀到了一定的阀值，则会无可救药地爆炸。

看到这里，请读者思考一下，安史之乱的爆发是唐廷设置节度使导致的吗？

很显然并不是。

安史之乱的爆发，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统治者丧失了明智之君的风度，不再锐意进取、居安思危，不再秉承开国之初那种以天下为己任、轻徭薄赋、以民为本的精神，而是将锦绣江山拱手让给奸臣悍将打理，只顾自己安享人生。

岂不知国家的积弊已如干柴一般堆积如山，最终被手握大权的安禄山点燃。

安史之乱过后，大唐中央政权更加疲弱。

藩镇的节度使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填补了朝廷的空虚，并在平叛过程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我们以前提到过，并不是所有的节度使都叛乱，也并不是所有的藩镇都割据。

不然的话，大唐早就亡了。

根据历史学家张国刚的《唐代藩镇研究》，唐朝后半段的大部分时期里，绝大部分藩镇不割据，只有河朔等个别藩镇才割据。

博州、洺州、魏州、相州之中，只有河朔等个别藩镇才割据。而且宪宗时期，洺州、魏州、相州甚至河朔三镇也归附了朝廷，实现了难得的统一。

然而这个统一过于短暂。宪宗离世之后，河朔藩镇再次恢复到割据的局面。

从那之后，唐朝再也无力铲除割据势力，而割据的势力也没有能力与大唐中央抗衡，二者得以维持表面上的和平，直到唐末朝彻底乱了套，藩镇最终吞噬了大唐。

五代时期，节度使的权势达到了极点，皇帝的拥立与罢免都取决于节度使。

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开国君主均为节度使。

宋朝建立后，宋太祖对各藩度使采用了赏钱夺权的办法，解除了他们的兵权，史称“杯酒释兵权”。

节度使只剩下一个空壳子，被当作宰相卸任之后的一种荣誉职务，与大唐时期不可同日而语。

到了蒙古入侵，元朝建国之后，节度使这个职使彻底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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