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元甲》与《第一滴血》，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一部是香港电视剧，一部是美国电影，但在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化氛围里，却遭受到了今天看来，有一点匪夷所思的争议。

今天，我们很难想象，香港电视剧《霍元甲》会在中国引起巨大的反响与轰动，而同时也遭受了各种义正辞严的抵制的声浪。

《霍元甲》在国内播放的时候，放放停停，宽松的时候，每到星期六的时候播放两集，放了一度时期，批评风声又起，只好又停播。

《霍元甲》这部电视剧也不过短短的二十集，但在当时的情境下，却像连续的排炮，轰击了中国观众的视线。

评论家也紧张地盯着这部电视剧。但是，却很少给予肯定。

1985年12月7日，《文艺报》刊登了一篇“从《霍元甲》到《第一滴血》”的文章，对《霍元甲》与《第一滴血》进行了连环腿式的横扫。

这篇文章，大半部分，是抨击了刚刚引进到国内的美国电影《第一滴血》。

但是，在结尾部分，却捎带着把《霍元甲》给狠狠地敲打了一下。

其实，《霍元甲》惹着你什么事了？为什么作者在批评《第一滴血》的时候，还要捎带上《霍元甲》呢？

按播映的时间来看，《霍元甲》在国内大规模播放的时间在1984年左右，这位作者在1985年还把《霍元甲》拎出来，作为证明《第一滴血》引进国内不妥的另一个陪绑者，实在有一点玉石俱焚的味道。

但也可以看出，《霍元甲》在八十年代中期播放的时候，征服了观众，但却让评论家和学者头痛与厌恶。

看看“从《霍元甲》到《第一滴血》”的文章中，是如何为《霍元甲》进行匪夷所思的恶评定性的：

“《霍元甲》用爱国主义的招牌，宣扬暴力和鼓吹盲目排外。”

这个突兀的定评，没有分析，没有论断，直截了当地作出一个杀伐的决断，是批评文章的大忌。

从我们今天这个角度来看，《霍元甲》里的表现手法，不仅在今天的武侠片还是在历史片中，都采取了一样的演绎手法，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论断推理的话，那么，这些在今天大行其道的影视作品，都可以用这样的标配式的批评用语：“用爱国主义的招牌，宣扬暴力和鼓吹盲目排外。”

我们不知道，这位作者是从哪里获得这样的自信心，如此为一部受到观众欢迎的电视剧，用了如此大煞风景的大批判语调。

对《第一滴血》的批评意见，作者说的是有道理，那就是美国电影中大肆渲染“暴力倾向”，文中写道：“色情和暴力，是美国一些劣等影片中最突出的两个特点，《第一滴血》中虽然没有色情，但暴力的描绘却淋漓尽致，可谓达到了顶峰。这种对暴力采取自然主义的，甚至是超自然主义的表现手法，其目的不仅仅是满足和迎合一部分落后观众的感官刺激，而且也是挑动人类作为动物的的兽性本能，从社会效果上来说，其影响和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作者的用词不可谓不耸人听闻，文中的“不堪设想”留下无限想象的空间，它让你感到巨大的压力，但压力来自于哪里，它又不明说，这是一种很高明的威胁。

这样的文章，你如果认为作者是一个极左的写手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篇文章的作者叫董乐山，是一位介绍外国文化相当知名的翻译家及学者。

他参与翻译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在中国流传相当广，而且成为翻译作品的经典范本，整个译本，自然晓畅，用语精准，既有欧化语言的曲折回环，又有中文语言的一泻千里，读起来确实字字珠玑，段段入心。

就是这样的一位具有开放心态的翻译家与学者，竟然在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对文化现象，采取一种简单化的甚至棍棒式、武断式的评价，实在有一点叫人难以理解。

这篇文章，还被董乐山收到了他出版的一部杂文集里，这本书出版于1997年，书名叫《文化的休闲》，出版社为文汇出版社，可见，他并没有在时过境迁之后，对这篇文章的语句的火药味，有什么重新审定的改变与反悔。

实际上，我们今天来看，八十年代中期，正是中国的现有文化与国门外舶来的文化，进行激烈对流与交锋的撞击时期，各种观点与态度杂陈，董乐山产生一种比较武断的看法，也有着他内在的心理动因。

比如，董乐山在为《霍元甲》定性的时候，用了很多的大帽子。我们再看一下：“《霍元甲》用爱国主义的招牌，宣扬暴力和鼓吹盲目排外。”爱国主义是不是《霍元甲》里面的内容？但在作者看来，这不过是“招牌”而已。而“盲目排外”这个定性从何而来？难道是电视剧表现了霍元甲与外国大力士的比武动手？

好像电视剧里并没有盲目排外的精神，剧中宣扬的一直是主人公努力融合天下精华、强身健体、实现民族振兴的这样一种具有开放精神的观念，看不出有任何盲目排外的精神在内。

在董乐山的逻辑暗示中，正确的“爱国主义”只是招牌，而电视剧的背后却隐藏着不为改革开放时代所容的“盲目排外”的实质，这两点，便把《霍元甲》彻底地否定了。

《第一滴血》这样的美国电影，其实在后来引进的美国娱乐大片里都可以看到一脉相承的主题，那就是所谓的用暴力解决纷争，但是否是董乐山所说的迎合“人类的作为动物的兽性本能”，也是值得探讨的事。

不能因为电影里展现暴力，就说成是缘自于人类的兽性欲望。这样的简单判断，可以轻易地为喜欢这类影片的观众，套上一种“兽性”冲动的直截了当的解释，但是，在这种暴力中也展现出人类的自强不息与勇于挑战的精神追求，也未尝不是人类中的值得肯定的优异的精神品质。

富有意味的是，董乐山去世之后，骨灰被家人安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临近太平洋的一个山岗上，在这里可以隔洋遥望着中国。

也许这符合董乐山一生中一直希望把最好的外国优秀作品引进到国内的愿望，他沟通了隔着太平洋的两个国家的文化交流，他的一些观点看法，总体来说，还是烙印着八十年代的时代的共同的文化诉求，他在语言中的一些表达，我们只能说，也延续了一种非左即右的简单化的认定，这只能说是他受制于时代的限定，而得出的偏激而简单化的看法。

一个评论家，如何能够超越时代的局限，而具有穿透历史的恒定表述？笔者觉得，这就是不能用一种武断的结论式的套语，加诸在复杂的艺术现象之上，而是应该捕捉到文学作品后边的心理秘密，这样的艺术批评与真相揭示，才能具有令人赝服的较为长久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