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第17军，一个在军史资料中鲜有记载的番号，甚至有许多学者都认为这个番号不应该存在中国革命史上。

红17军之所以背负争议，除了该军存在时间较短之外，还与该军军长和政委相继叛变有关。

至今，仍有许多人将红17军的军长和政委视为“叛徒”，实际上，两人的“叛变”的根本原因是党内的错误路线导致的……

1932年11月底，国民党军队对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正在进行，在湘鄂赣地区的红16军面临巨大压力。

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红16军制定了一份四个月的工作计划，并将计划上报给了中央军委。

计划中称：“在接下来的四个月中扩大队伍，将独立3师改编为17军，将独立1师、2师改编为18军，其余部队也要扩大。”

这份工作计划，是红17军成立的证明，也是最早关于红17军的文字记载，可见，红17军的成立是有其历史意义的。

当时，湘鄂赣苏维埃政府将成立红17军的任务，交给了鄂东南苏维埃政府，要求鄂东南苏维埃政府在1933年3月以前完成任务。

由于反“围剿”工作的进行，鄂东南苏维埃政府一直没有时间落实命令，湘鄂赣苏维埃政府不得不发布训令催促。

1933年2月初，湘鄂赣苏维埃政府发出了4号训令：“革命形势已经非常紧张，要猛烈地扩大红军……”

鄂东南苏维政府代表洪紫清接到训令以后，立即组织召开会议，商讨将红3师扩大为红17军，并筹备成立红六军团。

5月中旬，鄂东南红3师、湘鄂赣苏维埃政府警卫师和各地游击队合并，红17军正式成立，军长为叶金波。

由于红17军刚刚成立，湘鄂赣苏维埃政府十分关心这支部队的发展情况，特意派鄂东南红军总指挥张涛统领这支军队。

新成立的红17军表现出了极强的战斗力，在张涛和叶金波的领导下，红17军多次给予敌人重创，令敌人非常头疼。

然而，这样一支冉冉兴起的新军，却因为党内运动的影响，导致兵败减员，最终造成了两名军级干部“叛变”。

红17军成立之初，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领导机关尚不健全，领导人员经常调换，17军迟迟没有被纳入红六军团中。

1932年中旬，王明的“左”倾错误思想开始在全党蔓延，一场肃反运动由此爆发，红17军同样没能幸免。

9月，林瑞笙奉命从中央苏区来到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他一上任，就是开始推行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

林瑞笙大搞“宗派主义”，只要看哪位干部不顺眼，就要将其诬陷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许多干部在此期间被错杀。

1933年8月，张涛被派到红17军，担任17军军长，原17军军长叶金波则改任政委，张向明任政治部主任。

值得一提的是，张涛、叶金波和张向明作为湘鄂赣根据地的“本地干部”，是林瑞笙重点打击的对象。

时间进入1934年以后，红17军内部人人自危，国民党军队又恰在此时发动了对湘鄂赣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行动。

红17军内忧外困，战斗力被大幅度削减，在通山县的一次战斗中，红17军与对敌作战失利，全军仅剩不到500人。

林瑞笙以此大做文章，借着“肃反”的名义，杀掉了叶金波和张向明，张涛的军长职务也被撤销。

张涛虽然活了下来，但是内心充满了担忧，他害怕叶金波和张向明被错杀的悲剧在自己身上重演。

为了能够保命，张涛偷偷脱离了部队，向北逃到了河南境内，不过，离开了红军部队的张涛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参加革命的初衷。

抗战爆发后，张涛加入了国民党军队，投身到壮烈的抗日战争中，并一直在国民党军队中服役了近十年。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公布了一份《军队烈士英名录》，关于张涛的记载是：“被捕遇害，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张涛读过新闻，内心五味杂陈，既感念组织的关怀，又清楚自己无法返回组织的处境，这让张涛左右为难。

蒋介石发动内战伊始，张涛不愿意与组织为敌，先是消极参战，后来直接退出了国民党军队，回家祁阳老家务农。

1949年11月，湖北全境解放，全省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张涛积极参与到其中。

由于有过类似的经验，张涛很快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同，并被乡亲们推举为村长，由此成为了一名基层干部。

然而，改革开放以后，湖北省重新审议了张涛的问题，最终将张涛的经历定性为“叛变”，同时期被定性为“叛变”的还有方步舟。

方步舟是继叶金波被错杀之后，又一位红17军的政委，只是他担任这一职务仅一个月，红17军的番号就被取消。

1934年2月-6月，红17军先后多次经历合编，原本局面已经稳定下来，但是军中出现了叛徒，叛徒将红17军的秘密全部泄露，红17军随即被敌人包围，只有一个营保留了下来。

湘鄂赣省委考虑到红17军建制不全，于是将其与红16师合编，方步舟的政委职务就是在此之际被任命的。

方步舟在红16师呆了一年多，然后被调到了湘鄂赣省委工作。

1937年2月，在一次进军行动中，方步舟与省委书记付秋涛发生意见分歧，他一怒之下离开了部队。

脱离红军之后，方步舟准备前往赣北工作，结果在赶路途中被国民党军队逮捕，后又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初被释放。

1938年，日军逼近武汉，方步舟在鄂东南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并自任总指挥，同时派人前往新四军办事处，希望新四军能够派党员来队伍中主持工作，但是遭到了拒绝。

第二年，方步舟率领部队接受了陈诚的改编，被国民党任命为游击司令，不过，方步舟身在曹营，心却向汉。

担任国民党游击司令期间，方步舟因多次保护中共地下党员而入狱，直到1948年底才被释放。

方步舟与国民党国防部绥靖队长刘培初是同乡，获释之后，刘培初将方步舟拉到了自己部队中。

时值湖北即将解放之际，方步舟多次派人到洪湖地区，与中共地下党联络，商讨战场起义的相关事宜，并最终取得了圆满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方步舟的经历特殊，组织安排他前往华东政治部学习了一年时间，毕业后，他被调到安徽宣城农场任副场长。

1958年，方步舟终于赢得了组织的信任，被调任为南京民政局的副科长，这位传奇的红军将领又回到了组织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