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然监狱”里的苦日子
重庆女子监狱的故事得从1950年讲起，那一年它正式成立，成了西南地区最早的女子监狱之一，同时也是重庆市唯一的一所女子监狱。它的历史是从永川监狱女犯监区开始的，当时还没正式挂牌叫“重庆女子监狱”，只是永川监狱里的一个部分，条件苦得让人觉得像是另一个世界。那个监区坐落在永川东山水井湾，位置偏得不能再偏，周围全是山，监狱就依着山势建起来，四周没有像样的路，连进出都费劲，所以大家都管它叫“天然监狱”，意思是这地方本身就像个大牢笼，根本跑不出去。
50年代的东山水井湾，生活条件简直可以用“原始”两个字来形容，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那时候没有像样的交通工具，民警要是想“进城”办事或者回家一趟，得整整花上一天时间。一路上得转4次大巴，车颠簸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尘土飞扬，车厢里挤满了人，座位都不一定有，站着晃一天是常事。
到了晚上，整个监区也没通上电，只能靠几盏煤油灯照明。煤油灯的火苗儿小得可怜，光线晃晃悠悠地洒出去，照不了多远，走出10米开外就是悬崖峭壁，黑灯瞎火的，走路都得小心翼翼，生怕一脚踩空摔下去。物资更是少得可怜，平时吃的用的都紧巴巴的，只有偶尔听到“轰隆隆”的拖拉机声从远处传来，民警们才知道今天有东西送来了。
住的地方也好不到哪儿去，全是用山里的石头垒起来的房子，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墙上随便抹了点泥巴挡风，刷得薄薄一层，风大点就能钻进来。屋顶上盖的瓦片稀稀拉拉，缝隙多得数不过来，有的房子里晚上睡觉时，抬头就能透过破瓦片看到外面的星星。屋子里没什么家具，一张硬板床，几件换洗衣服，就是全部家当。冬天冷得刺骨，夏天闷得喘不过气，可就是这么个地方，成了民警们休息、生活和工作的全部。
那时候，监区里来了百余名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背着简单的行囊，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片荒山野岭里。年纪轻轻的他们，带着一腔热血，拎着工具就上了山，一边修房子、搭围墙，一边还要管教女犯，搞教育改造。
这片“天然监狱”被划成了5个中队，每个中队负责一块区域，管着不同的女犯。山里的活儿不好干，地势高低不平，石头多得挖都挖不完，修个路、盖个棚子，都得费九牛二虎之力。女犯们被安排干些简单的劳动，比如清理杂草、搬运东西，民警们则带着她们，一边干活一边讲纪律、讲道理，慢慢让她们改掉过去的习惯。物资少，工具也简陋，锄头断了得自己修，绳子磨烂了得自己搓，啥都得靠手艺和力气。东山水井湾的日子虽然苦，但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这座监狱的雏形一点点成型，用他们的青春和汗水，在荒山野岭里刻下了一段实打实的创业历史。
从露天劳作到正式挂牌
到了70年代，重庆女子监狱的故事翻开了新的一页，监区从永川东山水井湾搬到了月琴坝，这个变化可不小。原来的地方太偏僻，条件也太艰苦，搬到月琴坝后，监狱的模样开始有了点新气象。服刑人员的劳动方式也跟着变了样，以前都是在露天干活，风吹日晒，挖土搬石头，啥都靠体力，活儿又脏又累。
现在到了月琴坝，劳动变成了室内专业习艺，女犯们不用再顶着太阳下地了，而是被安排在屋子里学点手艺活儿。室内有桌子有凳子，虽然简陋，但比起以前露天干活，总算有了遮风挡雨的地方。民警们带着女犯们干活时，也不再只是盯着她们出力，而是教她们怎么拿针、怎么剪布，慢慢地把劳动和改造结合起来。
时间快进到2002年12月8日，这一天对重庆女子监狱来说是个大日子，因为它正式挂牌成立了。从50年代的永川女犯监区，到70年代的月琴坝，再到这一天，监狱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和身份，不再是别的监狱的一个小分支。挂牌那天，新建的办公楼上挂起了“重庆市女子监狱”的牌子，挂牌之后，监狱的规模大了，设施也多了起来，监舍不再是石头堆的破屋子，而是砖混结构的楼房，墙刷得白白的，屋顶盖得严严实实。
习艺的地方也升级了，车间里摆上了更多的桌子和工具，分门别类地放好，女犯们干活时有了固定的位置，活儿做得比以前更精细。管理上也有了新规矩，每天的时间表排得满满的，学习、劳动、休息，都有固定的安排，监狱的模样越来越像个正儿八经的机构。
再到2009年，监狱又迎来了一次大搬迁，这回直接挪到了走马镇。新地方的硬件设施完全不是以前能比的，崭新的监舍楼一栋栋立起来，整齐得像排队一样，每栋楼的窗户都一样大，墙面刷得干干净净，看着就舒坦。走进监舍，床铺摆得整整齐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柜子，放衣服放东西再也不用挤在一块儿。
车间里甚至还有了简单的机器，像缝纫机这样的设备，咔嗒咔嗒一响，效率比手工高了不少。旁边还建起了多功能教学楼，楼里教室宽敞明亮，窗户大大的，白天光线洒进来，照得屋子里亮堂堂的。教学楼里放着长桌和椅子，墙上挂着黑板，民警们会在这儿给女犯上课，教点文化知识或者生活技能，桌子上偶尔还摆着纸笔，写写算算，比以前单纯干体力活多了点内容。
女警们的生活：铁面与柔情并存
重庆女子监狱的民警队伍里，女性占了大头，男民警只是少数，主要负责行政上的事务和安全保障方面的工作，按规定不能直接插手监区的管理。女民警们肩上的担子可不轻，既要当铁面无私的“管教”，盯着女犯们的一举一动，又得在日常相处中扮演柔情角色，带着点耐心和细心去引导改造。
她们每天的时间都围着女犯转，从早到晚安排得满满当当，学习时间得盯着她们读书写字，劳动时间得带着她们干活，锻炼时间还得组织活动，连个喘气的机会都少。监狱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女犯的改造不能松懈，所以女民警们得一刻不停地盯着，常常是忙得连家都顾不上。
曾经的政治处老主任吴琳说过一句话，挺让人印象深刻的：“这里有的是合格民警，却没有合格的母亲、妻子和女儿。”监狱里有几百名已婚女警，可一家三口能凑齐日子过的人家，真是数都数不过来一只手。大多数时候，丈夫在城里上班，孩子在老家上学，女警自己守在监狱里，三地分开是常态。
逢年过节或者周末，能抽空回去见一面就算不错了，十天半个月团聚一次都算得上奢侈。女犯们每天按部就班地劳动改造，总有刑满释放的那一天，可女民警们却没个“出狱”的盼头，时间长了，她们就开玩笑说，自己才是被判了“无期徒刑”的那拨人。监狱里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女民警们在铁面和柔情之间切换，把大把的精力花在了女犯身上，家里的事只能一拖再拖。
“十八怪”里的坚守
重庆女子监狱里流传着一个说法，叫“十八怪”，听着像是玩笑，可每一条都能让人看出女警们日子过得有多不容易。比如说“女人动作比男人快”，这不是夸张，监区里工作节奏快得像上了发条，女民警们得赶着时间安排女犯干活、上课，稍微慢一点就跟不上趟。还有“娃娃别人带”，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女警们忙得脚不沾地，孩子只能扔给老人或者亲戚带，有时候连孩子学会走路都是听电话里说的。
“背奶妈妈站一排”听着挺逗，但背后是实实在在的辛苦，监狱里有三分之二的女民警都守在基层岗位上，每年还有100多人正处在生育年龄，怀孕了还得上班，哺乳期也得咬牙坚持。很多女民警挺着大肚子还在监区里转悠，生完孩子没多久就背着奶瓶回来上班，生怕自己休息了警力不够用，监区运转不开。
比如有个女警，生完孩子才满月，家里没人手帮忙，她硬是把孩子托给邻居，自己每天挤着公交赶回监狱，奶瓶塞在包里，中午抽空用手挤奶存起来，晚上带回家喂孩子。这样的例子在监狱里一点不少见，女民警们穿着制服，走路快得像小跑，吃个饭也跟比赛似的，三口两口扒拉完就得接着干活，生怕耽误一点时间。
这种拼劲儿可不是白来的，监狱连续多年保住了“四无”目标——没逃跑的、没出大事的、没闹疫情的、没犯大错的，这成绩单硬邦邦地摆在那儿。背后还攒了一堆国家级荣誉，从“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到2023年的“全国工人先锋号”，这些牌子不是白捡的，是女民警们实打实干出来的。
监狱里还有个不成文的习惯，每逢评优评先，女民警们从不争抢，荣誉来了就挂在墙上，继续埋头干活。2023年一监区拿下“全国工人先锋号”那天，女警们照旧忙着安排女犯劳动，没人停下来庆祝，下午还接着开了个会，商量下个月的工作计划。这样的坚守，换来了监狱一步步往前走，荣誉簿上写满了她们的名字，可日子还是那样紧巴巴地过着，没停下来喘口气的机会。
参考资料：[1]重庆市女子监狱[J].决策导刊,2014(3):F0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