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阅江，1905年出生，重庆市荣昌区人。
1920年就读成都私立储才中学读书。1922年12月，因病无法继续学业，休学回乡养病半年，才回校读书。
胡阅江的同窗好友周初是一个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进步青年，常在无人时，把《新青年》杂志上刊载的一些文章悄悄拿给胡阅江看。这些新观念、新思想、新看法给年轻的胡阅江以极大的震撼。
不久，他父母认为读书无用，不肯再支付学费。胡阅江被迫停学，回到荣昌学医。
1924年，19岁的胡阅江谋得个初小教师的职位，但微薄的薪俸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一年后，他辞去了教师工作，借资与别人合伙，在荣昌大南街做起了杂货生意。1931年因经营不善，店铺倒闭。
1932年5月，胡阅江迫于生计背井离乡。他身着破旧的青布长衫，背着一床破棉被来到成都，住在成都新东门同乡叶性成花生铺，继续学中医。
他一边学医，一边在报刊上写写笔记杂感之类，与几位进步青年时有接触。受其影响，胡阅江的思想发生了剧烈变化，对社会的不平、黑暗产生了极大的愤恨。
同年夏秋间，他由杜伯文介绍，在成都新东门外猛追湾河坝，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又由杜伯文介绍，进入成都一家刺绣厂。他按照上级组织的要求，一边工作，一边团结工人中的积极分子。
1933年秋，杜伯文代表上级组织委派胡阅江到重庆。他在重庆以罗业先车行做黄包车生意为掩护，暗中做地下党领导下的青年团通讯工作，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其后，胡阅江受命离开罗业先车行进入兵工厂，准备暗中发动工人罢工。1934年春，遭同室青年陈某出卖被特务追捕。胡阅江因事先得到消息，得以逃脱，由组织安排他到成都躲避。
他在成都没有找到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人，只好于5月底又回到重庆，在江北被捕。
敌人对他严刑拷打，但胡阅江始终不屈，没有吐露一个字。
敌拟判他死刑，他老母亲找到吴超然托了余际唐去说人情，才改判无期徒刑。后来家人又设法把他从江北监狱移至隆昌监狱，最后到反省院。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当局迫于各种压力不得不释放一批政治犯。
1938年春，胡阅江虽重获自由，但人已被折磨得骨瘦如柴，只得终日躺在床上休养生息。胡阅江不甘就此下去，想方设法寻找组织，终于得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住机房街联系处周怡的两次回信。他踏上去成都的路途，决心去敌后参加八路军。
来到成都，在辗转寻找党组织时，他遇到在新津中华女中当教员的小学同学李散之（共产党员），说明来意。李散之在作了侧面的调查后，就把他介绍给成都“星芒社”（党的外围组织）负责人之一的吴纯，并积极为他设法接上去延安的关系。
去西安的路途特务遍布，任意拘留逮捕去延安的进步青年。李散之等都劝胡阅江留在成都从事革命活动。黎储力多次找胡阅江谈话，说干革命不分前方后方，挽留他留在成都。
于是胡阅江留在成都。他非常珍惜这重获的自由，工作十分勤奋。经过几个月的考查，又加上李散之和在成都《新华日报》馆工作的杨绍轩及叶勉等人证明，经川康区委批准，1939年春，胡阅江重新加入党组织，担任星芒支部的副书记。
国民党当局迫于人民抗日救亡的呼声，不得不作一些表面的敷衍，此时党的外围组织比较公开，个别党员的活动也是半公开化。
星芒社的社址最初在包家巷。从1938年冬至1939年夏初，星芒社每周或间周邀请民主进步人士邓初民、马哲民、刘披云等，到社里作时事报告或作政治经济学、哲学的专题讲演，吸引了附近的许多进步青年也来参加。
星芒社设有图书室，藏书近1000册，都是进步书刊和理论书籍，供进步青年阅读。星芒社社员还组织了各种小型的读书会，暗中培养进步青年。
按照在星芒社里的分工，胡阅江和曾光（杨家映）负责出壁报，每隔三五日出一期，内容均摘自《新华日报》的政治时事。这种壁报字体大，句子简短，特别是抓住纸币贬值、物价飞涨、老百姓生活艰苦，倍受欺凌压榨等时弊，进行抨击，深受市民喜爱。每期壁报一出，老百姓常常抢着观看。
星芒社还出过声讨汉奸汪精卫的专栏。壁报刚贴在新南门洞内，人们便蜂拥而上，一睹为快。顷刻间，新南门人山人海，交通为之阻塞。
星芒社的壁报就成了出头的椽子，引起反动派的注意，在夜间常常被特务悄悄撕掉。但东边的壁报被撕了，胡阅江和曾光等人就在西面贴，不分昼夜地在市内到处张贴，而且贴得更多。
胡阅江等人还在光华街租了一间屋子，把附近的手艺人，店员等大约20多人组织起来办夜校，教他们文化，讲抗日救亡的道理。于是街坊流传，共产党在这里办学校了。一个多月后，房主怕受牵连，收回了房子，夜校只好停办。
1938年底，汪精卫跑到南京建立伪国民政府，全国人民义愤填膺。成都各界、各人民团体纷纷组织游行、示威活动。国民党省、市党部不得不于12月28日午后发出通知，在少城公园开大会，举行示威游行。
到正式游行时，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大批救亡团体的群众骨干，采用沿街演说的办法，大喊打倒汪精卫的口号。许多市民跟着游行队伍，同喊口号，同唱救亡歌曲。
1939年，中统以“言论有害国策”的罪名，将《大声周刊》予以查封。随后，《四川日报》总编辑黄启明、星芒通讯社和《星芒周报》的一批编辑被中统逮捕，多人被秘密杀害，成都的形势日趋恶化。
10月，党在成都的外围组织奉命解散，胡阅江化名胡公拓，进入成都青年抗敌协会党总支委员会，任总支宣传委员。年底，党组织让已暴露的胡阅江转移到了新津县。
经同乡介绍，胡阅江在新津县政府找到了工作。县长赵宗炜兼任双流机场工程处副处长，胡阅江被派在工程处任事务采购。1940年2月，新津地下党派来党员郑汉宗与他接头，胡阅江的组织关系转接到新津的地下党组织。
之后几个月，胡阅江和新津党组织都是单线联络。郑汉宗公开的社会关系，是胡阅江采购木材时认识的生意买卖上的朋友。有一次与郑汉宗会谈时，胡阅江才了解到新津原是中心县委，因遭到破坏，同志们大都被疏散走了，读书会等外围团体和书店都不能活动。
4月后，胡阅江离开机场工程处，被县长赵宗炜派到县政府收发室作二级科员。
5月的一天，郑汉宗来到胡阅江住处，说自己可能已暴露，需要马上转移，上级指示由胡阅江担任新津、崇庆、双流三县特支书记。他当即把新津地下党隐蔽同志的联络方式一一告诉了胡阅江，又轻声说：明晚在中华女中校门外南河河岸下边，有些乱石梯坎的地方，上级要派人来和你接头。
第二天晚上8点左右，胡阅江摸黑来到河岸边坎下。来人走到离他不远的地方停下，小声问：“你是老胡吗？”胡阅江答道：“胡公拓。”
那人坐下来自我介绍说他叫屈正中（又名屈奇雄），是中华女中的教师，说郑汉宗得离开新津，今后胡阅江将与李茂久、郭绍成一起工作。屈正中给了胡阅江一条细细的、搓拧得紧紧的纸条，要他去成都汪家拐街凭此纸条见一位姓彭的同志，那样便能接上组织关系。
胡阅江带上纸条往成都汪家拐去了两次，都未找到彭姓同志，失望地回到新津。
一个偶然的机会，胡阅江在染房街口遇到郑汉宗。郑汉宗高兴地一把拉着他说：“我正在到处找你，你明天8点还是在这里，我们一起去北门外过桥往左的小茶馆，上级和你谈话。”
6月初，胡阅江在北门外茶馆内，见着了商人打扮的上级领导。胡阅江汇报了近半年在新津的组织生活、社会关系和地方上的一些情况，还提出去延安学习的打算。
上级领导指示他：“巩固新津这块阵地，掩护隐蔽好每个同志，绝对不能发生横向关系，要注意结交善良的朋友，暂时不去发展党员。回新津后，要联系好每个同志，对他们的思想、政治能力、经济、社会情况、一般生活态度等都尽可能多了解一些。”
领导交代：“你今后每月一次来成都找张文佑，事先写信去武侯祠附近一所小学通知约会地址。”最后，领导送给他10多册油印的《论共产党员修养》。
1940年7月中旬至11月底，胡阅江3次到成都约见张文佑，听取上级地下党对新津县委的指示，后来上级领导人改为石山秋。
遵照上级党组织“保存力量，善于隐蔽”的指示，胡阅江担任新津三县特支书记时，停止了发展党员的组织工作。他利用在县政府工作之便，尽量使自己的行动不引人怀疑的同时，为上级领导提供盖有国民党政府关防的通行证，使他们能安全来往于各地开展工作。
有一次石山秋从雅安转道邛崃，途中被拉壮丁的军队拉去关了5天。从那以后，石山秋去雅安或者转温江回成都，都是使用胡阅江提供的盖有新津县政府大印和县长私章的通行证。
胡阅江还为外地转道来新津的地下党员安排职业，使他们能妥善地隐蔽下来。9、10月份，先后从抗大转移来了党员符玉恒、蔡凤翔。因为新津县特务势力猖獗，工作不好开展，蔡凤翔来了不久就转走了，符玉恒在新津隐蔽下来。
不到一年，符玉恒被特务察觉，国民党政府决定逮捕符玉恒。这一消息恰巧被路过窗外的胡阅江听到，他立即写了一封急信，派员火速送给符玉恒、赵家琮，使敌人的图谋落空。
1941年10月，从灌县转来的党员陈国静在新津被捕叛变，胡阅江改名胡启文匆忙离开新津，转移到灌县水磨沟一家土纸厂隐蔽，等待上级石山秋的指示。
几个月过去了，上级沓无音讯。和党失去联系的胡阅江毅然决定到湖北新四军根据地继续革命。
1942年3月，胡阅江前往湖北，在湖南永绥境内脚颈被汽车压伤，无法再赶路，只得搭车投奔在酉阳农业推广所任主任的幼时同乡同学吕表东，并在当地医院养伤。伤愈后，由吕表东介绍到酉阳测候所任观测员。
1944年，气象局派来一个测候员韦白露，胡阅江看出他是个进步青年，两人越谈越投机。韦白露常常出外进行活动，胡阅江一个人担当起他们两人的工作，把所得薪资留下少许作生活费用，其余全部交给韦白露作活动经费。
1949年，新中国建立。胡阅江欣喜万分，接连写了几次报告上交党组织，想重回党的怀抱，但由于多种原因，未能如愿。1953年底胡阅江回到荣昌，1955年由荣昌统战部介绍到峰高中心小学校任教，1956年7月调联升乡完小任副校长。
1983年7月14日，胡阅江病世，享年78岁。噩耗传来，他所在学校的师生流下了哀悼的眼泪，充满了对这位慈祥宽厚、兢兢业业的老校长的怀念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