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桑代克的猹
编辑 | 桑代克的猹
法国历史的影响
任何一部作品都包含其诞生年代的特殊性，并极具时代特色。为此，要对《悲惨世界》的人物形象进行研究，需要先对其创作时代进行分析。
1852年，拿破仑三世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由于革命运动屡屡失败，人民渐渐对革命军失去希望，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浪潮陷入低谷。
民众开始将浪漫主义时期泛滥于欧洲的革命理想主义转向关心生活的现实主义。在这样的思潮之下，浪漫主义文学也发生了改变。而法国作为政权更迭最频繁的国家之一，社会的动乱从未停止过。
此时诞生的现实主义作品往往带有个人主观创作意图，通过对现实的描写，融入自己对理想世界的追求。
浪漫主义作家塑造的英雄形象常常带有传奇性色彩与丰富的想象，并伴随着宏大的主题与瑰丽的场面。除此以外，他们还擅长对小人物经典角色的刻画，尤其善于心理描写。
对于《悲惨世界》来说，即使塑造了如此多的悲惨小人物，他们心中仍然保留着对理想世界的向往。
这也是作者想要表达的充满人文主义色彩的时代精神——即使活在这个悲惨的世界，心里依然不放弃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在这样的时代悲剧之下，冉阿让这一形象是大多数人文主义者的理想化身：冉阿让不是神，他是一个抛弃信仰的偷窃犯，但却能在主教的帮助下完成自我救赎，并尽己所能的去拯救他人，所以冉阿让也是时代精神所造就的必然产物。
小说《悲惨世界》故事的背景发生在法国大革命以后到1832年之间，此时的社会千疮百孔，国内统治腐朽、党政排挤，国家外有战争内有奸臣。
由于统治阶层的无能，社会问题愈加严重，人民对自由民主的呼声也越来越大，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正是在这样国内外环境都不安定局势下，政府依旧选择将国家的财政赤字转移到人民身上，导致冉阿让这类底层人民遭到统治阶层更加残暴的压迫和剥削。
在那个狂风能把人席卷而去的年代，为了活着，许多人被逼无奈走上犯罪的道路。对于法国底层人民来说，一切阳春白雪都是纸上谈兵，活着就已经费尽他们的全力。而道德，良知，律法等一切上层理念，在现实前脆弱的像一层纸。
这时正当欧洲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时期，许多工人阶级与学生加入革命军。但是在正规的王国军面前，革命军注定没有成功的机会。但是即便如此，法国爱国青年的革命运动此起彼伏，不断的发起对封建统治的挑战。
生于1802年的维克多·雨果亲身经历了这段历史，并在从政期间遭受封建复辟带来的迫害。他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素材，刻画了一群悲愤的角色，不仅切实的反映了那个时代（十九世纪十至三十年代）的悲剧，并以此呼应他当下（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社会悲剧。
所以冉阿让类的小人物悲剧代表了整个法国十九世纪动乱时期这一类人的悲剧。
音乐剧《悲惨世界》于1980年在法国上映，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仅35年，而由战争导致的种族问题以及冷战带来的各种形式问题依旧牵动着每一个渴望安定幸福的和平主义者的内心。
音乐剧的创作者阿兰和克劳德·米歇尔皆为法国境内的犹太人，他们目睹了战争之后给世界造成的灾难。这横跨一个半世纪的三场战争都对音乐剧《悲惨世界》的创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编剧与作曲家的个人经历除上述两种缘由，阿兰和勋伯格的人生经历对塑造冉阿让的悲剧性形象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音乐剧中，冉阿让的人生经历多次起伏。
来自正义枷锁的追捕和内心软弱的束缚迫使他多次逃避，甚至改名换新。而由此所引发的身份认同问题也显得尤为突出——他曾多次呼喊自省：“我是谁？”这样一种意识主要归结于二人的自我认知。
阿兰和勋伯格都是生于二战期间的犹太裔法国人，以法语为母语。两人的早年经历极度相似。战争所导致的政治局势影响了他们各自家庭两代人的命运轨迹。
阿兰出生于法属殖民地突尼斯市，勋伯格生于法国布列塔尼的瓦讷市。战乱时期，作为犹太家庭，他们不得不隐藏自己的身份，所以导致他们对法国没有强烈的祖国认同感。
阿拉的祖辈来自埃及，勋伯格则来自匈牙利，家族传统在现居地无处寻根，给他们带来无尽天涯何处不是家的漂泊感。
而这种流浪落魄的经历恰恰映射了主人公冉阿让漂泊流离的人生，并在构思冉阿让自省的唱段时，潜意识的将身份认同问题埋入角色，造成性格悲剧——冉阿让的三个身份认同抉择问题（其余两个分别为24601、马德兰）。
此外，对于阿兰和克劳德·勋伯格两个犹太人来说，他们对于战争带来的灾难和种族问题带来的迫害理解的尤为深刻。阿兰15岁便对法国历史产生浓厚兴趣。
他的童年充满战争留给世界的创伤，包括二战前后法国社会的一片狼藉，种族主义大行其道的黑暗年代和犹太人的悲惨境遇，这些都给他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他渴望“理想主义式”的英雄出现，而雨果所创造出的冉阿让恰恰契合了他的想法。大时代洪流中，阿兰犹太人的身份给幼年造成的异样处境恰似冉阿让假释后受到的不平等待遇。
所以在冉阿让的身影中不难看出有阿兰人生经历的自我投射。
冉阿让形象悲剧性表现的戏剧-音乐分析居其宏在《歌剧美学论纲》中提到：在音乐剧中，形象以人物为逻辑原点，以戏剧冲突为展现过程，以人物性格为内在依据，以这一性格的发展、变异及其最终完成为最终归宿……
形象的塑造是一个戏剧展开的过程。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各种戏剧与音乐元素相融合的一个复杂的形成过程。
在这个过程之中，剧作家、作曲家通过多种叙事策略、语言技巧与表现手法，结合音乐多维度展开，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
在音乐剧《悲惨世界》中，作曲家不仅从冉阿让自身的经历来表现他的悲剧，同时也从时代背景以及该剧所塑造的其他人物形象来间接表现他的人物悲剧。
本文通过对冉阿让悲剧性形象的分析，发现冉阿让形象的悲剧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时代和社会所赋予他的命运悲剧，一是自身性格弱点所致的性格悲剧。
冉阿让的命运悲剧同时也是整个时代社会悲剧的缩影，而性格悲剧实际上与其个体经历造就的人生境遇和特定心理相关。
命运悲剧：多舛的悲惨人生西方的命运悲剧最早可以追溯到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在古希腊的悲剧中，无论是神、英雄还是人，都无法逃脱命运的束缚。
尽管俄狄浦斯年幼便被父母送离他乡，最终还是没能逃过弑父娶母的结局。冉阿让是十九世纪的俄狄浦斯，出生贫穷的他一生都想做个好人，但却二度偷盗，伤害无辜的芳汀，并被代表“绝对正义”的沙威追捕数十年，终生背负逃犯的枷锁。
他一生坚持自己的原则，遵循主教的嘱咐做个好人，却终究未能摆脱自己悲惨的命运。
社会底层的生存压迫上文提到，音乐剧《悲惨世界》的背景是经济萧条、社会动荡的十九世纪法国，冉阿让作为受剥削阶层的贫苦民众代表，出生便带有社会赋予他的人生悲剧。
该剧中，作曲家通过多种手法从正面和侧面来表现这种人生悲剧所带来的挣扎于社会底层的生存压迫。
数年之后，1832年，当革命被镇压时，女人们哀悼几乎被全歼的革命军也是相似的合唱来表现，同时主导动机始终贯穿其中。
所以剧中的合唱及主导动机的运用是社会悲剧塑造的一个重要手段。而这都表现了生存在社会底层的法国普通民众永远无法打破生存压迫的枷锁，它间接表现了身处其中的冉阿让也永远无法摆脱自己的命运悲剧。
牢狱之后的冷眼相待冉阿让第一次独白是在结束了十九年狱刑，获终生假释出狱的时候。他唱道：“自由握在掌心，大地寂静无声，微风习习，乾坤朗朗，泉水甘甜，这新世界将如何待我？”
悲惨的十九年终于结束，并即将迎来新生，重获自由的他对未来充满希望。这里的音调集中在中音区，多为一度、二、三度级进，且速度稍慢，从bA大调进入，多在稳定音级上进行，接着向下小三度转入F大调并结束于此，整体呈一种非常稳定的状态。
没有过多花哨的炫技，也没有深沉的低音，和声也多为协和、常规的大、小三和弦，就像内心稍起波澜的思考。
虽然没有复杂多变的旋律与配器，但简单的音乐中饱含人物情感，反而体现了他在经历人生巨大转折时的平静和追求安宁新生活的渴望。
表现出一种舒缓悠扬的气氛，同时体现了冉阿让内心一种释然的状态。冉阿让即将迎来人生中转机，而这一丝宁静恰恰是后面接连而来冲击的反向铺垫。
值得注意的是，当冉阿让在一个农场中找到工作时，此后剧中一个重要主题音调在长笛中先现，曲调优美、宁静，寄托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之情。
这个主题在剧中主要象征着美好希望，在芳汀回忆过往甜蜜幸福的时候，也用到此主题。在此之后。
该剧序幕开始的那个悲伤、痛苦、绝望的主导动机再次出现，但变成有长笛吹奏的柔美曲调，音区由原来的低中音区转向中高音区，力度柔和，似乎意味着他的苦难岁月日渐远去，美好新生活即将来临。
冉阿让注定的命运悲剧已初现端倪。原本以为刑满假释后可以重新开始，却发现进入了一个无处容身的围城，毫无自由可言。
而当他学会憎恨世界后却又遇到待他如兄弟般的主教，当他下定决心选择做一个坏人的时候，主教却再次选择相信他。
这一连贯的事情不断的冲击着他非黑即白的善恶观，由此带来的心理变化也随着音乐不断起伏。
这段音乐多使用突强和弦乐部分连续的三连音来表现冉阿让内心的愤怒，也表达了他对这个世界的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