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瓦格纳事件结束后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瓦格纳事件后，俄罗斯的局势是否稳定？”拉夫罗夫回答说：“普里戈津发动的武装叛乱企图只是一场混乱，俄罗斯成功防止了混乱局势，并变得更稳定和更强大。”
日前，俄罗斯国家杜马（下议院）主席沃洛金较为具体地分析了瓦格纳事件对俄罗斯的影响，他甚至将其与1917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崩溃”和1991年的“苏联解体”这两大历史事件“相提并论”。
沃洛金说：“显然，在我国历史上，6月23日至24日，是围绕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的社会团结和巩固的日子。军队和执法机构展示了他们最好的品质。在前线，他们击退了纳粹分子的进攻。在后方，他们在反恐行动的框架内尽一切可能确保国家的安全。”
沃洛金还在分析中说，困难的局势表明，总统（普京）在民间社会和军队中的权威是多么地稳固。普京从这个困难局势中脱颖而出，无论在国内还是在世界上，他都更加强大了。
沃洛金最后总结道：分析我国过去（历史上）面临的挑战，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如果在1917年和1991年有普京这样的人掌舵国家，就不会有“十月革命”，也不会有“苏联的解体”。
“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6月30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信任普京的俄罗斯民众接近八成，高达78.6%。而在瓦格纳事件发生前，普京的支持率也不过是75%左右。
从外长拉夫罗夫的“说法”，到议会下院主席沃洛金的“分析”，再到民调中的“舆情”，无一不显示，普京的权力更稳固了，普京的历史地位更加伟大了。给人的感觉仿佛是：瓦格纳事件不是一件“坏事”，而是一件“好事”。
俄罗斯的局势真的在瓦格纳事件后更加稳定，普京的权力和地位真的更加稳固了吗？对此，俄罗斯国内也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而俄罗斯著名军事博主，俄罗斯“收复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俄罗斯民族解放运动”的功臣，俄罗斯激进民族主义“旗帜性”人物斯特列尔科夫却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
日前，在谈论瓦格纳事件的影响时，斯特列尔科夫表示，普里戈津的叛乱将会促进更多针对普京的“叛乱”。他说：“全军都恨你们，全军都恨绍伊古，全军都恨格拉西莫夫。”
斯特列尔科夫还认为，瓦格纳“兵变”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普里戈津在军队中没有获得足够的支持，但下一个人“可以”，那样的话，克里姆林宫将无法阻止军队占领莫斯科。
尽管斯特列尔科夫的言论略显极端，但他的分析也并非毫无道理。比如，瓦格纳“起事”后，几乎没有“阻拦”地开进到距离莫斯科仅200公里处，足以说明军队的“淡漠”态度。
而瓦格纳“兵变”得不到军队的响应，则说明普里戈津的“身份”不是他们想“拥戴”的人。因为普里戈津的“发家史”与普京息息相关。所以，如果换个人，情形也许就大不相同了。
其实，若说“极端”，斯特列尔科夫在前几天还有过“更极端”的言论。就在瓦格纳事件结束的第二天（上个月25日），斯特列尔科夫在一个开放式场合的演讲中，公然给普京出了一道选择题：要么宣布国家进入战争状态，要么下台。
斯特列尔科夫的意思是，普京现在应该进行全国总动员，使国家进入全面战争状态，进而赢得这场乌克兰战争。如果不能赢得这场战争，仅在国内采取非常手段来稳定地位则是徒劳的。如果不能赢得这场战争，俄罗斯的国家和民族就会面临巨大的危机，哪里还有什么权力和地位的稳固？所以，如果你（普京）做不到这一点，那就请你主动下台。
显而易见，在斯特列尔科夫看来，“瓦格纳事件”后的俄罗斯局势并非像拉夫罗夫、沃洛金等人所说的“更加稳定”，普京的地位也未必是“牢不可破”。因为危机已经“迫在眉睫”，即如果战败，普京和俄罗斯都将难以“自保”。即“安内”必先“攘外”。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斯特列尔科夫亦有对俄罗斯高层将“坏事”一步跨越到“好事”来说的不满。而事实上，拉夫罗夫、沃洛金等体制内高层的说法确实有点太过自信了，或者说是忽略了问题的实质。
在这个世界上，“坏事”变成“好事”并非没有先例，甚至于“丧事喜办”也无可厚非。不过，将“坏事”转变成“好事”则有三个前提条件。一是必须找到问题的症结。二是必须痛彻心扉地接受教训。三是必须对症下药，实施符合规律的措施。否则，将会形成“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危机公关”。那样的话，当危机再次来临时，将会“无药可救”。
直白地说，拉夫罗夫和沃洛金这些俄罗斯体制内高官的说法，不过是将“坏事”变成“好事”的良好愿望罢了。因为，仅仅是审查几个“参与”或“知情”瓦格纳事件的人，那是“治标不治本”。
如果不能从瓦格纳事件的形成原因，瓦格纳集团的生存土壤，瓦格纳创立者的真正诉求等“结构性”问题入手，并举一反三到其他问题上，必然会形成一次“危机公关”模式。那样的话，在一段时间里，表面上看来，普京的地位似乎更稳固了，但在实质上，则会是暗流涌动，会孕育着更大的风险。实则是“自欺欺人”式的自嗨。
再者，不否认普京的优秀，但身为一个职责是监督政府、为国家建言献策的议会主席，沃洛金却在事件后忙于定位总统的伟大历史地位，甚至将普京的伟大说成可以左右“历史进程”的程度，稍微着急了些。
拉夫罗夫说，“叛乱企图只是一场混乱”，显然，有淡化之意。然而，到了沃洛金口中，却又将“瓦格纳事件”上升到了证明普京“力挽狂澜”的高度。仅从俄罗斯高层对“瓦格纳事件”定性的不统一来说，俄罗斯能够将“坏事”变成“好事”就值得商榷。而将普京的伟大形容到“足以改变历史进程”的高度，则给人以“捧杀”的感觉。
按照沃洛金的说法，如果1917年的时候，俄国有普京这样伟大的领导人在，罗曼诺夫王朝就不会崩塌，就不可能有苏联的诞生；如果1991年有普京在，苏联也不会解体。而沃洛金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则仅仅是这次的“瓦格纳事件”。
姑且不论罗曼诺夫王朝的倒塌和苏联的解体均有其历史背景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症结”。即便是从苏联的诞生来说，那是20世纪人类社会一次席卷半个世界的思想探索和实践，仅凭普京就能改变这一历史进程？这只能说明俄罗斯这位高官在“想当然”。
换言之，“瓦格纳事件”难道不是发生在普京的任上？难道此前的20多年时间里不是普京在领导俄罗斯？如果普京伟大到沃洛金口中的程度，又怎么会出现诸如瓦格纳事件、武装力量之间的公开内斗等问题？用普京任上出现的“问题”来证明普京的伟大，总感觉哪里出了“问题”。
显而易见，导致俄罗斯目前困局的原因不是普京的权力地位是否稳固，而是俄罗斯同时遭遇了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和外部的“战略被动”。而且，二者之间正在互相催化、促进和体现。
比如，俄军之所以在乌克兰战场上表现拉胯，显然于常规武器与北约武器有“代差”，以及在作战体系上落后有关。而这足以追溯到俄罗斯当年轰轰烈烈的“军改”。也就只能说明一点，当年的“军改成效”被人为夸大了！显然有“瞒天过海”之嫌。
加之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所暴露出的内部腐败、瓦格纳事件时暴露出的军队和民众“淡漠”，瓦格纳事件后的“工程招标”问题被“起底”等现象，足以说明俄罗斯出现了“机构性”问题。而“结构性”问题之所以暴露和突显，则是因为将普京和俄罗斯双双逼到“进退两难”境地的这场“不合时宜”的乌克兰战争。
毋庸置疑，如果普京想稳固权力，想拥有沃洛金口中那样的历史地位，他既要解决俄罗斯国内已经暴露无遗的“结构性”问题，同时也必须赢得这场乌克兰战争。
对此，也许有人仍然会对普京抱有巨大期望。但从时代背景，国际博弈现实，科技和经济实力，俄罗斯的现状等综合因素来看，普京不可能“熊和鱼掌兼得”。大概率会“放弃”这场战争，从而求得一个能够安享晚年的“过渡期”。直白地说，普京已经难以扭转俄罗斯衰弱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