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坏事”变“好事”?俄高官:瓦格纳事件后的普京更强大

又柔聊国际 2023-07-03 23:38:05

在瓦格纳事件结束后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瓦格纳事件后,俄罗斯的局势是否稳定?”拉夫罗夫回答说:“普里戈津发动的武装叛乱企图只是一场混乱,俄罗斯成功防止了混乱局势,并变得更稳定和更强大。”

日前,俄罗斯国家杜马(下议院)主席沃洛金较为具体地分析了瓦格纳事件对俄罗斯的影响,他甚至将其与1917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崩溃”和1991年的“苏联解体”这两大历史事件“相提并论”。

沃洛金说:“显然,在我国历史上,6月23日至24日,是围绕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的社会团结和巩固的日子。军队和执法机构展示了他们最好的品质。在前线,他们击退了纳粹分子的进攻。在后方,他们在反恐行动的框架内尽一切可能确保国家的安全。”

沃洛金还在分析中说,困难的局势表明,总统(普京)在民间社会和军队中的权威是多么地稳固。普京从这个困难局势中脱颖而出,无论在国内还是在世界上,他都更加强大了。

沃洛金最后总结道:分析我国过去(历史上)面临的挑战,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如果在1917年和1991年有普京这样的人掌舵国家,就不会有“十月革命”,也不会有“苏联的解体”。

“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6月30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信任普京的俄罗斯民众接近八成,高达78.6%。而在瓦格纳事件发生前,普京的支持率也不过是75%左右。

从外长拉夫罗夫的“说法”,到议会下院主席沃洛金的“分析”,再到民调中的“舆情”,无一不显示,普京的权力更稳固了,普京的历史地位更加伟大了。给人的感觉仿佛是:瓦格纳事件不是一件“坏事”,而是一件“好事”。

俄罗斯的局势真的在瓦格纳事件后更加稳定,普京的权力和地位真的更加稳固了吗?对此,俄罗斯国内也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而俄罗斯著名军事博主,俄罗斯“收复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俄罗斯民族解放运动”的功臣,俄罗斯激进民族主义“旗帜性”人物斯特列尔科夫却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

日前,在谈论瓦格纳事件的影响时,斯特列尔科夫表示,普里戈津的叛乱将会促进更多针对普京的“叛乱”。他说:“全军都恨你们,全军都恨绍伊古,全军都恨格拉西莫夫。”

斯特列尔科夫还认为,瓦格纳“兵变”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普里戈津在军队中没有获得足够的支持,但下一个人“可以”,那样的话,克里姆林宫将无法阻止军队占领莫斯科。

尽管斯特列尔科夫的言论略显极端,但他的分析也并非毫无道理。比如,瓦格纳“起事”后,几乎没有“阻拦”地开进到距离莫斯科仅200公里处,足以说明军队的“淡漠”态度。

而瓦格纳“兵变”得不到军队的响应,则说明普里戈津的“身份”不是他们想“拥戴”的人。因为普里戈津的“发家史”与普京息息相关。所以,如果换个人,情形也许就大不相同了。

其实,若说“极端”,斯特列尔科夫在前几天还有过“更极端”的言论。就在瓦格纳事件结束的第二天(上个月25日),斯特列尔科夫在一个开放式场合的演讲中,公然给普京出了一道选择题:要么宣布国家进入战争状态,要么下台。

斯特列尔科夫的意思是,普京现在应该进行全国总动员,使国家进入全面战争状态,进而赢得这场乌克兰战争。如果不能赢得这场战争,仅在国内采取非常手段来稳定地位则是徒劳的。如果不能赢得这场战争,俄罗斯的国家和民族就会面临巨大的危机,哪里还有什么权力和地位的稳固?所以,如果你(普京)做不到这一点,那就请你主动下台。

显而易见,在斯特列尔科夫看来,“瓦格纳事件”后的俄罗斯局势并非像拉夫罗夫、沃洛金等人所说的“更加稳定”,普京的地位也未必是“牢不可破”。因为危机已经“迫在眉睫”,即如果战败,普京和俄罗斯都将难以“自保”。即“安内”必先“攘外”。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斯特列尔科夫亦有对俄罗斯高层将“坏事”一步跨越到“好事”来说的不满。而事实上,拉夫罗夫、沃洛金等体制内高层的说法确实有点太过自信了,或者说是忽略了问题的实质。

在这个世界上,“坏事”变成“好事”并非没有先例,甚至于“丧事喜办”也无可厚非。不过,将“坏事”转变成“好事”则有三个前提条件。一是必须找到问题的症结。二是必须痛彻心扉地接受教训。三是必须对症下药,实施符合规律的措施。否则,将会形成“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危机公关”。那样的话,当危机再次来临时,将会“无药可救”。

直白地说,拉夫罗夫和沃洛金这些俄罗斯体制内高官的说法,不过是将“坏事”变成“好事”的良好愿望罢了。因为,仅仅是审查几个“参与”或“知情”瓦格纳事件的人,那是“治标不治本”。

如果不能从瓦格纳事件的形成原因,瓦格纳集团的生存土壤,瓦格纳创立者的真正诉求等“结构性”问题入手,并举一反三到其他问题上,必然会形成一次“危机公关”模式。那样的话,在一段时间里,表面上看来,普京的地位似乎更稳固了,但在实质上,则会是暗流涌动,会孕育着更大的风险。实则是“自欺欺人”式的自嗨。

再者,不否认普京的优秀,但身为一个职责是监督政府、为国家建言献策的议会主席,沃洛金却在事件后忙于定位总统的伟大历史地位,甚至将普京的伟大说成可以左右“历史进程”的程度,稍微着急了些。

拉夫罗夫说,“叛乱企图只是一场混乱”,显然,有淡化之意。然而,到了沃洛金口中,却又将“瓦格纳事件”上升到了证明普京“力挽狂澜”的高度。仅从俄罗斯高层对“瓦格纳事件”定性的不统一来说,俄罗斯能够将“坏事”变成“好事”就值得商榷。而将普京的伟大形容到“足以改变历史进程”的高度,则给人以“捧杀”的感觉。

按照沃洛金的说法,如果1917年的时候,俄国有普京这样伟大的领导人在,罗曼诺夫王朝就不会崩塌,就不可能有苏联的诞生;如果1991年有普京在,苏联也不会解体。而沃洛金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则仅仅是这次的“瓦格纳事件”。

姑且不论罗曼诺夫王朝的倒塌和苏联的解体均有其历史背景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症结”。即便是从苏联的诞生来说,那是20世纪人类社会一次席卷半个世界的思想探索和实践,仅凭普京就能改变这一历史进程?这只能说明俄罗斯这位高官在“想当然”。

换言之,“瓦格纳事件”难道不是发生在普京的任上?难道此前的20多年时间里不是普京在领导俄罗斯?如果普京伟大到沃洛金口中的程度,又怎么会出现诸如瓦格纳事件、武装力量之间的公开内斗等问题?用普京任上出现的“问题”来证明普京的伟大,总感觉哪里出了“问题”。

显而易见,导致俄罗斯目前困局的原因不是普京的权力地位是否稳固,而是俄罗斯同时遭遇了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和外部的“战略被动”。而且,二者之间正在互相催化、促进和体现。

比如,俄军之所以在乌克兰战场上表现拉胯,显然于常规武器与北约武器有“代差”,以及在作战体系上落后有关。而这足以追溯到俄罗斯当年轰轰烈烈的“军改”。也就只能说明一点,当年的“军改成效”被人为夸大了!显然有“瞒天过海”之嫌。

加之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所暴露出的内部腐败、瓦格纳事件时暴露出的军队和民众“淡漠”,瓦格纳事件后的“工程招标”问题被“起底”等现象,足以说明俄罗斯出现了“机构性”问题。而“结构性”问题之所以暴露和突显,则是因为将普京和俄罗斯双双逼到“进退两难”境地的这场“不合时宜”的乌克兰战争。

毋庸置疑,如果普京想稳固权力,想拥有沃洛金口中那样的历史地位,他既要解决俄罗斯国内已经暴露无遗的“结构性”问题,同时也必须赢得这场乌克兰战争。

对此,也许有人仍然会对普京抱有巨大期望。但从时代背景,国际博弈现实,科技和经济实力,俄罗斯的现状等综合因素来看,普京不可能“熊和鱼掌兼得”。大概率会“放弃”这场战争,从而求得一个能够安享晚年的“过渡期”。直白地说,普京已经难以扭转俄罗斯衰弱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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