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元年（1126）八月，金国以宋朝撕毁和约、拒绝交割北方三镇为由，大举发兵南下攻宋。
当年闰十一月末，女真东、西两路大军先后渡过黄河，在汴梁城外完成汇合，十五万人马剑指北宋京师。
此时，距第一次东京保卫战结束仅仅才过去十个月，而北宋王朝却又要再次迎来关乎生死的严峻考验。
无独有偶，三百多年后的大明正统十五年（1449）八月，明军在土木堡遭遇惨败。
北伐瓦剌的二十万精锐损失殆尽，随军的上百位文武大臣陨殁大半，连御驾亲征的明英宗朱祁镇也成为了夷族的俘虏。
十月初一，瓦剌太师也先以“奉上皇还朝”为名，乘胜挥军南下犯明，攻破紫荆关后，于十月初十日兵临大明都城北京。
北宋1126和大明1449，同样是外敌入侵、兵临城下，同样是京畿空虚、人心惶惶，就各自的境况和所面临的形势而言，两大汉人王朝都走到了生死攸关的边缘。
但最终北宋都城陷落，徽钦二宗被掳，遭遇了无比屈辱、惨痛的“靖康之耻”，而大明却逆风翻盘痛击瓦剌，打出了精彩绝伦的北京保卫战。
那么值得深思的问题来了，几乎如出一辙的悲惨绝境，存亡之间，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两个王朝截然不同的命运？
是君王决策、还是军心士气？是王朝气运，还是天命人心？
对手：无敌女真与松散瓦剌东京、北京这两场跨越三百年的京师保卫战，决定了北宋和明朝迥然各异的命运。
而在了解其中错综复杂的原因之前，我们首先必须客观地承认，宋、明两支军队当时所要面对的敌人，实际上存在很大的差异。
金国，从1114年太祖完颜阿骨打涞流河畔誓师开始，女真骑兵便纵横南北难逢对手。
直到十几年后，南方再次出现像岳飞、韩世忠这样的军事天才，“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的战场神话，才最终宣告破灭。
尤其是1125年击败强大的辽国之后，女真金国除了拥有广袤的草原以外，更占据东北、华北等大片区域，已然成为整个东亚大陆无可争议、最强悍的存在。
金国虽有派系争斗和内部矛盾，但它毕竟是个完整、统一且强盛的国家。
反观明朝时期的瓦剌，只是在形势上统一了草原诸部，但实际上仍然是以部落为基础的松散联盟。
威震大漠的太师也先，掌控着瓦剌实权，但没有黄金家族血统这一致命缺陷，使其无法名正言顺的继承蒙元帝国的衣钵。
而身为忽必烈后裔的傀儡大汗脱脱不花，在法理上才更应该是整片草原的主人。
权臣与正朔，相互制衡与暗中较量，使得瓦剌政权内部矛盾重重，这也导致也先在南下侵明时，并不能接受、也不愿付出太大的伤亡。
而在北京保卫战结束后不久，也先和脱脱不花之间便发生了内讧，瓦剌也因此迅速分裂、瓦解直至消亡，这也从侧面说明，貌似强大的瓦剌，内部其实相当脆弱。
另一方面，金灭辽之后，迅速控制了大量的北方领土和资源，其农业、畜牧、手工、商业都相对发达。
而瓦剌政权仍然是依靠单纯的游牧经济，结构单一、基础薄弱，蒙古人依赖、甚至需要不停扩大同明朝的朝贡贸易，以此来获得亟需的生产、生活资料。
综上所述，靖康元年北宋所要面对的，是一个军事上能轻易击败辽国，经济上又丝毫不逊色于中原王朝的强大女真金国。
而正统时期的瓦剌，政治并不稳定，经济更不算发达。与金国侵宋是志在鲸吞中原相比，瓦剌犯明，并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和长期的政治规划，更多的只是为了趁乱求财，而不是杀人害命！
国力：财政衰微与仓秉殷实再来看宋、明国力方面的比较：
北宋长期面临“冗官、冗费、冗兵”的三冗问题，徽宗执政期间，为应对财政压力而提高税赋盘剥，导致社会矛盾持续激化，进而爆发了宋江、方腊等多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至靖康初年，北宋的经济正在迅速衰退，“丰亨豫大”的背后，是朝野上下的乌烟瘴气和都城汴梁的虚假繁荣，是国家财政的入不敷出和社会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第一次东京保卫战，北宋朝廷为了赎买和平，向金军付出了极其高昂甚至超出自身承受能力的代价。
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杂色表段一百万匹，里绢一百万匹，马、牛、骡各一万头匹，驼一千头——《大金吊伐录校补》
为了尽快支付这笔巨额战争赔款，钦宗赵桓带头将皇宫府库的钱财倾囊捐出，随后更是强迫百官公卿、乡绅富户甚至寻常百姓人家上缴金银。
其间卖官鬻爵、恐吓摊派、搜刮查抄无所不用其极，然而即便如此，也仅仅只凑得黄金三十万两、银一千二百万两。
此时汴梁城中已是掘地三尺、油尽灯枯，赵桓无奈只能再向金人哀求，以大内所藏珍宝古玩来抵债纳贡。
所以，靖康元年（1126）二月，第一次东京保卫战结束不久，宋钦宗便以“百姓困乏，无法供养数十万兵马于城下”为由，将刚刚抵达汴梁城下的各路勤王兵马就地遣散。
赵桓此举，一方面是向金国彻底释放和谈的诚意，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因为囊中羞涩，确实无力供养大批军队所致。
而当年五月，北宋朝廷组织军队救援太原，种师中奉命率秦凤路九万大军增援。
结果虽五战三捷，却因主帅种师中拿不出赏钱犒军而引起兵士哗变，最终西军一代名将“独以麾下死战，自卯至巳，身被四创，力疾斗死。”
等到靖康元年的冬天，金人再次兵临汴京时，宋廷府库早已枯竭，民间也被搜刮得山穷水尽，官军无赏不肯出战，以至于城中大乱。
守将姚仲友将门出身、世代行伍，《避戎夜话》称其“三世忠孝，声满于夷夏”，结果却因城内军民打家劫舍而惨遭杀害。
仲友二十五日晚，于南城为军民所殴打至死，肝脑涂地，委填沟壑。骨肉星散，不知所在，家赀劫掠扫地。
再来看看明朝：得益于洪熙、宣德两朝宽松治国和息兵养民的政策，其国力日渐提升，至英宗朱祁镇登基，大明帝国正处于“仁宣之治”后最强盛富庶的一段时期。
而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确实在军事上给明朝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但其经济体系并未受到太多影响，一旦强大的国家机器运转起来，兵力、粮食、武器都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从土木堡之变发生，到瓦剌再次发兵南下，这中间相隔了五十多天，在明朝京师空虚，人心惶惶之际，瓦剌人却错失了赢得战争的宝贵机会。
也正是这五十多天，给了明朝足够的时间来调兵遣将、组织防御——兵部尚书于谦从全国各地火速召集了二十二万的勤王兵马，同时又征调通州粮仓的近百万石粮食，以及留都南京库存的数十万件兵器铠甲入京应急。
同时于谦还下令“运粮二十石纳京仓者，官给脚银一两”，“新选余丁官军并旧操舍人及报效者，人赐银一两，布二匹”。
这两道命令的背后，至少说明在经济方面，明廷府库充盈，完全有实力、有能力应对接下来的战争。
君臣：千古一帝与铁骨铮臣对手的强弱、国力的盛衰，确实对两场京师保卫战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但这些并不是决定因素。
因为战争从来都不是纸面实力的简单推演，过分强调客观原因，不仅会掩盖北宋君臣在靖康年间所犯下的一系列致命错误，也淡化了明朝军民为赢得京师保卫战所付出的努力。
“人”永远是主导战争的关键，而恰恰是因为指挥东京、北京作战的“主角”存在着天壤之别，才最终导致了结果的大相径庭。
北宋当时的皇帝，是被后世公认为“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的徽宗赵佶，生活极其奢靡，政治上又无比昏庸，而围绕在其身边的，则是以童贯、蔡京为首的“六贼”。
宋徽宗赵佶
依靠这帮昏君佞臣来支配朝堂、治理安邦，就算没有女真金国的出现，北宋自取灭亡也不过是早晚之间的事情。
辽金战争的末期，徽宗听信童贯谗言，为收复燕云而寻求与金国联手攻辽，结果“联金灭辽”的愚蠢之举，不仅充分暴露了北宋军队不堪一击的弱点，更令女真人在灭辽之后，紧接着又对孱弱的中原王朝起了杀心。
1125年的冬天，赵佶获悉金人两路大军南下攻宋，为逃避责任，也为避免背负亡国之君的恶名，在朝堂上自导自演了一出“气塞不省，坠御床下”的大戏，并以无法继续理政为由，把皇位强行禅让给了太子赵桓。
而将北宋王朝这偌大的烂摊子丢给儿子后，赵佶更是干脆在次日深夜，带着皇子、后妃以及蔡京等一众近臣悄然逃离汴京，直奔扬州避难。
不仅如此，逃之夭夭的太上皇为了自己在扬州能够继续逍遥快活，竟截留了大批通往首都的税赋，并以护驾为名，将东南方向入京勤王的部队留在了身边。
这就是大宋天子的所作所为！
继任者钦宗赵桓也不遑多让，被硬逼着当了皇帝之后，新君完全没有考虑过如何带领东京臣民抗击外辱，而是在听闻金军即将渡过黄河的军情时，马上便准备步自己父亲的后尘，放弃都城流亡南方。
宋钦宗赵桓
即使在主战派大臣李纲的苦苦规劝下勉强留守汴京，但赵桓此后最大的“政绩”就是不停求和，整体表现也同样令人大失所望。（这一点后文还会详细交代）
国难当头，大宋父子两任君王，既乏担当作为又无气节血性，反观明朝，“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几乎是老朱家刻在骨子里的彪悍基因。
土木堡兵败、英宗被俘后，群臣立即上书请求留守的郕王朱祁钰继位。
这位养尊处优从不过问政事的年轻王爷，突然被推向了风口浪尖，起初朱祁钰也是惊惧顾虑，不愿继位，然而在于谦深明大义的劝说之下，最终还是肩负起了朱家子孙应该承受的担子。
初，大臣忧国无主，太子方幼，寇且至，请皇太后立郕王。王惊谢至再。谦扬言曰:“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王乃受命。
明代宗朱祁钰
登基之后，朱祁钰对内能重用于谦，从善如流，给足了信任支持；对外则坚决抗敌，拒不绥靖求和。
同样是身不由己、临危受命，相较于宋钦宗赵桓，明代宗朱祁钰的表现绝对是可圈可点，值得肯定。
别忘了大明朝堂上还有一位更关键的人物，那就是被《明史》誉为“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的于谦，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个无比强硬的文人，才最终改变了1449年的那场战争。
而忠臣、良将，北宋不是没有，可惜这样的人，却终究还是入不了徽钦二宗的“法眼”。
决策：摇摆不定与君臣一心再来看看大军压境之际，宋、明两朝在决策层面都有哪些不同：
宋徽宗在引狼入室又临阵脱逃之后，淡出了北宋的政治舞台，而继任者钦宗赵桓作为对金作战的最高决策者，又在是战是和的关键问题上一直举棋不定，左右摇摆。
第一次东京保卫战期间，金国西路军一直被挡于太原，东路军虽然顿兵汴梁城下，但仅仅六万人的部队，还无法对大宋京师造成致命的威胁。
而开封在李纲的运筹帷幄下，已经度过了最初的慌乱，几次交战也没有让女真人占到任何便宜，各处援军更是旦夕将至，北宋实际上已经掌握了战略上的主动。
然而懦弱的钦宗希望尽快结束战争，竟主动遣使向金人求和，其后不仅同意支付天价的战争赔款，甚至答应了金人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的要求。
仅仅半个月后，二十多万勤王兵马陆续抵达汴京城外，大宋天子突然又有了底气，觉得可以和金人抗衡，在两国已经签署和议的情况下，又同意姚平仲等将领的建议，夜袭金军营地。
结果消息不慎走漏，导致偷袭计划失败，袭营官兵更是全军覆没，赵恒马上又变成了惊弓之鸟。
为求得金人谅解，堂堂大宋天子竟谎称并不知情，偷袭是主战派擅自行动，并下旨将其核心人物、东京保卫战的最大功臣李纲免职。
战事胜负未分，便不顾一切向金人求和，而形势稍有缓和，马上又急功近利，想依靠偷袭彻底扭转局面。
“打”则不敢拼尽全力，“和”又总觉得心有不甘，畏首畏尾、反复无常，这样的赵恒如何能安民守土，这样的北宋又岂有不败之理？
转眼靖康元年（1126）二月，金人如愿满载而归，第一次东京保卫战结束。而逃过一劫的宋钦宗，又开始意识到北方三镇的重要性，随即在交割问题上玩起了言而无信。
不执行和约内容，给了金人再次南下的理由，而北宋既然准备撕毁盟约，就应尽可能地做好应对方案，或者至少要有承担风险的心理准备，可惜赵佶却一直无所作为……
靖康元年八月，金人再次南下，九月时，坚守了近两年的重镇太原失陷，此后女真两路大军齐头并进，势如破竹，而宋朝北方各处防线是不堪一击、应声瓦解。
而此前西军因救援太原遭受重创，这支北宋最具战斗力的部队，再也不可能出现在汴京城下。
与此同时，李纲遭贬谪离京，各路勤王之师和民兵组织也尽被遣散，这一次，汴京的情况比半年多前更为严峻也更加危险。
接任李纲的名将种师道审时度势，主张迁都长安，结果他的建议被斥为逃跑主义而未被采纳，最终种师道被迫交出兵权，在一个月后郁郁而终。
既然不愿放弃都城，那就只有做好与金人拼个你死我活的准备，可笑的是，钦宗眼见金人汹涌南下而北方防线次第崩溃，又再次以同意割让三镇为条件，向对手乞和。
但金国已占据绝对优势，而钦宗又毫无诚信可言，屠刀已高高举起的女真人，又怎么会对躺在砧板上的北宋心慈手软？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最终等待汴京和赵佶的，就只能是城破国灭这一条路而已。
回顾两次东京保卫战，可以看出赵恒的懦弱无能与其父真是一脉相承，其内心深处恐惧战争，又对与金人媾和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而皇帝的反复无常，又使得主战与主和两派长期互相角力，这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严重政治内耗，导致了北宋朝廷始终未能形成明确统一的御敌策略。
同时，在对主战派领袖李纲的使用上，赵桓既没有给予充分信任，也根本谈不上放权。
李纲作为东京保卫战的最高指挥官，经常遭遇掣肘，还数次被无故罢免，但无论革职还是起复，却始终都没有得到钦宗的信任，最终一代名臣被逐渐边缘化，直至贬谪往夔州安置。
试问摊上宋钦宗这样的皇帝，便是白起重生，韩信转世，最终又能有什么作为？
回到北京保卫战，明朝在经历土木堡惨败后，京师卫戍部队为之一空，皇帝成为俘虏，朝堂群龙无首，关键是瓦剌人随时都会乘胜兵临城下。
面对这种局面，文武百官惊慌失措，迁都避敌的计划首先被提出，但兵部侍郎于谦坚决反对，并极其强硬地表示“言南迁者可斩也”。
从这一刻开始，于谦成为了主战派的核心，而抗击瓦剌、保卫京师也成为明朝唯一且坚定的战略，直至战争结束，该决策也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
其间，瓦剌大军因攻城不利，也先还曾尝试以“奉还上皇”为由，向明朝议和，但于谦根本不加理会。
而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朱祁钰在整个抗敌过程中，对于谦几乎是无条件的支持和信任，无论是募兵、筹粮、征调兵械、发放饷银，还是北京保卫战的用人安排和防御布置，但凡于谦所请，代宗均是一一照准。
坚定地执行既定战略，战争过程中君臣又始终一心，加之于谦虽是文官出身，但危难之际运筹帷幄、指挥若定，这些都是明朝京师保卫战能最终胜利的关键。
写在最后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但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千百年来，每一次似曾相识的轮回之中，都隐藏着截然不同的剧情和发展脉络。
而在命运的十字路口，能不能找到自己的方向，也许，这才是王朝兴衰更迭的全部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