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三月
当夏王窦建德带着河北的十余万精锐意气风发地渡过黄河时，虎牢关冰冷的城楼上，二十二岁的秦王李世民，正神色凝重地眺望远方。
暮春的微风拂过伊洛平原，那些腾起的衰草黄沙里，夹杂着大夏帝国逐鹿中原的美梦，也裹挟着李唐王朝一战而问鼎天下的野心。
而此时深陷重围的洛阳城中，到处躺满横七竖八、浮肿扭曲的饿殍，万千腐尸的恶臭弥漫在整个东都的上空。
郑王王世充独坐在乾阳殿空旷的台阶上，却感觉到一种笼中困兽般的愤怒和恐惧，正一点一滴地将他吞噬。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虎牢关的生死对决，而这场战争的胜负，将最终决定谁会神形俱灭，谁又会名垂青史；谁将万劫不复，谁又会成为这片大陆真正的主宰！
隋末乱世，天下三分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隋炀帝杨广在巡幸江都（扬州）时，为宇文化及所弑，已然千疮百孔、风雨飘摇的大隋帝国终于走到了尽头。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随着名义上的国君遇害，各路藩镇诸侯、义军首领纷纷称王自立，华夏大地在经历三十多年的短暂统一之后，又再次陷入了动荡、混乱的割据时代。
而在这些四分五裂的地方势力中，有三个名字最为耀眼：
原隋朝太原留守李渊，于大业十三年（617）起兵反隋，当年便攻陷帝都长安，随即奉隋炀帝之孙、代王杨侑为帝，并遥尊杨广为太上皇。
李渊的关陇贵族身份，使其极易获得士族门阀的支持，而占据关中形胜之地，又控制着傀儡皇帝，不仅保证了军事上的高枕无忧，又能在政治上维系皇统正朔，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悉数为其所有。
而经略中原地区的王世充，实力同样不容小觑。其本是江都地方官员，因在江南镇压农民起义而崭露头角。
大业十三年（617年）七月，因瓦岗军兵围东都，王世充率两万江淮劲旅解围，被隋炀帝任命为援洛诸军总指挥，并就此在洛邑扎根。
江都兵变后，王世充迅速拥立杨广的另外一个孙子、越王杨桐登基，利用隋室余威建立洛阳政权，其威望与实力也是与日俱增。
公元619年，王世充重创如日中天的瓦岗军，收编李密麾下秦叔宝、程知节（程咬金）、罗士信、裴仁基、单雄信等悍将后，其势力进一步壮大，而掌控区域更由洛阳一城迅速辐射至整个河南。
东都经济发达，粮仓充沛，王世充又手握十几万精兵，大有与关中李渊集团分庭抗礼的趋势。
而与李渊的贵族底蕴，王世充的官吏背景不同，雄踞河北的窦建德，祖上世代务农，是标准的草莽出身。
公元616年，因不愿应募入伍去东征高丽，窦建德遂投身农民起义军高士达部，高士达战败后，窦建德成为河北地区新的义军领袖。
其人重义轻财，礼贤下士，平日又不贪酒色，不喜奢靡，在隋末礼乐崩坏、尔虞我诈的乱世，窦建德堪称是难得一见的清流。
而这种强大的人格魅力不仅为其赢得了名声，更因此吸纳了大量人才归附。公元617年，河间之战击败大隋名将薛世雄后，窦建德声威大震，地盘也不断扩张，及至隋亡之际，其已手握十余万雄兵，更控制着河北的大半土地，成为隋末继瓦岗军之后，最大的农民起义力量。
大业十四年杨广在江都遇害，窦建德闻讯立即抓住时机挥师讨逆，在成功诛杀叛臣宇文化及后，其以人臣之礼吊唁炀帝，并将隋之印玺图册、卤簿仪仗收为己有。
既为君父报仇又手握传国玉玺，窦建德所拥有的政治资源，与李渊、王世充相比，恐怕更具备继承隋朝遗产的合法性。
而除上述三人之外，其他诸如偏居江南的萧铣；控制江淮的杜伏威；盘踞西北的薛举、李轨；依附匈奴的梁师都、刘武周等，这些一方豪强，要么实力有限，要么地处偏远，要么威望难以服众，要么缺乏称霸雄心。客观而言，都无法真正与李渊、王世充、窦建德相提并论。
公元618年五月，隋炀帝被杀的消息传入长安，李渊率先逼迫傀儡皇帝杨侑退位并自立为帝，建国号为唐，改元武德。
次年四月，王世充在洛阳弑杀皇泰帝杨侗，改国号为郑，自封大郑皇帝。
两个月后，已全面控制河北的窦建德，同样在乐寿（今河北献县）登基，建立大夏政权。
从相继称帝可以看出，三人都急于彻底摆脱隋朝的政治影响，并毫不掩饰地显露出了问鼎天下的野心。
三雄鼎足而立，战争注定无法避免，而地理上与关中更为接近的洛阳，自然成为了李渊的首要打击目标。
李唐攻郑，洛阳被围大唐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夏，在击败刘武周、平定河东地区之后，李渊命次子李世民统兵五万东征王世充，唐、郑两国的战争序幕正式拉开。
七月，李世民挟先锋部队抵达距洛阳仅八十里的慈涧，王世充闻讯，立刻亲率三万大军出战，谁知次日得知唐军五万主力将至，大郑皇帝自觉胜算不高，遂拔营返回了东都。
东都城高池深、防御严密，只要凭城固守，静待远来的唐军斗志逐渐消磨，便可一举歼而灭之。
而对于实现这样的战略构想，王世充相当自信，毕竟当年杨玄感、李密等乱世豪强，无一不是来势汹汹，却又都在洛阳城下黯然败北。
见王世充龟缩不出，善于后发制人的李世民，没有急于攻城，只是将唐军主力屯驻在洛阳城西北不远的北邙山，筑起大片连营。
与此同时，各路偏师开始行动，其中，史万宝和刘德威分别夺取了黄河以北的河内和洛阳城南的龙门；而怀州总管黄君汉则攻占了洛阳通往黄河的重要出口回洛城，大将王君廓则直扑洛口兴洛仓，切断了洛阳的粮道。
王世充为人狡诈残暴，弑君篡位的手段又不得民心，眼见洛阳四面被围，河南诸多州县开始陆续向唐军请降。
煊赫一时的大郑帝国，转瞬就有崩塌倾覆的危险，王世充只能被迫同秦王讲和，但换来的却是唐军更加猛烈的进攻和更多州县的投降。
此起彼伏的叛乱，不断削弱着王世充的实力，也割裂了洛阳与周边区域的联系，眼见形势愈发严峻，九月下旬，王世充亲率万人出城主动攻击唐军。
然而，双方的第一次正面交锋，郑军即被斩俘逾七千人，王世充大败后率残部狼狈逃回洛阳。
十月之后，唐军陆续缩小对洛阳的包围圈，走投无路的王世充，只能派出使节主动向河北方面示好，请求夏王窦建德立刻发兵救援。
而随着时间进入武德四年，因长期处于围困之中，人口庞大的洛阳，开始面临粮食匮乏的问题。
二月初，驻守虎牢的王世充长子王玄应押送大批粮草前往洛阳救援。不料消息走漏半路遭遇唐军埋伏，郑国太子仓促应战几乎全军覆没，最终只身逃回洛阳，而援洛的粮秣物资，则全部落入唐军之手。
二月下旬，李世民下令对洛阳发起总攻，王世充也决定殊死一搏，亲率所有兵力计两万人出城，两军在青城宫相遇，随即展开激战。
是役，郑军多次被冲散又屡屡整兵再战，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坚韧顽强。但很可惜，王世充面对的，是七世纪最可怕的战争天才李世民，和他麾下战无不胜、所向披靡的玄甲军。
最终青城宫反击失败，郑军战殁七千余人，李世民趁势兵临洛阳城下。
大郑帝国已危在旦夕，王世充只能寄希望于东都的坚固城防能够尽量拖延时间，同时祈祷窦建德的援军能尽快赶到。
唇亡齿寒，夏王出兵事实上，窦建德在上年十一月即收到了王世充的求援消息，之所以一直按兵不动，当然是希望唐、郑鹬蚌相争，当双方的有生力量被战争最大程度地消耗后，大夏再来坐收渔翁之利。
但形势的发展让窦建德始料不及，想象中的两败俱伤并未出现，洛阳城便迅速地陷入了沦陷危机。
“郑破则夏有齿寒之忧”——武德四年（621）二月，在谋士的劝谏下，一直冷眼旁观的窦建德，集结了十余万人马，由河北南下直驱中原，欲解洛阳之围。
与此同时，唐军从二月下旬也展开了对洛阳的全面围攻，只是最后的攻坚过程却比李世民想象中要艰难许多。
由于东都规模过于宽阔宏大，兵力不足的王世充，早早便放弃了对外郭的防御。
而洛阳内城不仅坚固无比，在其北面，又有圆璧城、曜仪城的重重阻隔；宫城以东，有含嘉仓城、东城作为屏障；南面有洛水的天然阻隔；宫城以西，还设有两座夹城、隔城依次御敌。
在加上城头可抛掷五十斤飞石、攻击距离高达二百步的大型投石车；以及可连续发射八箭，射程跨五百步的巨型连弩，这些尖端武器都给唐军的攻城部队带来了重大伤亡。
唐军围城猛攻十多日，损伤惨重却始终无法越雷池半步。面对士气低落、兵将疲惫的不利局面，李世民也只能放弃强攻，而改为在城外深挖壕沟、高筑营垒，以期长围久困之法能够奏效。
唯一的好消息是驻守虎牢关的郑将沈攸向唐军请降，李世民立即派王君廓突袭虎牢，与沈攸里应外合，迅速攻陷了这座洛阳东面最重要的战略关隘。
而随着时间推移，洛阳的粮食危机愈发严重——城内早已断粮多日，草根树皮也渐被食尽，最后，饥肠辘辘的百姓，只能将泥土放入水中摇晃，待澄清之后再捞取浮在水面的细泥，混合着残存的糠秕米屑烤成饼吃。
但“土饼”根本无法被人消化，以此充饥裹腹，无异于饮鸩止渴，在绝望的煎熬之中，每日都有大量肚皮鼓胀、浑身浮肿的饥民痛苦死去。
武德四年的春天，攻守双方都在苦苦煎熬——顿兵城下的唐军固然是一筹莫展，王世充的大郑帝国也即将油尽灯枯。
而正在唐、郑对峙之际，窦建德的十多万大夏援兵已悄然渡过黄河，向西连克元、管、汴三州，并于三月下旬抵达虎牢关东南二十里之外的荥阳。
东援虎牢，秦王御敌惊闻窦建德大举南下，李世民立刻召开军前会议，紧急商讨对策。
而在迎战和撤军的问题上，唐军中的主要将领产生了巨大的分析，多数人表示应该暂避夏军锋芒，将部队退回慈涧休整。
只有宋州刺史郭孝恪认为，此次窦建德劳师远征，无异于千里迢迢前来送死。为今之计，应据虎牢之险，伺机而动，必可破之。
记室薛收也补充道：郑军已是命悬一线，若此时退兵，不仅前功尽弃，统一海内之日更将遥遥无期。
按照正常思维，暂时撤军对唐军而言并没有太大损失，养精蓄锐还可以卷土重来。相反如果执意留下，就很有可能面临王世充、窦建德两大强敌的内外夹击，万一不敌后果将不堪设想。
但李世民又岂能以常理度之，在其看来，洛阳粮食告罄，王世充又连遭重挫，此时郑军兵力单薄且军心不振，根本无力出城，只需稳守城外便可。
而窦建德刚刚扫平割据山东的孟海公，挟胜而来难免将骄兵惰，只要据守虎牢天险，扼制其西进咽喉，待其师老兵疲再一举破之。
随后，年轻的秦王做出了可能是他军事生涯中最重要的决定——由齐王李元吉率主力继续围困洛阳，他自己则统领三千五百人的精锐玄甲军，东援虎牢狙击窦建德。
而刚刚抵达虎牢战场的李世民，便给远道而来的夏王来了个下马威——其只带了五百轻骑便直奔对手大营，在距夏军营地仅仅三里时，才被发现，而其先锋将领还被李世民一箭射杀。
等窦建德反应过来之后，忙调五、六千骑兵追击，企图活捉秦王，不料追兵却被李世民引入事先预设的埋伏之内，郑军猝不及防，又折损了三百人。
挫伤夏军锐气之后，李世民干脆躲入虎牢关，坚守不出。而从武德四年三月下旬到四月末，窦建德率军发动了多次进攻，却都被唐军一一击退。
而李世民不仅背倚虎牢固守不战，暗中又派出偏师，骚扰夏军后方粮道，搞得对手是苦不堪言。
西进洛阳，必破虎牢，然而如此天险好似铜墙铁壁，又如深渊泥潭，搞得窦建德和他的十余万大夏兵马只能望关兴叹却又徒呼奈何！
久攻不下，夏军士气日渐低落，是继续进攻还是班师回朝，也成为了摆在窦建德面前的难题。
而此时国子祭酒凌敬向夏王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迂回作战思路：
放弃在虎牢关前与对手纠缠，大军立即北渡黄河，翻越太行山而进入河东地区，然后向西占领上党、临汾，从蒲津渡黄河直扑关中，以威胁长安的方式，逼迫洛阳唐军回师自保。
然而，此时洛阳危在旦夕，哪里还等得到“围魏救赵”的时刻到来？王世充的使者在郑军大营内日夜啼哭，恳请窦建德不要放弃洛阳，部分夏军将领在收受了王世充的重金贿赂之后，也纷纷表示凌敬之言不过是书生纸上谈兵，劝谏夏王不要渡河。
“仁君”窦建德不愿失信于人，更深感有义务解救洛阳百姓于倒悬之中——这种在战场上不合时宜的慈悲之心，让其在关键时刻放弃了正确的选择。
胜利回师，东都归唐时间来到武德四年五月，急于同唐军决战的窦建德，突然收到探子送来的情报，表示唐军战马草料告罄，不日将到黄河北岸的草地放牧。
但这不过是李世民让早已安插在夏军中的间谍故意散布的虚假情报，而窦建德果然信以为真，准备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同唐军决一死战。
五月二日，夏王率领所有部队进至牛口列阵，其部队北临黄河，西至汜水，南达鹊山，连绵不绝二十余里，战鼓齐鸣，旌旗蔽日。
而此时，虎牢关旁的高丘之上，望着对岸漫山遍野的敌人，李世民却无比自信地对麾下将领分析道：
夏军表面看来声势浩荡，然而却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如此大规模的兵团作战，讲究的是协同与配合，军令传递是否顺畅尤其重要，但此时夏军分布如此广阔，必然使窦建德的指挥效率大打折扣，所以对手虽然数十倍于我，但实际上不过是个臃肿而迟钝的庞然大物，徒有其表而不堪一击。
同时还表示，夏军现在气势正盛，只要我方按兵不动，对手的士气将在等待中慢慢消磨衰竭，而列阵太久，其士卒疲惫饥饿势必后撤，到时便可发起全力一击。
一切果然不出秦王所料，夏军从清晨列阵，直至中午仍不见唐军踪影，而五月的天气已十分炎热，士兵在烈日下疲倦焦躁又饥渴难耐，最后纷纷坐下休息，还互相争夺饮水，阵地上是一片纷乱。
李世民见此情形，遂命宇文士及带领三百名轻骑兵进行试探性攻击，果然唐军先头部队迫近之际，猝不及防的夏军阵型立刻就出现了大规模的骚动。
秦王立刻发布总攻号令，驻守虎牢的数千名唐军倾巢而出，快速掠过汜水，直冲夏军阵地。
而兵力占有绝对优势的窦建德，根本没有料到李世民竟敢主动出关攻击，唐军汹涌而来之际，夏王还正在帅帐之中主持围攻虎牢的军事会议。
当震耳欲聋的喊杀声传进大帐中的时候，夏朝的文武百官惊恐万状，顷刻间乱作一团。窦建德经过瞬间愣神之后，即刻下令骑兵反击，但却被惊慌乱窜的朝臣挡住了去路。
慌乱之间，唐军已冲杀而至，窦建德万般无奈只能率亲兵退往营地东面的高坡。
而居高远眺之下，夏王更是胆战心惊，庞大的部队因群龙无首，已经逐渐陷入混乱，而当下指挥系统又几乎完全瘫痪，部众只能各自为战。
李世民则率程知节、秦叔宝、史大奈、宇文歆等人，擎起旗帜在群龙无首的夏军阵地中来回穿插，而眼见李唐大纛四处飘扬，夏军顿时斗志全丧，随即彻底崩溃，李世民率部追出三十里，斩杀三千余人。
窦建德也在唐军的冲锋之下中枪受伤，只能趁乱骑马奔至黄河岸边的牛口，准备寻船渡河然后逃往河北，不幸因失血过多坠马，最终为唐军追兵俘获。
此役，唐军大获全胜，十余万的夏朝军队则全面崩溃，除了逃散、战殁的士卒外，剩余五万人成建制地投降。
虎牢关之战就这样结束了，大夏王朝的倾国之兵和称霸美梦，连同窦建德辛苦追逐整整六年的帝王功业，都在汜水河畔明媚的阳光下，顷刻间化作了泡影。
五月八日，李世民将窦建德装押至洛阳城下示威，王世充眼见唯一的救星也成为了阶下之囚，至此完全绝望，于次日清晨身着白衣，手持符节，率满朝文武二千余人前往唐军大营请降，被围困近一年的东都洛阳，终于向李唐帝国敞开了大门。
三千破十万，一战擒双王，经此一役，秦王李世民威名震慑四方，而三足鼎立之势也就此瓦解，天下归唐已成为无法避免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