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十四年的秋风从西而东，漫过了广袤的河北大地，掠过了层层叠叠的山峦和数十万精锐之师，乘着透天杀气与无尽的黑暗，一齐卷向居庸关外一座苍凉逼仄的军寨……
炮火、硝烟、惨叫、哀嚎，望着漫山遍野的伏尸和如潮水般涌来的瓦剌骑兵，明英宗朱祁镇轻轻整理好甲胄，然后盘膝向南而坐——即使深陷重围，大明国君仍在努力维持着帝王应有的威仪。
只是三军行将崩溃之际，没有人察觉到，年轻天子那紧握长剑的双手，一直在黑夜中无法抑制的颤抖。
土木堡的仲秋，藏着朱祁镇生命中最寒冷不堪的记忆，从九五至尊到笼中困兽，从御驾亲征到全军覆没，这一切仅仅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而今夜过后，输掉所有的朱祁镇与岌岌可危的大明帝国，最终又将何去何从？
危机：逐渐变味的朝贡贸易大明宣德十年（1435）正月初三，春秋鼎盛的宣宗朱瞻基意外驾崩。
明宣宗朱瞻基（1398年—1435年）
根据其遗诏，年仅九岁的皇太子朱祁镇在六天后登基，成为了明朝第六位皇帝。
此时的大明王朝，正处于“仁宣之治”后最鼎盛的时期，只是承载大明盛世万代基业的重任，却突然落在了一个半大孩子的肩上。
而在帝国的遥远北方，瓦剌部落陆续打败鞑靼、兀良哈、女真和哈密之后，也逐渐成为了掌控整片草原的强大存在。
瓦剌虽然名义上仍臣服于大明，却不时在边境制造矛盾和摩擦，已逐渐成为明朝北方的重大威胁，好在由于“朝贡”制度的存在，使得南北两大帝国在短时间内还能维持表面的和平。
所谓朝贡，即藩属国以进贡为名，向明朝献出马匹牲畜、动物皮毛等土特产，而后明廷回赠包括丝绸、茶叶、瓷器等各种物品，并赐下丰厚的金银，有时对主要朝贡者还会册封相应的官职爵位。
朝贡贸易，既有其经济属性，也具备外交功能，它通过简单的财、物交易，营造出了一种彼此互利，且双方都能接受的和平共处模式：
对游牧民族而言，不用刀头舔血的南下作战，便能从贸易中获得稳定可观的经济利益，和急需的生产、生活资料。
而明朝这边，不仅以较小的经济代价换取了边境安宁，更能通过“恩赏”性质的回赠，来彰显中原王朝威远怀柔的宗主国地位。
只是维系这种南北地缘上的平衡需要一个关键前提，那就是中原王朝对北方夷族保持压倒性优势。
但正统初年，随着瓦剌落部日益强大，这个蒙古高原新的主人，已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恩赐和施舍，开始处心积虑地谋划，以武力挑战明朝在东亚大陆上的统治地位。
而这种蠢蠢欲动，首先便反应在一直维系着双边和平的朝贡贸易上。
正统四年（1439），瓦剌太师也先掌权，从这一时期开始，瓦剌部朝贡的次数日益频繁，贡品的数量在逐年递增，参与朝贡的使节也是越来越多。
以“合法”入贡为名，通过不断“倾销”变相向明朝索取钱财，瓦剌人的所作所为，已经使原本“两情相悦”的朝贡贸易，逐渐演变成了单方面的强买强卖。
安置、接待朝贡使团，按人数赐予赏银，以及高价收购那些并无太多实际用处的贡品——“亏本买卖”不仅给明朝财政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英宗本人也对这种不守规矩的朝贡行为深感头疼。
不过，仅仅因为番邦“过分热情”，便贸然与其交恶翻脸，恐怕又有些因小失大，毕竟无论从哪方面来考量，发动战争的成本，都要远远超过经济上的付出。
然而，赐者愈厚，来者愈多，明廷的妥协、迁就滋长了瓦剌人的贪婪。
正统十四年（1449）春，蒙古可汗脱脱不花、瓦剌太师也先再次率豪华进贡使团入京，并自报贡使达3598人。
这次的朝贡，可以看做是瓦剌人对于大明底线的进一步试探，因为按照过往的惯例，无论其进贡何物，大明都会加倍赏赐，以保证使团能够满载而归。
然而这一次，也先没能如愿以偿，由于宦官王振的及时阻止，打碎了瓦剌人巧取豪夺的如意算盘。
祸起：仓促的御驾亲征王振究竟是何许人也，一个太监又怎么可能干涉瓦剌的正常朝贡？
在此，有必要着重介绍一下这位日后臭名昭著、且酿成土木堡惨败的“大明初代权阉”。
王振，原是蔚州（今河北蔚县）的一介儒生，年轻时中过秀才，然而此后科举屡屡落榜，为求出人头地，索性自阉进宫做了太监。
入宫后因其善察人意，受到宣宗朱瞻基的喜爱，被授为东宫局郎，专门服侍太子朱祁镇。
作为明英宗的儿时玩伴和启蒙导师，王振与朱祁镇关系自然日益密切，此后十余年，他也逐渐成为了正统皇帝身边最依赖和信任的心腹。
朱祁镇对亦师亦友的王振更是敬重有加，从不直呼其名，而以“先生”代之。
待英宗亲政后，便迅速将王振推上司礼监掌印太监这个内廷二十四衙最具权势的职位。
只是依照大明祖训，宦官不得干政，王振虽挟皇权以自重，却无法真正参与中枢决策。
直到正统七年，掌控朝中大权的太皇太后张氏崩逝，此后辅政的内阁“三杨”又相继因老病退出政治舞台。
失去制衡的王振，则凭借皇帝的宠信与手中权势开始兴风作浪，肆无忌惮的勾结内外官僚，由于其性格跋扈手段又极为严苛，以至京中百官因畏惧而争相攀附，公侯勋戚更是称其为“翁父”，以示敬重。
王振独断专行，却唯独缺乏政治家的眼光和外交思维，具体到正统十四年的朝贡事件，这个在大明朝呼风唤雨的太监，根本未将瓦剌放在眼里，对于其贪得无厌的行为倒是深恶痛绝。
在其授意之下，礼部对瓦剌朝贡人员、物品进行了极为严格的清点核查，随即发现也先进献的马匹不仅价格虚高还以次充好，而且朝贡使团的人数也虚报了一千多人。
王振虽极为不满，但考虑到两国的正常邦交，并未就此翻脸，只是下令按朝贡使团的实际人数发给赏赐，并将虚高的马价砍掉八成，拉回到正常的市价。
但也先此前曾为其子向大明求娶公主和亲，遭到了明廷拒绝，此次朝贡又未能获得足够的好处。
本就怀恨在心的瓦剌太师由此勃然大怒，遂以刁难贡使并撕毁婚约为由，彻底与大明王朝决裂。
十四年春二月，也先遣使二千余人进马，诈称三千人。王振怒其诈，减去马价，使回报，遂失和好——《明史纪事本末》
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瓦剌十五万人马倾巢而出，兵分三路大举南下犯明。
其中，东路由可汗脱脱不花率三万人马，经古北口攻击密云地区；
中路丞相阿剌知院同样统兵三万，沿宣府方向东进，夺取居庸关；
西路则由太师也先亲率九万主力，南下攻大同，再经紫荆关进攻北京城。
也先兴兵入寇，京城朝野震动，大同告急的文书更是如雪片一般飞往英宗的御案之上，而王振却无比兴奋，自忖建功立业的时机来临，拼命鼓惑英宗准备亲征。
朱祁镇冲龄践祚，又长于深宫之中，根本不了解何为兵凶战危，在王振的怂恿下，仅仅考虑了两天，便做出了御驾亲征的决定。
得知天子下旨亲征，兵部尚书邝埜和侍郎于谦均“力言六师不宜轻出”，礼部尚书王直更是联合在京各衙官员署名，上奏劝谏英宗收回成命。
但不得不说，大明洪武、永乐、宣德三朝都曾在蒙古高原取得过重大胜利，朱祁镇的曾祖父朱棣、父亲朱瞻基还都有过亲率六军平定边患的壮举。
巨大的心里优势让英宗根本没把“蕞尔小邦”的瓦剌放在眼里。
已经二十二岁的大明天子，需要一场战争来证明自己，更希望通过亲征，来重现先祖们曾经的荣光，再加上奸宦王政怂恿蛊惑，朱祁镇已然热血沸腾，完全听不进群臣劝告，依然于七月十五日颁布诏令：
留郕王朱祁钰监国，并调集京师所有部队计二十万人（号称五十万），同时命内阁阁臣曹鼎、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等大批中央高级官员，随陛出征。
撤退：致命的衣锦还乡一个长期负责管理宫廷杂物的阉人，一个基本没有经历过复杂政治局面和残酷战争的年轻皇帝。
这对根本不知道行军打仗为何物，却幻想着在战场所向披靡的荒唐君臣，就这样裹挟着大明朝上百位文武大臣和几十万精锐，匆匆踏上了北伐瓦剌的战场。
而这样的盲目北伐，从一开始就定下了仓促的基调。
七月十七日，大军行至龙虎台驻营，当夜就虚惊不断。而这种时惊时乍之事，几乎贯穿了整个行军途中。
次日开拔后又一路遇雨，道路泥泞，行进艰辛。因仓促出征很快又遇到了断粮，众人饥肠辘辘；兵将士气更是低落，一路怨声不断。
这支沮丧的大军，北出居庸关，西行经怀来至宣府（今河北张家口宣化区），在经过十多天艰难行进后，终于在八月初一抵达大同阳和城。
此时才获悉朝廷先期派出支援大同的三万部队，已被瓦剌消灭，而也先获悉明朝大军到达，提前退往了大同以北。
根据情报，瓦剌主力已在前方二十里处布下天罗地网，只待明军入瓮。
望着城下漫山遍野的死难明军，朱祁镇和王振第一次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君臣高涨的热情瞬间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内心对蒙古人莫名的恐惧。
丙午，车驾次阳和城南。时伏尸满野，众益寒心。——《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
于是次日清晨，在王振的撺掇下，英宗再度下令：停止进兵，立即班师回朝！
如果此时按原路返回，即向东北退往宣府，再经居庸关入京，基本可保万无一失，然而王振突然心血来潮，向英宗建议南下蔚州，再经紫荆关反旆。
蔚州是王振老家，所谓富贵不还乡犹如锦衣夜行，对这个权宦而言，如果能请皇帝一同返乡，在三军簇拥之下耀武扬威，自然是难得的人生美事。
而这样的提议，也得到了朱祁镇的理解和支持，因为从渴望青史留名的心理上来分析，英宗坚持御驾亲征和王振要求回师蔚州，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然而眼看蔚州在望，王振又开始担心几十万人马会踩坏老家的田地庄稼，遂下令全军原路折返，继续改走宣府，仍从居庸关入京。
这不是闲时的游山玩水，这是刻不容缓的军事撤退，说难听点，这是在受到威胁后的匆忙逃命。
只是这对荒唐至极的君臣，将行军视为儿戏，不仅因绕道浪费了撤退的黄金时间，更为不久之后那场几乎令大明朝万劫不复的惨败，埋下了致命的祸根。
绝境：被困土木堡初十日，明军退到宣府，这时瓦剌大队骑兵已追袭而来，朱祁镇闻讯忙派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率兵两万断后拒敌，不幸皆战死。
再派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率四万骑前往救援，不料又在鹞儿岭陷入瓦剌军的包围，朱勇、薛绶连同四万骑兵被“杀掠殆尽”。
六万阻击部队虽然全军覆没，但他们的浴血奋战，却为皇帝陛下争取到了三天宝贵的逃往时间。
八月十三日午后，败象渐露的大明军队，终于跌跌撞撞地来到土木堡，此时只要再东行一个时辰进入二十里外的怀来城，所有人都可以全身而退，结果该死的王振，又以“辎重千余辆未至”为由，坚持在土木堡滞留。
这个阉人的愚蠢专横，令十几万明军失去了最后一次脱困自救的机会，次日，等朱祁镇再想继续启行时，瓦剌重兵已然逼近而无法移动。
土木堡虽是京北三大堡之一，然而此处东西长仅千米，南北宽不足五百米，只是一座狭长的军事堡垒，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城池，不仅规模较小，也没有坚固的城防设施，更缺乏必要的防御纵深。
最致命的是，此处地高无水，明军掘井两丈滴水未见，十几万人马困于此处两天是饥渴难耐。土木堡南面十五里处虽有河，但无奈已被瓦剌军所占。
十四日，瓦剌军队越聚越多并开始对土木堡发起进攻，但明军在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陷入险境之时，兵士也爆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双方激战一夜，瓦剌未能得逞。
十五日，眼看强攻不力，狡猾的也先耍诈伪退，并派使者到堡内讲和。而王振眼见瓦剌军后撤，又派出使者议和，不作任何思考分析，便贸然下令拔营，向水源地转移。
结果全军行未三四里，两万瓦剌骑兵突然从后方猛扑而至，铁骑蹂阵而入，挥刀疯狂砍杀明军，失去城防依托的明军，猝不及防之下瞬间大乱崩溃，“兵士争先奔逸，势不能止”，随后纷纷被追赶而至的长刀砍翻，或者惨死于马蹄踩踏之下。
中秋之夜明月高悬，而瓦剌人挥舞的屠刀和大明军队垂死的呼喊，却将土木堡外的荒野，瞬间变成了血腥的人间炼狱。
这场浩劫一般的杀戮持续了整整一夜，十多万明军精锐，除千余人侥幸脱困，几乎全军覆没。
而随御驾出征的英国公张辅、驸马都尉井源、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张益、侍郎丁铭、王永和等五十余位文武大臣悉数战殁，最终连大明天子朱祁镇，在突围失败后也成为了瓦剌人的俘虏。
唯一大快人心的，是护卫将军樊忠在乱军中找到了王振，愤恨高呼“吾为天下诛此贼！”，并以铁锤将这位土木堡惨败的罪魁祸首捶死。
惨败：大明危在旦夕以万乘之尊，倾举国之力，亲率二十万精锐御驾北征，竟然惨败于小小的蒙古瓦剌部落，而朱祁镇更是成为明朝二百七十六年历史中，唯一一位被敌军俘虏的皇帝。
明英宗朱祁镇（1427年—1464年）
而除了颜面扫地之外，土木堡惨败对于大明王朝的军事、政治、经济，更是带来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
军事方面，包括京师三大营在内的二十万北伐部队全军覆没，这些身经百战的将士，都是明军中的绝对主力和精锐之师。
而随军的六部郎官、公卿将相，也几乎在土木堡之变中全部报销，曾经稳定朝堂的中流砥柱，大明的核心执政团队，就这样顷刻间土崩瓦解。
财产损失也相当严重：“骡马二十余万，并衣甲器械辎重，尽为也先所得。”
兵械、盔甲以及火器方面的具体损失数据，可以通过战争结束一个月之后的两份奏折，简单了解一二：
九月十二日，居庸关巡守都指挥同知杨俊奏报：于土木堡拾所遗军器，得盔六千余顶，甲五千八十领，神枪一万一千余把，神铳六百余个，火药一十八桶。
另有九月十三日，宣府总兵杨洪上报：于土木所遗军器，得盔三千八百余顶，甲一百二十余领，圆牌二百九十余面，神铳二万二千余把，神箭四十四万支，大炮八百尊。
这还是经瓦剌人打扫战场之后所遗留的物资，可想而知土木堡当日，明军的损失是多么惨痛。
面对如此惨败，再来追究由谁负责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因为制造这场悲剧的两位始作俑者——明英宗朱祁镇成为了瓦剌的阶下囚，太监王振更是化作了土木堡外的孤魂野鬼。
只是对于大明帝国而言，经历土木堡的劫难之后，厄运还远远没有结束。
皇帝被俘，大明最高权利出现真空；六军尽殁，京师守备空虚，遭遇惨败后，朝野上下一片惶恐，军中更是人心涣散、士气低落。
而在取得土木堡空前胜利之后，瓦剌大军虽然没有趁势入关攻击北京，但可想而知，志在恢复大元伟业、梦想入主中原的也先，在占尽便宜之后，必然会在不久的将来，给大明王朝掀起滔天巨浪。
大厦将倾之际，谁能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山雨欲来之时，危在旦夕的大明帝国又能否度过这场灭顶之灾？
而这一切的疑问，都将在接下来的五十多天里，交由一个叫做于谦的盖世英雄来给出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