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
“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
神情肃穆却掷地有声地说完这两句，五十三岁的于谦缓缓抽出佩刀，轻拉缰绳然后单骑绝尘而出。
报国杀敌，就在今日！
身后地动山摇般的呐喊瞬间响彻天地，数千整装待发的明军将士紧随主帅，策马向北进发。
而在他们后方不远处，德胜门厚重的城门开始缓缓关闭。
背城死战，有进无退！
于谦似乎在用这种决绝的方式，告诫每一位出征的将士，也提醒着北京城内所有的大明子民：
赢下这场战争的唯一方法，就是抱定必死之心，然后方能置之死地而后生！
正统十四年（1449）十月十三日，明兵部尚书于谦，亲率数千精锐北出德胜门，迎战来犯的瓦剌大军。
决定大明国运和生死存亡的京师保卫战，也在初冬萧瑟的寒风中，正式打响……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明英宗正统十四年的八月十五，本应是万家团圆的中秋佳节，然而一封从前线传入大内皇宫的密信，却给朱明王朝带来了晴空霹雳般的噩耗。
一个月前出征的大明军队在居庸关以北土木堡，遭遇瓦剌骑兵伏击，二十万精锐损失殆尽，随军的公卿将帅大半阵亡，而御驾亲征的英宗朱祁镇，也在乱军之中束手就擒，成为了夷族的俘虏。
次日早朝，大殿之上已然是乱成了一片，百官会集于阙下，“私相告语，愁叹惊惧”。
而主持早朝的郕王朱祁钰，原本只是在英宗亲征瓦剌时，被委派留守于京师暂为处理朝政。
这位年轻王爷，既没有应对突发事件的心理准备，也没有处理复杂局面的政治经验，此时见朝臣哀叹惶恐，更是心慌意乱、手足无措。
一片纷扰之中，翰林侍讲徐珵率先发言，其以星象之名蛊惑人心道：“天命已去，惟南迁可以纾难。
所谓南迁，即放弃北京，迁往南京。
明朝实行“两京制”，南京作为“留都”，不仅一直都留有完备的朝廷行政班底，而且还有长江天堑可恃，若迁都于此，当可保半壁无忧。
尤其是在土木堡惨败、瓦剌大军即将南侵的大背景下，朝野人人自危，能够逃到南京，就代表能够继续享受高官厚禄和荣华富贵，至于陵庙宫阙、仓廪府库、黎民百姓，与我何干？
见有人带头提出迁都的建议，群臣先是低声议论而后纷纷出言附和、赞成，而“代班”的郕王朱祁钰，对于迁都这样的重大议题，又根本不敢表态。
眼看这种“逃跑”论调即将在朝堂上形成气候，一个洪亮而坚定的声音突然响彻整座太和殿：
言南迁者，可斩也！
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
喊话之人姓于名谦，时任大明兵部侍郎。
这几句足以载入史册的呐喊，瞬间震慑住了整个朝会现场，而以宋室南渡的历史教训为鉴，则瞬间让迁都还是守城的争论失去了意义。
试想一旦南迁，九边、北京都将不保，华北、西北也将沦于蒙古铁骑蹂躏之下，最理想的结果也不过是划江而治。
而南迁容易，再要北返却是难于登天——三百多年前的“靖康之耻”还历历在目，南宋小朝廷正是苟且江南一隅，不思进取，最终江山社稷还是陷于元人之手。
于谦的正确意见，很快得到了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等重要朝臣的支持，煽动南迁的徐珵也被直接轰出了朝堂。
朝会很快形成决议：抗击瓦剌、固守京师成为明廷的既定战略，而主战派核心于谦，则被授权全面领导接下来的京师保卫战。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如果八月十七日的早朝之前，于谦还仅仅只是一名正直、敢言的忠臣，那么从他挺身而出，并决定力挽狂澜的那一刻开始，明朝的历史，至此又多一位顶天立地的盖世英雄！
运筹帷幄虽然对于战守问题明廷上下已经达成了一致，但其时北京内外还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土木堡空前惨败之后，京师及周边卫戍部队基本损失殆尽，而朝野上下受失败情绪感染，对抗击瓦剌普遍缺乏信心，军队也是士气低落。
京师劲甲精骑皆陷没，所余疲卒不及十万，人心震恐，上下无固志——《明史·于谦传》
作为北京保卫战的总指挥，于谦首先要解决的便是兵源问题，八月十九日，于谦奏请朱祁钰，急调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即刻驰援京师。
从兵源构成来看，明朝的边防、后勤甚至预备役部队全部投入京师保卫战之中，虽然兵源质量不能同之前的京师三大营相提并论，但好歹在短时间内拼凑出了一支二十多万人的应急部队。
但如此庞大的军队入京之后，每日人吃马喂，粮食的消耗必定是个天文数字，而且战争一旦开始，粮草供应又会成为另一个棘手的问题。
而北京东南的通州粮仓，原本积粮有数百万石，足够京师一年支用。只是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和运输方式，短时间内根本无法顺利运抵京城，朝中又有人担心粮食会落入瓦剌人手中，因此提议干脆将其焚毁了事。
于谦灵机一动，要求各方勤王兵马均须由通州方向携带粮草入京，同时再次上奏征调顺天府大车五百辆运通州仓粮进京，并下令“运粮二十石纳京仓者，官给脚银一两”。
在官兵携粮入城并发动民间力量参与运输之后，粮食的供应也得到了保障。
至于兵器甲胄方面，于谦一方面命令工部紧急赶制，另一方面又取南京内库所贮军器三分之二调入京师救急。
最后，再派人前往土木堡——明军战败当日，曾遗落大量兵械铠甲，其中有许多瓦剌人在匆忙打扫战场时并未带走，如今重返战场，竟成功捡拾到数万件武器装备和大量火铳火炮。
兵力、粮食、武器，应对战争的三大主要问题全部得以解决，于谦又开始着手整顿军纪、发放奖励，识拔文武官员，加强关隘防守。
危难时刻，于谦的应变、统筹能力得到了朝野上下的一致认可，八月二十一日，朱祁钰升任其为兵部尚书。（原兵部尚书邝埜，随英宗亲征时阵亡）
而在其运筹帷幄之下，北京城内人心渐趋安稳，防御日益增强，最初人心惶惶的混乱局面，也逐渐变为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激昂形势。
午门血案：罕见的朝堂斗殴一切准备妥当，只等瓦剌上门，然而在此之前，必须对蛊惑英宗亲征，酿成土木堡空前惨败的罪魁祸首——权宦王振集团进行战后清算。
此时王振虽已殒命土木堡，然而大战将至，如果不对其及党羽彻底追责，如何能平民愤、振士气、慰人心？又如何能给数十万死难的官兵家属一个交代？
八月二十三日，朱祁钰在午门东侧左掖门主持朝议，右都御史陈镒等奏言：“王振倾危社稷，构陷乘舆，请族诛以安人心。
但朱祁钰并未明确表态——其实这也很好理解，英宗朱祁镇虽然目下“御驾北狩”，但随时都有可能还朝，而仅仅只是代理执政的郕王，又怎么敢轻易给英宗朝第一宠臣的王振定罪？
而殿上群臣见朱祁钰犹豫不决，满腔悲愤而情绪逐渐激动，以至最后哭声震殿陛。
但偏偏此时不长眼的家伙突然出现，并用一句话彻底点燃了众人的怒火。
王振的左膀右臂、锦衣卫指挥使马顺此时还想着为“大哥”翻案，竟在殿上怒斥众人道：王振业已死国，为何如此不依不饶？
如果只是简单辩解还则罢了，“死国”是何等神圣的字眼，竟用在王振这个罪该万死的奸佞身上，原本已愤懑至极的群臣，情绪瞬间找到了宣泄的对象。
给事中王竑率先奋起以笏板击打马顺，又揪住其头发，甚至撕咬其面部皮肉，随即更是破口大骂道：若曹奸党，罪当诛，今尚敢尔！
愤怒的群臣见状也纷纷加入对马顺的围殴，拳打脚踢之下，仅片刻功夫，竟当庭将其给活活打死。
朝堂大乱，马顺伏尸当场，大殿各处是血迹斑斑，鲜血甚至飞溅到朱祁钰的袍服之上，平日养尊处优的郕王哪里见过这等疯狂场面，当即就要转身离场。
正在此时于谦“排众直前”，拦住朱祁钰去路，高呼：顺罪当死，臣冒死请陛下恕殿前众人无罪。
眼见众人怒发冲冠、双眼血红，若再不表态恐怕事态恐怕会彻底失控，而保卫京师也还要倚仗于谦等股肱重臣，朱祁钰无奈，只得当众宣布：马顺当诛，杀人者无罪！
朱祁钰的发言，相当于朝廷对这场绝无仅有的“殿前斗殴及恶性杀人事件”做了无罪的官方定论，同时也宣判了王振及其党羽的死刑。
随即，朝廷下诏，王振家族无论少长皆斩，并籍没家产。不久其党徒宦官郭敬、彭德清从大同逃归京师，也被抄家下狱。
“叫门天子”与代宗登基北京城中，于谦正紧锣密鼓地筹备守城事宜，与此同时，蒙古人也没有闲着。
土木堡大捷后，瓦剌大军收获大批战利品北归草原，八月十七日夜间途径宣府，也先还想不劳而获，挟持朱祁镇向城内守军递送圣谕，要求开门迎驾。
谁知守城士兵以天黑无法辨别为由不予理会，待到天明继续叫门，又被告知因守将杨洪不在城内，无法开门。
也先火冒三丈，但强攻宣府并无胜算，只得改道向西，前往大同府故技重施。
但比起宣府杨洪的避而不见，镇守大同的郭登更加难缠，面对天子叫门直接选择视而不见，并放言“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启闭。”
此后，也先虽无奈北返，但君主屡屡被瓦剌人挟持着扣关叫门，实在有辱大明的颜面。
而且诸府守将虽然没有开门放行，但对于英宗索要银钱、米面犒赏瓦剌人的要求，却没有办法拒绝，长此以往也终究不是个办法。
更关键是日后大明与瓦剌必有一战，但皇帝在对方手中为质，明朝军队在交战之际难免会投鼠忌器。
有鉴于此，九月一日，群臣合请皇太后下旨曰：“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请朱祁钰即帝位以安人心。
另立新君可以彻底断了也先“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念想，让朱祁镇的威胁作用降到最低。
而且郕王朱祁钰虽以监国的身份总理朝政，但到底不是正式君主，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缺少皇帝的权威，推行政令时总感到有些阻碍。
只是朝臣虽请得太后懿旨，但面对从天而降的皇位，朱祁钰却惊让再三，甚至避归郕王第宅不出。
关键时刻，又是于谦亲赴郕王宅邸，对朱祁钰正色规劝道：“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原陛下弘济艰难，以慰人心。”
言下之意，我等大明臣子尚懂得为国分忧，而陛下你身为朱家子孙，社稷危难之际，又怎么可以瞻前顾后、置之不理？
大义凛然的规劝之后，朱祁钰这才接受了皇太后的懿旨，于九月六日继皇帝位，即明代宗，并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
大明另立新君的消息很快传到瓦剌，对也先而言，原本以“天子叫门”就收效甚微，如今朱祁镇又已升格为太上皇，再想继续胁迫明朝索要金银也成为了奢望。
面对利用价值越来越少的明英宗，也先自然心有不甘，遂于正统十四年（1449）十月初一日，以“奉上皇还朝”为名，集结十余万瓦剌骑兵，大举攻打北京。
大明将士，随吾出征！瓦剌大军南下的第一站还是选择大同，并再次以归还英宗为名企图骗开城门，然而郭登严阵以待，坚守不出的同时，又将瓦剌入侵的消息火速传回京城。
也先见无法得逞，全军转向东南攻打紫荆关，在被俘的明朝宦官喜宁引导之下，瓦剌军由山间小路越过山岭，腹背夹攻关城，十月初九，紫荆关告破。
而大明京师之中，接到瓦剌铁骑来犯的军情，总兵石亨当即提议应紧闭城门、坚壁不出。
但于谦则认为“贼张甚矣，而又示之弱，是愈张也。”因此坚决主张出城迎敌，并分遣诸将率兵二十二万，列阵于京师九门之外。
待三军列阵扎营完毕，于谦随即下令“悉闭诸城门”，以示背城死战之决心。同时传令：凡有临阵脱逃者，无论将帅兵卒，一律格杀勿论。
于谦则亲自带领五万精锐坐镇京城最北面、也是最有可能遭遇瓦剌人总攻的德胜门。
十月十一日，也先挥师直抵北京城下，并首先在西直门外发起试探性进攻。
是役，都督高礼、毛福寿袭击瓦剌军于彰义门（外城七门之一，位于西直门南面）北，大明将士怀一雪前耻之心，人人奋勇争先，一举杀敌数百，并夺还了被瓦剌所掠的千余百姓。
也先看到明军阵容严整、士气高昂，完全与土木堡时“判若两军”，也不敢贸然进攻，又以奉还上皇为由议和，借此试探明朝虚实。
然而于谦根本不为所动，仅仅派出两名四品官员出城交涉，既显示出明朝不惜一战的决心，更摆明不给也先半分面子。
瓦剌主帅终于恼羞成怒，亲率主力于十三日大举进攻德胜门。
于谦早料到德胜门会成为瓦剌人的重点进攻方向，命守将石亨预先领兵埋伏于道路两旁的空房内，自己则亲率数千精锐前出迎敌。
是役，于谦率前锋在德胜门外与敌遭遇，接战片刻佯装不敌败走。
瓦剌人不知是计，以万余骑兵追击，待接近德胜门时，突然周遭伏兵四起，与此同时神机营的火炮、火铳齐发，火箭弓弩亦如暴雨倾泻而下。
错综复杂的民居巷弄阻碍了骑兵的机动性，而层层叠叠的墙壁楼宇却为火铳兵提供了天然的掩护，德胜门前，顷刻间成为了瓦剌人埋身的坟场。
此役，瓦剌猝不及防大败，领兵的也先胞弟孛罗、平章卯那孩等重要将领也为火炮击毙。
德胜门攻击无果，也先下令转向进攻西侧的西直门，都督孙镗率军迎战，打败瓦剌的先头部队。
但也先不断增兵围攻西直门，孙镗力战不支，且战且退至城下。
此时城门虽已关闭，但城头守军再发神炮、火箭奋力击敌，明军又及时从彰义门、德胜门抽兵增援，瓦剌军三面受敌，被迫退去。
相继在德胜门和西直门遭遇挫败后，瓦剌人继而在彰义门前寻找机会。然而此处明军早有防备，“俱以神铳列于前，弓矢短兵次之”，居民也以城墙为掩护“投砖石击寇”，瓦剌人只能仓皇退走。
也先此次率部倾巢南下、深入京畿，原以为明军仍如土木堡般不堪一击，而拿下北京城自然也是水到渠成。
然而经过数日艰苦战斗，不仅损兵折将寸功未建，议和“迎驾”的诡计也未能得逞。
而此时军中士气低迷，若继续强攻大明京师，在缺乏攻城器具和重型火炮支援的情况下，不过是凭添伤亡却于事无补。
但如果选择长期围困北京，不仅粮草、后勤无法支撑，而明朝勤王兵马旦夕将至，到时候瓦剌大军能否全身而退都是问题。
此外，另一路攻居庸关的五万瓦剌军，因天降大雪，明朝守将罗通又“汲水灌城”，以至整个关隘和道路全部结冰，骑兵根本无法驱驰进攻，最终也是无功而返。
有鉴于此，迷茫的瓦剌太师只能于十五日深夜下令拔营北遁，并由其本人拥挟着朱祁镇从紫荆关先行。
但于谦通过探查得知瓦剌退兵而英宗业已走远，遂命石亨等举火发大炮猛轰瓦剌军营，未及撤走的也先部众死者万余人。
而瓦剌军回撤之际，沿途仍在各州、府大肆劫掠，于谦闻讯，再遣孙镗、范广等将领前往追击，各地百姓因不堪蒙人骚扰，也纷纷组织起来对夷敌进行袭击。
经明朝野上下的合力追迫之后，十一月初八，瓦剌大军狼狈退出塞外，当日，北京宣布全城解严。
至此，大明京师转危为安，而在这场改变明朝命运并足以载入史册的战役中，有个人始终以坚定不渝的信念抗击入侵者的野心，又几乎凭一己之力最终力挽狂澜，让我们记住这个光耀后世，与日月争辉的名字——于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