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元年（1862年）5月，在拿下皖省重镇安庆仅仅八个月之后，湘军名将曾国荃统率麾下吉字营新胜之师，水陆并进，直抵天京（南京）近郊雨花台。

这是自1860年5月忠王李秀成、英王陈玉成联手摧毁清军江南大营以来，京师重地第一次遭遇外敌的军事威胁——湘军先头部队的突然出现，无异于向太平天国早已暗流涌动的湖面，投下了一枚巨石。

随着安庆失守，皖北、皖南各处，以及长江中、下游防线，已呈摇摇欲坠之象，战火也由外线向京畿核心区域次第蔓延。

如果此时再不能解决吉字营这个卧榻之侧的心腹大患，一旦曾国荃在城外站稳脚跟，后续各路湘军势必藉此接踵而来，到时后果将不堪设想。

1862的天京，三十九岁的曾国荃距离创建“不世之功”，只差最后一步，而存亡关头的太平军，也即将展开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绝地反击。

既分胜负，也决生死——湘、太两军之间，持续近十年的漫长战争，终于在这个初夏进入到了最后的决战阶段，而究竟鹿死谁手，雨花台四十四个不死不休的日夜，将很快给出答案……

1861年9月，历经17个月的围城，天京西面最后的战略屏障、皖省重镇安庆最终为湘军所破。

在经过短暂休整和兵员补充之后，1862年初春，湘军主帅曾国藩针对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制定出了“三面出击，四路用兵”的总体作战计划。

其中，东西由江苏巡抚李鸿章督淮军规复江苏，南面则是新任浙江巡抚左宗棠率楚军进取浙江，以此牵制、阻滞江浙地区李秀成、李世贤这两支太平军主力回援。

而正面战场、负责主攻的西面又兵分四路：

北路多隆阿一部经庐州夺取江北九袱洲，从北面威胁天京；

南路鲍超率霆军由皖南出兵，再经句容、高淳北上，绕攻金陵城之东北；

东路冯子材屯兵镇江，待鲍超所部攻克宁国，即“出兵会之”；

西路曾国荃督率吉字营兵勇，会同彭玉麟水师沿江东进，直扑天京。

根据曾国藩的战前部署，四路湘军本应稳步向天京地区推进，既能遥相呼应、互为声援，也能使整个下游战场联成一气。

然而，作为东征主力的西路军，曾国荃刚因克复安庆之功，被朝廷擢升为从二品的江苏布政使，九帅正值血气方刚的年纪，挟胜东进之际，早已将胞兄曾国藩“先清后路，稳步推进”的谆谆教诲抛在了脑后。

由安庆开拔之后，吉字营一路所向披靡，旬日间连克江北巢县、含山、和州三城，5月中旬，曾国荃引军南渡，又陆续攻破东西梁山、芜湖、金柱关等多处要隘天险。

获悉前线进兵迅猛，曾国藩急忙驰书胞弟，严令吉字营坚守新夺城池，等待多、鲍两部靠拢，不得遽然进兵。

但曾国荃统全胜之师，又挟新胜之威，对太平军已生出轻敌之意，依然于1862年5月30日，违令率兵进驻距天京仅四华里之雨花台。

然而另外三路湘军，鲍超所部正与太平军相持于皖南，进军迟滞；冯子材一军仅能防守镇江，也无力进援；多隆阿在攻陷庐州后，又因与曾氏兄弟矛盾重重，遂向朝廷自请率军入陕。

四路用兵的计划，至此只剩吉字营这一根“独苗”，而看似旗开得胜的曾国荃所部，实际上却已深陷致命危局之中。

此时，友邻部队均无法在短时间内提供有效的策应支援，吉字营孤军不仅随时要承受天京方面的反扑，更要面临被回援太平军包围吞噬的风险。

四年前三河镇一役，正是由于当时的湘军第一悍将李续宾悬兵深入，最终才酿成了麾下六千精锐全军覆没的惨败。

而曾国藩一再告诫要“求慎求稳”，九弟却屡屡贪功冒进，此刻吉字营悬兵雨花台一隅，其余各部又受阻于半途，怎不叫湘军主帅心惊胆寒？

但势成骑虎，如果下令撤兵，吉字营士气受损、曾国荃颜面扫地倒是其次，稍有不慎，湘军此前积累的大好局势可能会瞬间逆转，甚至整个东征计划都要付诸东流。

有鉴于此，曾国藩一面催促皖南的鲍超速速驱兵东进，一面上奏朝廷，请求迅速派兵援助曾国荃孤军。

同时又调拨大批军火粮饷，源源不断输供雨花台前线，并去信嘱咐曾国荃，立即修建防御工事，挖壕筑垒，希望九弟能在援军赶到之前，凭此自保，以渡过难关。

远在安庆的曾国藩忧心忡忡，天京城内的洪秀全，同样是寝食难安。

金陵虽是虎踞龙盘之地，且城中尚有数万守军驻防，但洪秀全久居深宫不理朝政，指挥作战更非其所长，面对突如其来的湘军，天王毫无心理准备，只能于6月初时仓促派出两批人马出城攻击吉字营营盘，无奈却均以失败告终。

为尽快解决城外的来犯之敌，以确保首都安全，洪秀全慌忙下诏，命正在上海作战的李秀成迅速挥师返京勤王。

然而，1860年太平军东征大获成功，李秀成也顺势开辟出了苏福省后方根据地，此后其醉心经营苏常大本营，对于西线战事并不积极，况且此时又正兵围松江府，形势一片大好，忠王自然更不愿意贸然撤兵。

面对天王严旨，李秀成并未立即动身，只是从苏州筹集了大量军火粮食，并抽调部分军队援京，准备待湘军围城日久、师老兵疲之后，再一举解围。

是集中兵力、速战速决还是从长计议、尽量周旋——在解救天京的问题上，太平天国两位最主要的决策者，已经产生了严重的战略分歧。

而眼见城外湘军立足渐稳，天王是心急如焚，对李秀成敷衍了事的态度更是大为不满，频频派遣官差官前往苏州，甚至一日三诏催促，并严厉指责李秀成道：

三诏追救京城，何不启队发行？尔意欲何为？尔身受重任，知而朕法否？若不遵诏，国法难容。

话已至此，若再不遵诏无异于公然与天王对抗，万般无奈之下，李秀成只得暂时放弃松江战场，并于8月初在苏州召集江浙地区各路太平军将领，商议回援之事。

经过漫长的磋商、决策以及战前准备，9月14日，忠王李秀成携辅王杨辅清、护王陈坤书等十三王，并调集江南地区共计二十万太平军，兵分三路浩浩荡荡杀向天京。

其中，护王陈坤书攻金柱关，辅王杨辅清则进攻皖南宁国，两路人马作为偏师，牵制敌人后路，阻滞其支援曾国荃所部。

而李秀成则亲率主力十余万人，自苏州西上，取道宜兴、溧阳，直抵天京。

至此，太平天国后期规模最大的雨花台保卫战正式拉开了序幕。

只是从五月底湘军入寇，到九月中忠王东来，整个调遣援军的计划，辗转三月有余才得以成行，而在此期间，吉字营不仅多次击退天京守军的进攻，逐渐站稳了脚跟，曾国荃还命人全力构筑防御工事，已然在雨花台阵地形成了“节节严营，壕深垒坚，木桥叠叠层层”的完整防御体系。

生死大战一触即发，如果不出意外，即便是姗姗来迟，忠王联合兵团也仍会以碾压的姿态获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而曾国荃和他的吉字营孤军，几乎没有从金陵城下全身而退的可能。

首先，从双方的参战人数上来看，李秀成回援雨花台的部队有十余万人，再加上稍后从浙江战场反旆的侍王李世贤兵团，此番雨花台解围，太平天国投入的总兵力已达到惊人的二十万之众。

反观曾国荃吉字营，仅有驻扎雨花台的陆师十八营计9000人，外加彭玉麟水师十八营9000人，以及侧翼驻扎在三汊河、江东桥一带，曾贞干统辖的十营5000人，满打满算也不过区区二万三千余人。

兵力众寡迥异，装备对比也同样悬殊，李秀成兵团刚刚经历上海的系列胜利，在与英法联军的作战中，太平军缴获了大量新式武器装备。

此次援京，忠王“倾苏杭所得之西洋火器”，包括洋枪两万多杆，并携多尊西洋大炮以及开花炮弹，李秀成的上千护卫亲兵，更是全部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来复枪。

而湘军饷银一直是自给自足，没有能力大批量购置洋枪洋炮，军队中普遍缺乏重型火炮，士兵装备也是“冷热兵器混杂”，其中大刀长矛仍占半数以上，即使是热兵器，也多为老式的“抬抢”和轻型“鸟枪”。

面对武器装备方面存在的“代差”，连曾国荃也不禁感叹“贼之火器精利于我者百倍之多”。

好在彭玉麟统率的水师，此时已深入到天京护城河口，卫护着水路粮道的安全；而西面曾贞干的10营人马，则傍水筑垒，保证着陆路接济的畅通。

凭借与安庆曾国藩大营联系畅通无阻的后备优势，以及两、三个月来精心构筑的防御工事，使得曾国荃在直面太平军大规模反扑时，至少还能拥有一丝与之抗衡的底气。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9月，江南发生大疫，南岸各支湘军内疾疫盛行，大量官兵纷纷病亡，又因天气炎热，尸骨不及收埋而腐坏，导致卫生环境急剧恶化，更加速了病菌的繁殖与传播。

仅皖南鲍超一部，染病者便近七千人，死者数千，整个霆军已基本丧失作战能力。

而孤驻天京城下的曾国荃一军同样在劫难逃，“自夏秋后疾疫流染，每营无病者不过一二成队”——突发而剧烈的疫病，令吉字营战斗力严重受损，持续减员带来的心理创伤，更导致诸营将士终日惶恐不安，士气低迷。

但不知什么原因，从苏州远道而来的太平军勤王部队，却并未受到疫病的困扰，此消彼长之下，战争的天平愈发倾斜。

兵力、装备、士气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似乎让雨花台争夺战，早早失去了悬念，而本就无心回援天京的李秀成，也希望早日结束这场战争，以尽快重返苏常大本营。

10月13日，李秀成兵团抵达天京近郊，十数万人陈兵于雨花台之南，环绕湘军营垒、由东起方山西至板桥列阵，太平军旌旗似海、刀枪如林，绵延达五六十里。

忠王以为湘军势穷力孤，抵达当日便下令全军从东、西两路同时发起猛烈进攻。

而湘军背倚大营，凭借深沟高垒，以及层层叠叠的防御工事坚守顽抗，数日之内，战场上枪炮不绝如缕，箭矢骤若飞蝗，喊杀声更是昼夜不息。

初战持续六天，太平军东西两翼齐飞的战术，因兵力分散始终无法获得显著效果。

10月19日，李秀成开始集中兵力攻打东路方山，即曾国荃大营所在，数百门西洋火炮齐射，湘军大量炮台营垒被毁，而曾国荃则严令诸兵将固守营盘，不得出壕野战。

22日，太平军中另一支劲旅、侍王李世贤率六万人马从浙江战场赶赴雨花台，也全部投入东线作战。

是役，太平军将士负板蛇行而进，束草填壕，直扑湘军阵地，吉字营兵勇则凭垒死守，施枪放箭，辅以土炮狂轰，而太平军虽沿途血流成河，仍是前仆后继，抵死不退。

眼见“发逆”攻势异常凶猛，曾国荃亦亲临战场指挥，不幸为流弹击伤左侧面颊，深可见骨，以致血染前襟。其间，吉字营阵地险象环生、摇摇欲坠，官兵伤亡亦十分惨重，但最终仍是顽强顶住了这拨自开战以来最强势的进攻。

26日，太平军“用箱箧实土于中，排砌壕边，明防炮子于上，暗凿地道于下”，准备以穴地之法，轰毁对手墙垒。

湘军则以火箭攒射，继而挑选精兵出营，阻扰、破坏对手的地道作业。于此同时，曾国荃又采取紧急对策，令部下在壕墙之内再筑一墙，如此即使地道穿墙而过，或是外层防御垮塌，湘军亦尚有自保之力。

但攻守双方毕竟兵力悬殊，经过几番争夺拉锯，外围营墙还是有两处被突然炸塌，太平军乘势于硝烟中突进抢攻，一时涌入缺口者竟达几千人。

吉字营将士见状全力抵抗，于内墙之上将成桶火药点燃后倾泻而下，湘军中贵州籍悍将朱洪章手持长刀、率麾下千余精锐苗侗兵勇反卷而出，短兵相接之下，太平军最终不敌退走，湘军大营再次转危为安。

10月底，曾国荃见太平军西线阵地空虚，似有可乘之机，遂命彭毓橘、萧孚泗、李臣典等悍将分兵三路出击，摧毁对手营垒12座，太平军猝不及防，损失惨重，西路战场自此陷于沉寂，然而东路因为李世贤生力军的加入，争夺却愈发激烈。

11月初，忠王、侍王合兵，对雨花台大营发起第二次总攻，太平军炮火明攻于上、地道暗掘于下，双管齐下以期见功。

然而李秀成未能集结重兵进攻西面三汊河、江东路一带，彻底阻断湘军陆上运输线路，却一味正面硬撼湘军东路阵地，致使本方将士完全暴露于对手的炮火箭矢之下，因而损失惨重，战局却始终僵持毫无进展。

随着时间推移，上游安庆三千多援军乘船抵达雨花台大营，兵力日渐枯竭的吉字营得此助力，顿时寻到了一线生机。

而太平军却渐渐陷入颓势，营垒屡被偷袭烧毁，所挖地道或遭烟薰水灌或被湘军伐木作薪，堵塞洞口。

恰逢此时，后方噩耗传来——留守苏州的慕王谭绍光、听王陈炳文所部，在青浦、嘉定交界的四江口，遭遇李鸿章淮军痛击。

雨花台战事胶着，将士松懈疲沓，而忠王又十分牵挂苏福省大本营的安危，闻听“苏昆空虚”根本无心恋战，遂于11月26日以天气转冷，缺衣少粮为由，下达了全军撤退的命令。

因八月而来，各未带冬衣，九、十月正逢天冷，兵又无粮，未能成事者此也——《李秀成自述》

得知忠王主力撤军之后，攻打金柱关和皖南宁国的两支偏师亦相继退走。至此，雨花台这场太平天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阵地攻坚战，以李秀成兵团的无功而返匆匆落下帷幕。

再来重新梳理一下整个战役过程：因战略意图相悖，李秀成兵团拖沓三个多月才被迫回援，而抵达雨花台之际，已然错过全歼吉字营的最佳时机。

在长达四十四天的争夺中，吉字营阵亡高达五千余人，忠王所部也战殁近万，虽然从表面数字来看，太平军的伤亡两倍于湘军，但考虑到战场上进攻方通常损失更大，这样的伤亡情况对太平军而言并非难以接受。

且对比双方实际能投入的作战兵力，吉字营损失过半，兵力已十分单薄，而坐拥十数万人的李秀成大军却并未伤及根本，如果战争继续，如果忠王能再坚持片刻，金陵城下的湘军，很有可能见不到1863年的春天！

最后，所谓“缺衣少粮”，更不过是李秀成自欺欺人的借口而已——此时北岸九洑洲尚在太平军手中，长江水上粮道并未完全断绝，高淳、溧水的内河粮道和句容、丹阳至天京的陆路仍畅达无阻，而南京11月的天气，也还远未到天寒地冻的地步。

然而，作为太平军的最高军事统帅和雨花台解围战的总指挥，李秀成即缺乏打硬仗的心理准备，也没有破釜沉舟的决心，结果便是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却使曾国荃吉字营极为侥幸地逃脱了全军覆没的厄运。

围攻数十日而不能全胜，损失不及万人却遽然退兵，雨花台解围的失利，使得太平天国彻底丧失了扭转战局、摆脱困境的机会。此后，太平军再难复振，在大江南北的各路战场全面陷于被动。

而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支在雨花台死里逃生的孤军，却在日后成为了亲手终结太平天国的掘墓人……

1864年7月，在围城两年之后，吉字营以穴地之法炸塌太平门城墙，天京城破，延续十四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正式宣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