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祐四年（907年）春，汴梁城头旌旗招展。五十五岁的朱温身着衮冕，在敬翔呈上的玉玺前黄袍加身。此刻，两位中年文士肃立阶下——四十二岁的敬翔与三十九岁的李振相视而笑。他们不会想到，十七年后将用截然不同的方式，为亲手缔造的后梁王朝写下句点。
咸通十四年（873年），同州贡院里走出一位失意书生。三十八岁的敬翔第五次落第，包袱中仅剩半部《太公六韬》。转机出现在中和三年（883年），当他以"白衣军师"身份为朱温击溃秦宗权时，这位沙陀武将拍案惊呼："恨得子振晚矣！"
与此同时，潞州李氏的子孙李振正漂泊于汴水之畔。这个因黄巢之乱无法赴任浙东的末路文人，在朱温帐中献上"挟天子以令诸侯"之策。从此，两位科举失意者成为朱温帐前双璧：敬翔总揽军政犹如萧何，李振纵横捭阖堪比张仪。
光化三年（900年）的长安夜色中，李振手持密令穿梭于宫闱。他策反神策军中尉韩全诲，将唐昭宗"请"至洛阳，又策划白马驿之变，将世家大族沉尸黄河。而敬翔在汴梁昼夜伏案，改革税制、整编军队，甚至首创"崇政院"制度，为朱梁帝国打下根基。
开平元年（907年）的登基大典上，朱温特赐敬翔剑履上殿，李振佩紫金鱼袋。史载"梁之典章制度，尽出翔手；离间诸侯，皆振之谋"，这对谋士组合用笔墨与心计，将五代乱世推向新的高潮。
龙德三年（923年）秋，晋军铁骑踏破汴梁外城。七十三岁的敬翔将白绫悬于梁柱时，耳边回荡着朱温临终的嘱托："经营天下三十年，今事已去，非卿之罪。"与此同时，五十九岁的李振正匍匐在李存勖马前，昔日的毒士此刻涕泪横流："愿效犬马之劳！"
命运的嘲弄接踵而至。敬翔以死全节，李振却遭郭崇韬讥讽"不过庸才"，最终与族人共赴刑场。这对曾经搅动天下的智囊，一个带着文人风骨湮灭，一个背负骂名落幕，恰似他们效忠的王朝——在血腥中崛起，在背叛中消亡。
他们的故事揭示乱世谋士的宿命：再精妙的权谋也难逆大势，再辉煌的功业终成史书残页。敬翔与李振用一生演绎了知识分子的两种抉择，却共同见证着五代十国最深刻的历史教训：得士者昌，失士者亡，然士之命运，终究系于时代洪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