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壹
当下,可谓中医发展之大时代。
对于中医,江西其实可以大书特书。
“杏林”的典故就出自三国时期,居住在江西庐山脚下的名医董奉。
传统中医分为多个流派,其中江西的“旴江医派”、安徽的“新安医派”(婺源)、江苏的“孟河医派”、广东的“岭南医派”是我国中医重要的四大地方医学。
“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建昌(南城县)不灵”,中国中药四大炮制技术,江西的樟树帮与建昌帮就占据半壁江山。
并且过去民间还有说法,赣鄱大地物产丰饶,一屁股坐下去,就有18味中药。
而聊起老南昌的中医世家,
无论如何绕不过“姚家”。
“请了姚国美,死了也无悔”。这是民国期间,老南昌对中医泰斗姚国美的赞誉。
自古文无第一,“抬”的这么高,同行自然有人不服,不服就“看”,可偷窥后,不服者“毛骨悚然”,肃然起敬。
据说,有的医生趁着门诊繁忙的时候,暗暗站在姚国美的身后,考察他的用方。
发现他有一次连续诊察了十三个流感病人,使用了十三个参苏饮,但方后因人而异地加减两、三味药,令人“毛骨悚然”(姚荷生老人回忆考察人的原话)。
“用药如用兵,药不在多而在精”
都是中医内行,都懂辨证论治,
可不看不知道,姚国美识症用药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卫生部曾历时三年,组织编撰了【中华中医昆仑】一书,遴选了百年来150名对中医药事业发展有突出贡献的中医药大家,为他们集中立传,江西就是姚国美、姚荷生叔侄入选。
据江西中医药大学谢强教授长期对旴江医派的研究,民国南昌中医界有“四大金刚一尊佛”的说法。
他们就是:姚国美、江镜清、张佩宜、刘文江,“一尊佛”就是谢佩玉。
此处要“敲黑板”,
这四大金刚中,除了刘文江很早就回了南丰老家,另外三家的后人以及弟子门生,时至今日,可谓国医传承,如雷贯耳,几乎就是江西中医界世袭罔替的“泰山会”。
颇似京津相声界的“侯家、马家、常家”。
当然中医是悬壶济世,而相声只图个乐。
可严格来说,“四大金刚一尊佛”,
虽然都是在南昌行医,但追溯其祖籍,只有姚家是正宗南昌土著。
并且更为传奇的是,姚家自南昌县富山姚湾村始祖姚谷清和斗门姚家始祖姚澄开始,九百年间,历代名医辈出,传承蔚为壮观。
祖籍南昌县富山姚湾村的姚国美、姚荷生叔侄,以及姚荷生的三个子女姚梅龄、姚椿龄、姚芷龄,如今已算是16代国医;
而斗门姚家的代表就有姚盛杰、姚世培、姚穉山祖孙三代以及当代的姚奇蔚等,并且民国南昌也有民谣就是“请了姚穉山,胜过吃仙丹”。
也正是因此,南昌姚氏族人中,行医的足迹遍及山东、江苏、河南、安徽,自古就有“无姚不成医”的美誉。

PART贰
近代中医泰斗姚国美出生于1893年,巧的是,与毛主席同年。
十八岁时,姚国美以全优成绩毕业于江西医学堂,次年即民国之初就开始独立行医。因为个头矮,常跪在凳上诊脉开方,故老南昌人称其为“崽崽医生”。
中医世家的传承,近代江西中医最早科班的背景,天资聪颖,加之后天勤奋,姚国美20岁起,就逐渐声名鹊起。
擅长内、妇、儿科,精于诊察、遣药,往往医到病除,患者排队候诊。

据后人回忆,南昌郊外某村一个饶姓患者,家人已准备安葬事宜,恰逢姚国美路过,家人死马当活马医想最后试试看。
姚一摸胸口,感觉有微热,认为有救,旋即开方、抓药,迅速给患者灌下,奇迹出现了,患者手指微动,姚毫不松懈,继续开方下药,连续几天持续观察治疗,最终竟然痊愈。
从此姚国美更加声名大噪。
据说姚国美看脉经验丰富,能够一看脉就知病症,不用病人讲,便能把出八、九。
由于救人无数,声名远扬。
姚国美逝世之日,吊者盈门,出丧之日,百姓自发沿途设祭,络绎不绝。
姚国美岐黄之术的精湛或许只是他的一面,
大医精诚,仁心济世更是后人敬仰、传颂其的重要原因。
坐落在民德路八一公园的佑民寺,属于老南昌的地标,可鲜为人知的是,百余年前的民国初年,这里还是叫“佑清寺”。
北洋军阀曾经强占这里为营房,之后的国民党军队也竟将寺宇殿堂作为军火库,划为禁区,僧人全被驱出,香火中断。
驻在寺中的军队,多次在寺内造成火药爆炸,致使寺庙严重受损。
1929年,姚国美居士带头捐出数万元诊金,与曾非欤、南海行宫住持恒定和尚共同发起修复佑清寺。竣工之后,姚国美等人共同商议,将寺名改为“佑民寺”,并沿用至今。
姚国美还在山门右侧房中开设中医诊所,施医舍药,以药金所得供寺中香火油金。形成了佛医共生的和谐图景。
此后姚国美等又联同佑民寺念佛堂成立南昌居士林(又名觉集念佛林)。也因姚国美礼佛心慈,被时人誉为”居士名医”。
令人感慨的还有姚国美和侄子姚荷生的医德。
解放前,他们叔侄俩行医时就坚决不肯在自家的诊所开药房。
他们不是不知道开药房更赚钱,但担心因为利益的诱惑,致使心思旁骛,会下意识地开大处方,或用贵处方,从而增加患者的负担。
并且深知思想一旦钻进钱眼,会耽误自己的学习和医术的精进。

PART叁
90年前的1933年,
在南昌老城一中附近的罗家塘,
江西中医界开天辟地,历史上第一所中医高等学校——“江西国医专修院”(后改为江西中医专门学校)正式开办。
民国江西中医界耆宿几乎悉数登场。
校长刘文江是民国江西第一届省议员,
国学功底深厚,后在名医指点下,改行自学中医,终成大家。
他的经历充分体现了中医理论是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之上,亦佐证了过去中医界的顺口溜,所谓“秀才学医,笼中抓鸡”。
姚国美任教务主任
兼病理学、诊断治疗学教师;江公铁主动请缨,为对外联络的秘书主任。
就连这里担任古文教学的曾芷青先生(兼学校事务主任),不仅学识渊博,还是唐宋八大家曾巩的直系后裔。
论起江西近现代中医,不仅有“四大金刚一尊佛”,还有民国中医高等教育的“三座高山”。
它们分别是横空出世的江西中医专门学校;
抗日战争时期,著名中医罗瓒、胡澍群(均为江西中医专门学校第一届毕业生)等在吉安创办的启轩中医学校”;
抗日战争胜利后,著名中医许寿仁在南昌创办的“江西中医学校”。
这三所中医学校,培养出了一大批中医后继中坚人才,为我省中医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并且历代国医名师非常强调德育,过去挑中医学院的学生,还要面试,通过言谈举止,观察此人的德行。
我省中医界的前辈祖师爷,多数和这三学校渊源极深。其中学生中的代表性人物就有姚荷生、张海峰、姚奇蔚、万友生、孙书伟、杨卓寅、王家瑞等江西中医界后世中坚力量;
教师队伍以及参与捐赠赞助学校的人物,根据杨卓寅教授研究的资料,几乎涵盖了民国江西中医界的耆宿。
谁说老俵不团结,
让他们看看民国江西的中医界。
而为什么办校,却说出来都是一把心酸泪。
网上经常看到中医叫苦鸣屈的文章,可从政策上对比民国,如今应是中医最好的大环境。
自民国开始,中医就多灾多难。
从被“割错腰子”的梁启超,
到“一代完人”胡适、大文豪鲁迅,中医在科学性上备受时代青年“吹鼓手”的诟病,中医的厄运其实早在民国之初就开始了。
1914年北洋政府将中医排出教育系统外,规定医学院校可以教西医,但不可以教中医。
民国时期,很多大城市的中医是要在派出所登记,而不是卫生部门备案,“让警察管中医”,当年中医行医环境之恶劣可见一斑。
顺带一提的是,建国之初,
又是余云岫“带头闹事”,
再次提出废除中医的提议,并“与时俱进”地抛出中医是封建社会产生的封建医。
遗憾的是,时任卫生部的两位副部长也对此表示认同。由此开始按西医的理论和知识,对中医从医资格进行了严格的管控,导致大批中医歇业、转行。
此事后来惊动毛主席,
最终在1955年,以两位副部长的免职,换来了58年开始的,全国各地兴起的大批中医学院。
江西中医学院的诞生也正是此时代背景下,于1959年成立。

PART肆
纵观江西的中医界,简直就是家族谱牒、师徒圈。先以民国四大金刚一尊佛为例;
江镜清的公子“江公铁”也是江西中医界宗师泰斗级人物,亦是江西中医院的首任院长;
孙辈中的江声道、江声璧、江声瑞等都是名医,甚至第四代还有像“倪师”海厦一样,把中医院开到了美国。
张佩宜家是亲兄弟,儿子孙子齐上阵。
张佩宜哥哥张心源也是民国著名中医大家;
儿子张海峰是江西中医界最早出国讲学的著名中医,他的脾胃学说在全国都影响极大,
孙子张经生、孙女张小萍,熟悉中医界的,也一定对他们的名字耳熟能详。
姚家更是如此,姚国美是姚荷生三叔,
姚荷生之子姚梅龄先是在江西中医院任教授,
后在国医大师邓铁涛的举荐下去了广东发展,用纯中医药治愈了不少现代医学认定的不治之症。如今姚梅龄不光闻名整个珠三角,甚至蜚声东南亚。2005年,也是邓铁涛教授亲自点名,要求他带高徒传技艺。
姚荷生另外几个子女姚椿龄、姚芷龄也都是南昌的中医名家。
再以江西当选的三位“国医大师”为例(2009年,国家开始评选),除了伍炳彩,另两位大师,洪广祥、皮持衡都是中医世家出身。
除了以上这些,杨志一、杨扶国父子;
针灸大家徐少庭、徐大成父子,徐少庭的弟子中就有蜚声中外的针灸大师魏稼;
现新建区人民医院,著名的全国劳模熊周勇院长亦是中医世家,从小熟背【汤头歌诀】,跟随父亲在辨识各类中草药中长大。
江湖和庙堂其实还有更多的中医世家,岐黄之术的薪火传承人。
中医要从娃娃抓起,事实已经摆在那里。

作为原江西中医学院院长,
被誉为当代江西中医泰斗的姚荷生,无疑是国医世代传承的代表人物。
姚荷生少时师从清江名孝廉沈叔樵研修古文,
18岁拜清江名医谢双湖为师学医,立下“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宏愿。
20岁开始跟随叔父姚国美侍诊3年,
1933年考入江西中医专门学校,于1938年以优等生毕业。
这里也顺带一提的是,
民国许多中医世家子弟,并非固守家学,往往博采众家,姚荷生如此,张海峰出身中医大家,却又是姚国美的弟子。
姚荷生曾被中医大师蒲辅周先生盛赞为“专家的专家”。也曾三次给毛主席看病。
细读姚荷生老人所著的【我的学医之路】,
通篇并没有讲什么过五关斩六将的传奇案例,而是大量自身的学习体会,以及中医理论联系临床实践的经验心得。
他就像一个谦虚慈祥的长者,对后辈语重心长,谆谆告诫,娓娓道来。
他毫不避讳讲出自己初次临床的窘迫遭遇,
并形象的配上南昌土话,“初剃头就碰上连边胡子”;其后的行医过程也曾遇到“书到用时方恨少”,缺乏临床实践经验导致的惊慌失措。
姚荷生在其回忆中,非常感谢叔父姚国美的及时提醒:“这正是长进过程中的应有现象呀!并且还将不断出现的哩!正应该利用它逼着自己不断学习与思考,才符合做到老、学到老的精神”。
姚荷生亦坦言学医之初,常喜欢钻研理论,乐此不疲,疏于临床实践,曾遭叔父呵斥。
后来,随着医术精进,婶母问叔父,荷生的技术究竟怎样?叔父慨然答曰:“我18岁就出手(临床)太早,一面看病,一面摸索;荷生却是摸索得比较清楚之后才看病的呀!”
当得到叔父如此评价,
姚荷生回忆,这是对我最好的褒奖。
二附院著名的老中医“龚子夫”曾经回忆姚荷生70年代与西医会诊两个儿童的特殊案例。
姚老针对两个患有西医确定夏季热,
但临床治疗无效的儿童,通过精准娴熟的辨证论治,判断虽同为暑热,但甲儿为暑热伤津;乙儿却为为脾虚受暑。
他灵活应用传统经方,只用几味简单的方药,就成功治愈两个患者的经历。
姚老准确判断病因病机,并针对性采取调整机体,“补偏救弊”、娴熟的“治病求本”的传统中医药技法,并且还能精确地预估到病人从服药到恢复的过程及症状。
这让参与会诊的中西医同行叹服不已,
虽此次会诊并非是什么复杂的疑难病例,
却让人切身真正体会到中医的博大精深和神奇功效。

PART伍
姚家二代都能成为中医泰斗,不仅仅是医术的精湛,还体现在对传统中医理论的梳理和研究,这一点在姚荷生身上尤为明显。
姚老做学问,既包罗万象又精抠细捡,
对于中医理论取精去糟,强调理论必须紧密结合临床,不仅是医家,更是学者,所创的理论体系更像是艺术品。
令人叹为观止的是,
光【伤寒论】(这里伤寒是指中医广义上的一切外感病的统称)的全面系统地研究,姚荷生就花了61年之久,这在中医学术研究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按姚老的原话,就是希望将来学中医的大部分学生,不必要花太多的时间去研读难以透彻理解的原著。
以业界的评价,姚氏一族的著作及其学术思想鲜少发表于学术界上,乃因姚氏对中医理论的钻研,达到“欲求圣解”的程度。
国内同行对其【伤寒论】的研究推崇备至,被称作真正的“伤寒”大家。

对于即是老师、后又是院长的姚荷生,
江西中医学院的学生“黄海龙”有诸多印象深刻的回忆。
荷生老师给我班讲《中医内科学》,他的治学态度是非常“严谨、严密、严格”。
课堂上采取逐字逐句,字斟句酌,分析批判的态度,加上他的标准南昌话,有时抑扬顿挫,有时开怀大笑,课堂气氛,十分活跃。
不要说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很多旁听的人,尤其是当时名老的后代,象赖良蒲的女儿、熊来苏的儿子、姚老师自己的公子,以及杨志一的儿子杨扶国老师,也在旁听之列。
还有很多省中医院从事中药、中医护理的同志……教室两排走廊坐得满满的,稍为晚一点就挤不到位子,可谓盛况空前。
学生邓必隆非常敬仰姚荷生先生的学识,
对其讲课记录得很详细,几乎一字不漏,所见者,皆如获至宝,成为珍贵的学术资料。
“老师对我的耳提面命和谆谆恳恳,
现在回想起来,亲炙之宜,言犹在耳。
他教我四诊的方法,细致周详,尤其对脉诊的指点,更是费尽心机,几乎把他所有的感悟体认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我。”
姚荷生的弟子国医大师伍炳彩曾动情地回忆。
姚老医德高尚,治病负责严谨。
他看病时,严苛追求自己诊疗准确,为此不惜看一个病人花上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的问询,并且处方简单,药价便宜。
九十年代时,姚老家中也就是一些落伍的家电,破旧的家具,丝毫都看不出一代中医泰斗,大学校长的家庭条件。
经常来看他的学生黄海龙感叹,单凭姚荷生这个名字,如果姚老也“一切向钱看”,成为百万元户、千万元户,真是易如反掌。
可姚老从没有过这样的考虑。
而对于一心一意搞中医专业的学生,姚老再忙都放下手上的事,坐下来好好接待。
虽然满心欢喜,却也不忘用地道的南昌话戏谑一番,“吉巴现在已没有象你这样的“什头”(南昌方言,傻瓜的意思),大家都在拼命搞钱,你还在钻研中医理论”。
几段学生弟子的回忆,
“姚师”的形象跃然纸上,让人唏嘘不已。

PART陆
两年前,老徐写过【江西医学院的百年沧桑】,写完西医,自然想写中医,可中医不好写,不光中西医之争已超越百年之久,
并且中医内部似乎理论门派众多,什么伤寒派、温病派;什么经方、时方,也总是各抒己见,争论不休,评判的标准远超大众的认知。
对比西医,相对只要研习不断更新再版的经典之作【希氏内科学】。
对于中医的现状和发展,
姚荷生其实很早就有自己深刻的洞察和见解。
五十年代初,曾在北京短暂工作过的姚荷生上书毛主席,提出了【中医之自我检讨与切实改进计划】,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将其建议书以正式批示下达卫生部等有关部门,作为研究和制定中医政策与计划的重要参考。
对于中医是否科学的争论,
姚老旗帜鲜明地认为中医根本就属于有理论、有系统、有实效的实用科学。
可姚老也实事求是的从五个方面对于当时中医的现状予以洞若观火地反思,提出了振聋发聩的观点:
中医之所以招致不科学的批评,完全是行业缺乏科学的治学精神所造成的!
中医和西医虽然目的同样是医病,
但他们医病的基础和立场各不相同。
要使他们相互联系起来,事前需要审慎考虑,通盘筹划,若是不顾一切硬拼硬凑,就会产生“不中不西”的医生。
其结果就是,医病的成绩,既不及拜先生抄方子的旧中医,更不及从西医学校出身的西医。
即提出问题,姚老也给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思路和方案。
在姚荷生的中医改进计划里,
他科学严谨地擘划了分“三步走”的战略设想和具体实施的路经。提出稳妥扎实的“从原有基础上提高一步”的着手原则。
虽然时过境迁,可联系几十年来的中医发展成就,尤其是中西医结合的现状,
姚老的远见卓识,时至今日,仍是切中时弊,字字珠玑,值得业界潜心回味。
尽管争议,中医热却是不争的事实,
看看各大医院那些著名的中医门诊,门庭若市,一号难求。
更别说满街的中医艾灸养生理疗馆。
就连老徐也经常泡壶枸杞、菊花茶养生。
中医其实已融在我们血液里。
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来利往的今天,
也让我们更加怀念那些远去的中医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