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位于今晋中市榆次区乌金山镇的苏村，在考古人员的辛勤劳作下，一座明代高等级墓葬向世人揭开其神秘的面纱。此墓为砖砌三室墓，墓门呈仿木构建筑形式，门顶施蓝绿琉璃勾头、滴水、脊兽等，墓室墙壁以白粉涂底，再彩绘云雾。墓葬出土遗物仅有70 余件，包括瓷器、陶俑、钱币、建筑构件等，及一方圹志。墓志显示，此墓为晋裕王墓。它的现世对厘清晋藩王世系，订正《明史》等文献记载中的一些谬误具有重要价值。圹志显示，这座大墓的主人为朱求桂。

朱求桂，生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七月十九日，为晋穆王朱敏淳庶长子，生母晋穆王次妃王氏。由于身处明清更迭时期，关于他的记录很是稀少，只能结合《明实录》、《崇祯长篇》及《晋裕王圹志》等史料来稍稍梳理。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晋穆王朱敏淳薨逝，在位26年。

万历四十一年（1643年）五月三十日，朝廷正式传制，以怀宁侯孙承荫为正使，礼科给事中范济世为副使，持节前往太原册封守孝期满的朱求桂为晋王。圹志称他受封为王的日期为当年七月二十日。

明代部分晋王墓地与晋王府的关系

太原离北京并不算远，使节的行程及册封前的准备工作，都花了将近五十天。嘉靖朝，皇帝经常选择在十二月传制，可想而知使节连新年都得在出使途中度过，着实有些过分。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经过数十年征战，基本统一女真各部，遂在赫图阿拉（在今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老城村）称汗，建立后金政权。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以“七大恨”兴兵攻明，抚顺等地接连失陷，成为明朝的第一大患。

意识到事态严重的明神宗，派兵部左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主持辽东防务，并从各地抽调精兵，准备大举进攻后金。奈何此时明朝财政几近崩溃，无力负担军饷，遂加派辽饷200万两。次年初，双方爆发萨尔浒之战，因杨镐指挥失误，明军大败而回，丧失辽东战场的主动权。

损兵折将对本就吃紧的大明财政更是雪上加霜，没办法辽饷只得再征，宗室也开始捐禄助饷，当年七月，晋王朱求桂捐银三千两。

天启二年（1622年），因辽东经略熊廷弼与辽东巡抚王化贞之间的督抚之争，内耗严重，辽西重镇广宁城破，后金席卷辽西，明朝一度失去整个关外。关键时刻，宗室再次捐禄助饷，朱求桂又一次捐献白银三千两。按理宗室捐饷，朝廷应当遣使赐敕予以褒奖，结果明熹宗让各藩派员进京办事时顺带带走。

“上曰：‘各王府捐金助饷，理当专官褒谕。但今驿路烦苦，日议节省，这敕谕免差官，候各府赍奏来附回。仍著该地方官敦致行礼。各藩方急公忧国，当体朕宽纾民力至意。’”（《明熹宗实录》）

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当时明朝财政受多方面拖累，与后金的交战只是其中之一，此外还要对付徐鸿儒领导的白莲教起义，四川永宁（今四川叙永县）宣抚司奢崇明及贵州水西（今贵州大方一带）宣慰司同知安邦彦的叛乱——奢安之乱，以及大明的天字第一号工程——重修紫禁城三大殿。

故宫三大殿

紫禁城建成之后可谓是多灾多难，单三大殿就多次被焚毁。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六月，紫禁城再次发生大火，前朝的核心三大殿第三次命犯祝融，被烧成白地。鉴于紫禁城的地位，明朝政府很快对其展开修缮复建和新建工作。受财政拖累，这次大修历经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历时长达20年，直至天启七年（1627年）才完工。在此过程中，宗室多次捐献助工银。天启六年（1626年）四月，秦、晋、周、郑四藩同时捐献助工银，其中晋王朱求桂捐献白银四千两。

崇祯元年（1628年）二月，山西巡抚牟志夔奏称晋王“忠君孝亲，爱民礼士，贤德可风”，请求朝廷给予表彰，以为天下宗藩表率。

崇祯三年（1630年）七月，朱求桂因输资佐犒途径太原的明军将士，再次受到朝廷的表彰。

以上是阿越能收集到的关于晋王朱求桂的生平事迹，关于他的结局，由于明末史料的原因，少有记载，《明史》相对而言记载的最为详尽，也是最广为人知。

《明史·诸王传》云：“……求桂嗣，李自成陷山西，求桂与秦王存枢并为贼所执，不知所终。”《诸王表》称：“王求桂，穆庶一子，万历三十九年请敕管理府事。四十一年袭封，崇祯末陷于贼”。

这是说朱求桂是明朝末代晋王，崇祯末年李自成攻占太原时，朱求桂成为闯军高级俘虏，其后不知所踪，很可能死在了闯军手里。

《崇祯实录》也有晋王被俘的记载，其卷十七云：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初八，闯军攻破太原城，晋王被俘；三月十八日，将北京城团团围住的李自成，将晋王、代王拉到外城唯一的西城门彰义门（也即广安门）展示，向城中发动心理攻势。

如此说来，《明史》的记载应当属实了。

太原汾水阁

切莫就此下结论。

明末清初学者汪楫在其所著的《崇祯长编》中有不同说法。其卷之六十一称：崇祯五年七月，晋王的棺椁即将发引（也即出殡），晋世子朱审烜（音xuǎn）奏请准许他出城送葬，朝廷予以准许，只是规定必须当日即回。

“乙卯，晋王之丧发引，准世子审烜出城送葬，当日即回。”（《崇祯长编》）

《崇祯长编》仿实录体裁，以崇祯帝活动为中心，按年月详细记述崇祯朝时事大要，保存了许多朝廷公文、奏疏等价值较高的史料，在明史研究中充当着类似实录的功用。现存记载天启七年八月到崇祯五年十二月的前六十六卷，及崇祯十六年十月至十七年三月的后二卷。

因此它的记载是可信的。朱求桂在位时间横跨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所以此处的晋王必然是他，也就是说朱求桂薨逝于崇祯初年，自然不可能是末代晋王。

《晋裕王圹志》对朱求桂生卒的记载更为详尽，称他薨逝于崇祯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享年38岁，朝廷赐谥曰裕。不知道是墓园迟迟没有建成，还是受农民起义影响，朱求桂没能按照“诸侯五月而葬”的规制入葬，直到崇祯五年八月才入土为安。这也可以证实《崇祯长编》记载的正确性。

圹志记载，朱求桂的王妃为万氏，他膝下共有四子：嫡长子朱审烜于崇祯三年八月初二受封晋世子，次子朱审焴早夭，三子朱审炤、朱审烻。

“王讳求桂，乃穆王之子，奉敕加封次妃王氏所生，万历二十一年七月十九日乃初诞之辰也。万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日册封为晋王，崇祯三年十一月十二日薨逝，享年三十八岁。

册封妃万氏，生子四人，赐名审烜、审焴、审炤、审烻。于崇祯三年八月初二日册封审烜为晋世子，审焴早殇，□二人俱未封王。讣闻，上辍视朝三日，遣太常寺少卿□□云、行人叶绍颙谕祭，特命有司治丧营葬如例。

东宫等赐祭典，及在京文武百官礼部尚书李腾芳等，成国公朱纯臣等皆致祭□□。崇祯五年八月二十五日葬于榆次□□□□。”（《晋裕王圹志》）

晋裕王圹志

通过对《崇祯长编》及《晋裕王圹志》相关内容的研判，我们基本可以确定朱求桂的继任者是其嫡长子、晋世子朱审烜。相关史料证实的确如此。那么朱审烜是否就是末代晋王呢？

答案是是的。

明末清初学者、明遗民张怡在其《謏闻续笔》中记载，摄政王多尔衮占领北京后，于崇祯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面南居中而坐，让“德、晋二藩尚左右并坐而受朝”。也就是说在清军入关后，末代晋王没有随李自成从北京退走，而是落入了清军手中。

《清世祖实录》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更为清晰。

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李自成北上山海关时，“挟崇祯帝太子、第三子定王、第四子，及宗室晋王、秦王、汉王（当为韩王）、郡王等，并三桂父襄与俱来”。山海关下，面对清吴联军，李自成的顺军大败而逃，“追杀至四十里阵获晋王朱审煊获驼马、缎币无算”。

当年八月，摄政王多尔衮赏“晋王朱审煊及妃嫔范氏等银两有差”。九月，“摄政和硕睿亲王赏故明晋王朱审煊貂褂一领，貂蟒袍一袭”。数日后，又赐“故明晋王朱审煊等、貂蟒朝衣各一袭”。

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己丑……赐故明晋王朱审烜银一千两。郡王、公主、各五百两”；“丁酉……给故明晋王朱审烜家口月粮”。

《清实录》顺治元年的“朱审煊”，就是“朱审烜”，只是误将“烜”写作“煊”。

关于朱审烜这位末代晋王的最终结局，《清世祖实录》未载。谈迁的《国榷》则云：“戊子四月己丑，晋王□□、周王绍□、德王□□同遇害，是日大风。”戊子年即清顺治五年（1648年）。结合清廷数次对明朝宗室的大屠杀时间，这一记载当属可信。

想当初清军打着“助明讨贼”的旗号入的关，故对明朝宗室还算以礼相待。可随着弘光政权覆灭，鲁王朱以海迁播于海上，隆武政权显现颓势，清廷也换了嘴脸。顺治三年（1646年）五月，多尔衮借口在京居住的故明衡王、荆王欲起兵反清，举起屠刀，“鲁王等十一人伏诛”。年底，攻破广州后，随绍武帝朱聿鐭（音yù）逃至广州的诸王差不多全被屠杀，计有“周王肃□、益王思□、辽王术雅、邓王器檙、钜野王寿锄、通山王蕴钺、高密王弘椅、仁化王慈魶、鄢陵王肃汭、南安王企垄周王世子恭棎、辽王世子俨镣、宗姓由梧、慈黑”等。

广州白云山明绍武君臣冢‍

可能正是因为朱审烜这位末代晋王死于清廷之手，有损“我大清”伟光正的形象，故在编撰《明史》时使用了春秋笔法，将朱求桂定义为末代德王，而将朱审烜抹去，并以不知所终进行遮掩。

毕竟一部《明史》前后历时九十四年才修完，成为二十四史中时间最长的一部（《后汉书》的情况比较特殊），也是够奇葩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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