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大亨贝卢斯科尼逝世，最像特朗普的那个领袖走了

贝卢斯科尼和特朗普同为商业大亨出身的民粹主义者，在外交决策上具有可比性。一方面，成功商人的经历使他们及其外交团队更具管理主义风格和交易倾向。另一方面，右翼民粹主义的偏好促使两人强调本国优先，回避多边合作，表现出疏远欧盟和亲近俄罗斯的倾向。在外交决策中，贝卢斯科尼和特朗普参与控制欲强但缺乏经验，强调小集团的忠诚团结。两人对决策环境的敏感度较低，倾向于我行我素，表现为私人外交和口无遮栏，符合民粹主义政治风格。

２０１６年英国公投脱离欧盟、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意大利宪政改革公投失败等重大事件，呈现出西方政治向右转和民粹主义化的趋势。２０１７年不仅是特朗普执掌美国的第一年，也是德、法、英、意、荷等欧洲国家的大选年。随着法国国民阵线、意大利五星运动、英国独立党、德国另类选择党、荷兰自由党等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势力日益增长，未来西方国家还可能会出现“特朗普”式的领导人。在这些政党的崛起过程中，领导人个人因素往往发挥着主导作用。这一类领导人的崛起意味着什么、他们在对外政策上有何特点、会给世界政治带来怎样的风险，这些问题都引起了国内外舆论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实际上，特朗普既非特例，也非首例。贝卢斯科尼１９９４年当选意大利总理就曾被认为是民粹主义甚至“新法西斯主义”对民主的侵蚀，当时一度引起西方社会的震动。在美国和西方世界，特朗普也多被用来与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作比较。在特朗普竞选期间，《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卫报》等主流媒体都将其比作美国的贝卢斯科尼。当时媒体此番类比的主要目的是影响选民，警告他们不要再选择一位极具争议的国家领导人。而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经济学人》前主编比尔艾默特结合贝卢斯科尼的经历对特朗普的总统生涯做了几点预判：特朗普的政治手腕不应被低估，他会利用媒体使自己长期成为美国政治的焦点，既能抹黑对手又会将自己塑造为受害者。特朗普在执政期间会强调忠诚，任人唯亲，并与普京等政治强人保持亲密关系。现在看来两者的相似性并非偶然，可能反映了一定的规律和趋势。

一、全球化与民粹主义的兴起

贝卢斯科尼和特朗普所在的右翼民粹主义主要出现在西欧和美国。它们针对“他者”，具有较强的民族主义倾向，表现为文化保守（基督教、反移民）和经济保守（贸易保护、夺回经济自主权）。其中移民问题既是身份政治问题，也是关乎就业的经济问题。相比左翼，右翼民粹主义传统上并不主张“政府干预分配激励”，但目前欧洲的右翼民粹主义者也越来越强调福利国家再分配，这一点与美国不同。现在，右翼民粹主义试图“去极端化”以与法西斯主义划清界线，不强调专制集权或针对邻国的民族主义，而是融人现有民主政治体制，它们的议程通常是防御性的，在对外政策上表现为“不干涉主义”。

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的表现有所不同，但还是有三点相似之处：第一，左右翼民粹主义都质疑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全球化挑战了传统福利国家的排他性，而当代民粹主义要重新强化国家的边界，反对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的干预。第二，反精英。他们认为少数精英是能够从全球化中获益的群体。“无祖国”的精英秉持新自由主义大力推动全球化，而人民却被全球化伤害，被精英愚弄，因此民粹主义塑造出“我们人民”以对阵“腐败精英”的二分式话语。在西方，受益于外来劳工输人的精英鼓吹多元文化主义，破坏本土的传统价值，因此右翼民粹主义还要针对“危险陌生人”。

第三，反建制（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目前公众感到难以通过僵化的政党政治渠道参与政治，民粹主义者则希望在政府难以处理的问题上发难，如移民、全球化、高债务和紧缩，他们即使无法上台执政，其观点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主流政客。民粹主义是民主本身投下的一道阴影。西方主流舆论将民粹主义政客和政党视作对民主制度的威胁，但也有学者将民粹主义看作是一种对民主的“修正”，甚至是“真正民主的复苏”。例如，民粹主义要求人民拥有更直接的权力，民粹主义者在批判当前政治体制时时常援引善治、反腐败和符合公益等合法性规范，有时也关注那些非法或有问题的政治行为，比如寡头政治的发展和精英的自我隔离。西方政党政治起源于阶层分化所带来的社会分歧，而当代主流全民党已弱化了这种分歧，例如中左政党不再强调代表劳工阶层。民粹主义则是利用了新的分歧线全球化（去边界）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因此，对外政策对于欧美右翼民粹主义领导人来说具有特殊重要性，这正是本文的主要研究目标。

二、“民粹一大亨”型领导人的个人特质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人是国际关系的起点与核心，而且并非是单一的效用最大化者，个体变量的巨大差异性和影响力应该被纳人国际关系认识论的基础。相较于宏观的国际关系研究，外交决策分析更加强调行为体取向，特别是对具体行为者的研究。以罗伯特杰维斯为代表的心理分析学派，将决策者的心理、动机和情感因素纳人分析框架中。目前这一类外交政策分析又被称为认知心理模式，关注决策者或决策小团体的个性、认知、信仰和小团体意识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例如，领导人的政治信仰系统能提供如何有效实现目标的战略和战术认识，领导人关于自我和他者的意向也会影响决策过程。一些学者还重视领导人的人格特征对决策的影响，并建立起相关分析框架，包括詹姆斯巴伯对美国总统性格的分类、玛格丽特赫尔曼关于决策者性格特点与对外政策行为关联的分析。其中赫尔曼的分析框架较为成熟，已被运用到包括中国领导人在内的外交政策分析中。而民粹主义领导人往往以鲜明突出的个性和政治风格著称，容易成为个人层次上的关键变量。在决策者的个性之上，个体层次的分析还包括决策者的角色这一因素，反映的是个人与政治体系的相互作用。角色被定义为一个人应尽的义务，如法律地位、宪法和职业要求。当决策者被期望遵从他所在组织机构的需求。

时，个人风格会受到角色的制约，但同时也能对角色给予领悟和解释。

因此，本文在分析贝卢斯科尼和特朗普的政治风格时，不仅涉及其个性心理特征，也会考虑其作为国家领导人和政党领袖的角色，比如，国家领导人的角色需要贝卢斯科尼和特朗普与官僚机构配合，而克制其个性和信仰。个性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角色的制约取决于一系列条件，诸如所在组织的制度化程度、职位存在的时间、上级的数量以及领导人的感召魅力。

特朗普和贝卢斯科尼在角色和个性上都具有强烈的相似性。在角色上，两人都处在制度化较高的组织中，其国家领导人的职位也存在了较长时间，同时还面对复杂的国内机构、强力的反对党以及司法部门的制衡。２０１６年当选美国总统的特朗普与初次当选意大利总理的贝卢斯科尼一样，被认为是政治局外人，缺乏执政经验，尤其是对外政策知识。但两人作为政府的最高首脑，是能够压制不同意见并进行独立决策的支配型领导人。

在个性方面，两人都是有商界成功经历和以个人魅力著称的“民粹大亨”型领导人。其中，个人经历和政治风格是贝卢斯科尼和特朗普能进人政坛的原因，也将影响其执政期间的基本偏好，而外交参与控制欲和对决策环境的敏感度高低，将决定领导人的个性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外交决策。

（一）“商而优则仕”

得益于商业成功所带来的巨大魅力，贝卢斯科尼与特朗普在初人政坛时就拥有较高影响力，这接近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超凡魅力权威，统治者似乎拥有过人天分和非凡品质，至少受到追随者们的承认。

贝卢斯科尼和特朗普都经历了商界的考验，创造出白手起家的“奇迹”。两人都通过房地产发迹，之后进军媒体和娱乐行业成为全国名人。贝卢斯科尼是意大利最大的私人电视台的老板，拥有ＡＣ米兰足球俱乐部长达三十年。而特朗普则创立了“特朗普”这一品牌，还是电视真人秀《名人学徒》的主持人。描写两人成功经历的传记均成为影响颇广的畅销书，但两人的商界经历其实并非一帆风顺。贝卢斯科尼面临过经营困难，所拥有的菲宁韦斯特集团在９０年代初负债累累。特朗普旗下也曾有多家公司破产。不过有趣的是，贝卢斯科尼被看作是“美国梦”的意大利翻版，上台后也被称为“美国式”的政客。

贝卢斯科尼和特朗普作为商业大亨的经历和财富传奇是其吸引民众的重要资本，这是“民粹大亨”型政客与一般民粹主义政客的重要区别。两人都许诺自己作为“诚实而有能力的企业主和实业家”知道如何解决本国的问题，暗示或明示选民也可以选择成为像他们一样成功的人。相比之下，先后领导法国国民阵线的勒庞父女仍然是职业政客甚至世代从政，并非政治局外人。成立于１９７２年的国民阵线党纪严格，组织化程度高，其吸引部分选民的主要是其政治理念，而非领导人财富和成功带来的超凡魅力人格。

实际上，“民粹大亨”型政客在缺乏深厚政党政治基础的东欧更加常见，例如波兰的斯坦尼斯拉夫蒂明斯基、立陶宛的维克多乌斯帕斯基赫、捷克的安德烈巴比斯、斯洛文尼亚的佐兰扬科维奇、乌克兰的彼得波罗申科都是“商而优则仕”的政治局外人，宣称将以企业式方法管理传统政党治理不力的国家。

在特朗普之前，ＩＴ大亨罗斯佩罗也曾在１９９２年以独立身份竞选过美国总统，并获得了近２０％的选票。与政府和政党相比，企业与民众的接触更加直接，这可能也是商人背景的政客倾向于民粹主义的主要原因。１９９４年的贝卢斯科尼和２０１６年的特朗普首次赢得选举的过程也十分相似，都是从不被看好到成为舆论焦点，最后以政治新人和改革者的形象得到至少半数民众的支持。

在政治影响上，贝卢斯科尼在１９９４年到２０１１年间先后三次出任意大利总理，任期合计长达九年，是意大利战后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理。他在１９９４年组建的“意大利力量党”至今仍是意大利的主要政党。

２０１７年初就职的特朗普同样展示了权威，上台伊始便废除奥巴马医改、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巴黎协定》，其影响的持续性仍有待观察。

（二）民梓主义的风格和策略

贝卢斯科尼和特朗普都成功地将自己塑造为民粹主义者。针对领导人这一研究对象，这里使用的“民粹主义”概念是一种政治策略和政治风格，而非特定政策或意识形态。民粹主义策略是指人格化的领导人将其权力基础建立在大规模的直接无中介的民众支持上，而民粹主义风格则是在当代政治高度媒介化的环境中聚焦于领导人的表演维度，是“用于构建政治关系的各种表演手法”。

贝卢斯科尼和特朗普在其竞选和执政期间，都表现出显著的民粹主义策略和风格。两人都绕过传统政党而直接诉诸“人民”，强调危机、分裂和威胁，并故意通过无礼行为冲击“建制”政治。

值得注意的是，贝卢斯科尼和特朗普都曾长期从事电视娱乐业，深谙表演之道。在西方民主国家，随着民众对传统身份（宗教、阶级、区域、意识形态）的认同下降，政党政治结构正在弱化，领导人个性的影响力上升，因此民粹主义领导人往往在策略上将其个人与民众直接联系起来。贝卢斯科尼创建的意大利力量党就不同于过去的大众政党，它没有代表大会、地方组织甚至是政党纲领，完全为他个人的竞选服务，突出其个人魅力，有学者称其为“商业企业式政党”。

与西欧政党相比，美国两大主要政党本身更接近于竞选型政党。特朗普并不属于美国共和党的建制派，其政党倾向过去曾多次改变，共和党内部在是否支持特朗普的问题上也产生了分裂，后者主要依靠个人资源进行竞选，直接面向共和党基层民众。民粹主义往往流行于国家面临困顿、社会两极分化而精英政治对此回应无力之时。贝卢斯科尼和特朗普进人政坛时，各自的国家正面临政治危机和经济问题，两人都宣称弃商从政是“为国效力”。贝卢斯科尼上台前，意大利刚经历“净手运动”政治危机，旧的政党体系和第一共和国垮台。他在竞选中表现得像意大利的铁腕人物，并利用掌握的媒体将自己包装为改革先锋和唯一救星。他强调自己作为政坛局外人，有能力收拾残局并重拾意大利失去的国际地位。特朗普竞选总统时，美国整体，特别是部分地区如“铁锈地带”也面临严峻的经济问题，而过去八年民主党政府对此束手无策，反而曝出了希拉里“邮件门”等政治丑闻，因此，同样作为政治局外人的特朗普也打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

在政治风格上，民粹主义领导人依赖于自身与民众的直接接触，倾向于以简单直接的方式进行沟通。贝卢斯科尼和特朗普在公共舆论中都秉持批判精英、反对建制的政治观点，迎合了大量厌倦传统精英政治的选民。两人都性格外向，在公众舆论中使用贴近平民的通俗口语，同时以富有煽动性、不讲政治正确著称，例如两人都热衷于展现男子气概并物化女性，同时对政敌进行直接的人身攻击，但这却符合民众眼中“亿万富翁”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拉近了他们与广大下层选民的距离，同时拉开了与既有政治结构的距离。本国的建制派政客和媒体都攻击两人的不当言论、对政策（尤其是外交政策）的无知以及极右的政治主张，这反倒使两人一直成为舆论的焦点，持续地影响底层民众。基于务实的商业经验和吸引更多民众的需要，“民粹大亨”政客有意淡化意识形态，但往往与现存意识形态阵营存在关联。

贝卢斯科尼领导的意大利力量党和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在本国的政治光谱中都属于右派，贝卢斯科尼政党联盟中的北方联盟和民族联盟甚至属于极右，因此两人均属右翼民粹主义，强调本国优先，表现出排外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倾向。贝卢斯科尼曾声称伊斯兰文明比西方文明要低下落后，特朗普也表现出对穆斯林移民的排斥。此外，特朗普崛起于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与贝卢斯科尼相比，他更带有强烈的孤立主义和反全球化色彩。其实，两人及其政治主张的崛起有其国内民意土壤。根据益普索（ＩｐｓｏｓＭＯＲＩ）２０１４年的一项问卷调查，意大利和美国在１４个发达工业国中，民众无知程度分别排第一和第二位，因此更易受到民粹主义政客的鼓动，同时，两人在国内也遭到拥有较高学历和收人的群体的强烈反对。

（三）参与控制欲强，强调小集团的忠诚团结

民粹主义领导人往往处在权力的中心，一批忠诚者形成了最里层的领导圈。

在外交决策团队中，贝卢斯科尼和目前的特朗普都表现出较强的控制和参与欲望。这类控制欲较强的领导人被认为能够平息决策团队的内部冲突，而且其挑选的决策团队成员需要对领导人本人保持忠诚。从贝卢斯科尼过去的内阁和目前特朗普的对外政策核心圈子来看，两人都强调内部的忠诚和团结。那些在政策观点上与领导者和团队其他成员差异明显的人，如意大利前外交部长鲁杰罗，或是在忠诚问题上被领导者质疑的人，如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则有可能被迫退出。在大量启用缺乏政治经验的商人这一点上，特朗普与贝卢斯科尼的做法也是如出一辙。贝卢斯科尼在第一次当选总理时就强调个人的领导权威，主张实现美国式的总统制。其首任内阁成员都来自右翼党派（包括五位极右派），大多是无公职经历的商人，但这些任命却给选民以耳目一新之感。

贝卢斯科尼的核心对外决策圈子通常由其本党的心腹和其他中右政党的盟友组成。他在九年任期中任命过四任外交部长，其中马尔蒂诺和弗拉蒂尼都来自意大利力量党，菲尼当时也是贝卢斯科尼的重要右翼政党盟友。只有曾任ＷＴＯ首任总干事的鲁杰罗是无党派的职业外交官，但后来因为贝卢斯科尼和其他右翼内阁成员质疑欧盟与欧元而辞职。

在其任命的三任国防部长中，普雷维蒂和曾任外交部长的马尔蒂诺都来自意大利力量党，前者还是贝卢斯科尼的亲密生意伙伴，拉鲁萨则是当时其重要的中右政党盟友。特朗普改组后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构成了他的核心对外决策圈。目前国家安全委员会由特朗普的核心顾问、缺乏政治经验的商人以及退伍军人组成。国务卿蒂勒森是成功的商人，没有任何公职经验，国防部长马蒂斯则是退休将领，而前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在与俄罗斯驻美大使的接触问题上，因诚信问题和误导他人而失去特朗普的信任，在其辞职后，特朗普任命陆军中将麦克马斯特作为继任者。特朗普还将他的核心顾问白宫首席战略专家班农纳人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与特朗普意识形态接近，容易在外交政策上保持一致。军人在其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与特朗普强调团队的忠诚团结有一定联系。

特朗普尤其强调忠诚，根据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科米的证词，特朗普曾要求科米向他效忠。特朗普对女儿伊万卡和女婿库什纳的倚重也体现出其对忠诚的看重。同时，领导人对外交决策的参与和控制程度还取决于其外交知识和经验。外交经验和知识的缺乏可能会使领导人容易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外交观点也容易改变。

因此有学者认为，控制与参与性强但外交知识不足的决策者往往面对各种观点犹豫不决，导致决策小团体经常发生争论，很久才能做出决策，但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权威，会在最后表现出自己的控制权，如吉米卡特的对华建交决策。但赫尔曼也指出，缺乏外交知识的领导人在外交决策中更可能表现出处理日常问题的个性风格，而“民粹大亨”型领导人的个性风格主要体现为对决策环境的低敏感度。

（四）对决策环境的低敏感度

根据赫尔曼的分类，领导人对环境的敏感程度包括对信息的开放程度、与环境的关系等。敏感度较高的领导人更看重他人的意见和具体情境下的线索。而领导人的敏感度越低，他（或她）的个性因素如政治信仰和领导风格，则将在决策中起到更大的作用。从贝卢斯科尼和特朗普的经历来看，两人都属于对信息的开放程度较低的领导人。他们都对自我能力高度自信，倾向于我行我素和去说服他人，而不善于寻求和倾听他人的建议。或者说，官僚体制为其提供的建议较少被考虑，而领导人更多依靠自己的私人顾问提供符合自己喜好的意见，后者实际上在为他们的观点寻找合理性，因此，他们在决策小团体内推动议程和塑造政策动机时，更有可能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明确地去定义政策目标和手段。

例如，贝卢斯科尼并不接受经验丰富的外交部长鲁杰罗在欧盟问题上的意见，而是在后者辞职后自己兼任外交部长近一年，在此期间，贝卢斯科尼深刻影响了意大利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和方向。他热衷于通过媒体宣扬其外交成果，以提高自己在国内的民意支持。

特朗普在当商人时就对自己的判断十分自信而时常忽略幕僚的意见，并且自我标榜这种低敏感度做法。特朗普在执政后同样表现出这一特点。在颁布引起争议的“禁穆令”后，时任代理司法部部长萨利耶茨公开表达反对。作为回应，特朗普直接解除了她与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丹尼尔拉格斯代尔的职务。在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科米拒绝停止对特朗普的调查后，特朗普同样将他解职。

两人不仅是对政府内部意见的敏感度较低，他们的决策也不易受国内大环境如舆论的左右。尽管民意对民粹主义领导人非常重要，但是他们所寻求的是聚集与他们政治立场相仿的民众，为此不惜与对立舆论决裂。贝卢斯科尼和特朗普长期遭受新闻媒体的批评，具备丰富的应对舆论压力的经验。两人都善于营造受害者印象，声称遭到了所谓“主流媒体”的攻击，并直接予以还击。

贝卢斯科尼及其合伙人解雇或起诉过数十位批评其政策的记者。而特朗普与美国传统主流媒体的关系也很紧张，他在竞选中抨击新闻界已成为制造“假新闻”的特殊利益集团，也曾起诉攻击他的记者。

实际上，两国缺乏中立性的媒体也难以对民粹主义领导人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例如贝卢斯科尼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起就垄断了意大利的私人电视台，在执政期间还影响了国家电视台，使该国的新闻自由度在西方国家退居末流。

而美国在８０年代就放弃了对电视报道公正性的规制，因此众多媒体成为部分政党和政客的工具，其新闻报道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客观中立性。贝卢斯科尼和特朗普尽管都对决策环境的敏感度不高，但他们也存在不同之处。

依据赫尔曼的划分，贝卢斯科尼在动机上更倾向于关系导向。在任职总理期间，贝卢斯科尼向其支持者提供大量庇护，培养个人关系网，以推动其商业利益。此外，贝卢斯科尼并无真正的长期政策目标。在解释意大利对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的立场时，贝卢斯科尼坦承决策主要取决于意大利与美国、利比亚的关系，而非像其他欧洲领导人一样诉诸安全、人权等理由。而特朗普作为年逾七旬的亿万富翁参选总统，很难说是追求个人物质利益，可能更加具有政治事业上的问题导向。他在对外政策上有着强烈的目标和议程，在第一次国情咨文中便提出反移民、贸易保护、增加军费支出和加强与以色列的联系等政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