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年间，成德军发生兵变，出身回纥阿布思部落的都知兵马使王廷凑杀节度使田弘正自立，朝廷镇压无果。由于同时卢龙军和魏博军也发生兵变，唐宪宗曾收服的河朔三镇又全部重新失去控制，并且恢复了家族世袭。
但有一些机灵的人却知道，只有和朝廷和睦才能长保家族富贵。王廷凑的儿子王元逵继任后，就对朝廷的命令相当奉行，应有的上贡也不缺。有一次他甚至入朝，唐文宗一高兴，把堂妹封为寿安公主嫁给了他。
寿安公主本是文宗叔父绛王李悟的女儿。先前宦官刘克明等弑文宗兄长敬宗，就意图拥立绛王，事败后，刘克明和绛王都死了。
一般和亲都是对外，这一次却用到了自家的外族节度使身上，诗人李商隐不以为然，作《寿安公主出降》讥讽：“沩水闻贞媛，常山索锐师。昔忧迷帝力，今分送王姬。事等和强虏，恩殊睦本枝。四郊多垒在，此礼恐无时。”
不过至少在当时，这一和亲并没有显出弊端，王元逵送了大量的聘礼，朝野以为荣。寿安公主过门不久，就生下了王绍鼎、王绍懿和一个女儿。在两个嫡子之间，王元逵还有一个庶子王绍烈。
王元逵死后，年轻任性的王绍鼎继任，因为失去军心，差点被士兵推翻，因为他及时早早去世了才未果。但他临终的时候却靠谱了，自知儿子们年幼，于是将军政大权托付给了胞弟王绍懿。为了拉拢王家的政治需要，一生荒唐的王绍鼎死后被追赠为司空，另赠布帛三百段、米粟二百石，累赠司徒、太尉，又赠太傅——而且即使退一步讲，他终究也是皇室的外甥。
王元逵去世时，王绍懿为朝请大夫、深州刺史、御史大夫兼成德军节度判官，后被起复为检校左散骑常侍、镇府左司马、知府事，充成德军节度副使，兼充都知兵马使，接任前还多了个兼御史中丞，正式继任后还获赐紫金鱼袋，加检校工部尚书。而王绍烈的官职则止于右散骑常侍、赵州刺史，嫡庶之别就是这么鲜明。
王绍懿治理成德军九年，因简单宽大很得军心民心，累加检校右仆射、兼御史大夫，封太原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食实封一百户，又加检校司空、金紫光禄大夫。史料没有记载他有没有亲生儿子，总之临终的时候，他选择把权杖交回兄长这一脉。他嘱咐侄子左司马、知府事、都知兵马使王景崇再接再厉，效忠朝廷，和睦周边，不要丢了老王家的基业。
唐懿宗赠王绍懿为司徒。王景崇在原官基础上起复为忠武将军、左金吾卫将军同正、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中丞，赐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转正后也加了检校工部尚书。
晚唐年间庞勋之乱，王景崇派大将从诸军征讨，平叛后，他以功授检校右仆射，封太原县男，食邑三百户。祖母寿安公主去世后，王景崇因居丧守礼得到朝野称赞，服丧期满后起复为左金吾卫上将军同正，进检校司空。
咸通十一年（870年），魏博节度使何全皞死于兵变，魏博军推韩君雄继任。由于王景崇上表，唐懿宗允许韩君雄接任，同年加王景崇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累加检校太尉、赵国公，食邑三千户，食实封二百户。
王景崇和朝廷的关系也不是一般的和睦，他甚至还得到了皇帝的特许。王景崇是真的实打实奉命享受了三天皇帝待遇。唐懿宗虽然评价不高，但也不至于如此不懂礼法。“咸通中，荧惑、镇星、太白、辰星聚于毕、昴，在赵，魏之分。诏镇州王景崇被衮冕，军府称臣以厌之。”“初，唐咸通中，金、水、土、火四星聚于毕昴，太史奏：‘毕、昴，赵、魏之分，其下将有王者。’懿宗乃诏令镇州王景崇被衮冕摄朝三日，遣臣下备仪注，军府称臣以厌之。”
没有阴谋算计，没有出师讨伐，出乎意料的戏剧性一幕上演，唐懿宗召来河北的王景崇，让他穿上皇帝的衮冕扮演皇帝临朝三天，如此这般，就能禳解异象。
历史上曾有太后临朝摄政、临朝称制，汉唐两代都发生过，且不说太后之于皇帝的关系和身份，说到底，那也只是辅佐皇帝的特殊安排，太后本身并不是皇帝。即便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操到最后也只是封了魏王，虽有皇帝之实，但与皇帝名分的半步之遥仍然还得保持。
坐上皇帝宝座，要么和平禅让，要么武装革命，要么兼而有之，在武力挟迫下禅让。总之，朝堂上的皇帝从来不是戏台上的角色。倘若皇帝名分能如此轻松地换来换去，当年武则天称帝又何必那么大费周章。九鼎庄严变成过家家，实在是让人瞠目结舌的操作，如此儿戏，不可思议。
这个可谓荒唐的故事在之后宋、元、明、清历代都有书写，官修史书和个人著述都说得有板有眼，但蹊跷的是，四星聚的具体时间，全都含糊其词地成了“咸通中”。
王景崇是寿安公主的亲孙子，寿安公主则是唐懿宗的堂姐。虽然是皇帝家的亲戚，和朝廷关系也很融洽，但王家历任成德节度使，是河朔三镇之一，在唐末的藩镇割据中，其政治、军事、财政等实际上并不隶属于长安，甚至民俗、文化都不同于中原。
问题来了，倘若真的笃信“四星聚有王者”，难道不应该擒而杀之吗？盛唐江河日下，难道不更要提防王朝异姓的危险吗？安史之乱的大燕朝难道还不是前车之鉴吗？更何况，所谓赵魏之地，手握重兵实力雄厚的河朔三镇。
要知道，安禄山就是从河北起兵的，唐朝末年的藩镇割据正是肇始于此，“范阳自安史以来，非国所有”，河朔三镇根本就是朝廷所无法控制的边疆地区。
河朔三镇的顺逆，朝廷甚至都无所谓，只要他们在，就是阻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屏障，听命与否，并不重要。如唐文宗时宰相牛僧孺所说：“使捍北狄， 不必计其逆顺。”换句话说，事实上肩负着御敌守边重任的河朔三镇是否臣服朝廷，完全在他们自己选择，称臣纳贡自然皆大欢喜，另立中央恐怕也无力征讨。
李温
唐懿宗导演的这出闹剧，王之代李，俨然就已经是改朝换代。堂而皇之地这么搞，意味着皇帝和朝廷公开承认四星聚有王者。
任何一个谋士都知道，所谓赵魏之地有王者，这个王可绝不是说姓王。所以，即便王景崇没有异心，河朔三镇中另外那两镇就甘愿当个看客吗？别忘了，当年安禄山的大燕朝就有四星聚的背景。即便河朔三镇暂时还无心或无力做安禄山第二，但如此张扬赵魏之地将有王者出，难道不就是赤裸裸地挑逗和唆使吗？
作为大唐天子，唐懿宗这出戏明显不合常理，不合逻辑。如此不可思议，南宋王应麟就不无感慨：“衰世之政， 其怪如此！”
探明真相的关键还在后唐李氏。唐懿宗咸通七年（866年），成德节度使王绍懿病故，侄子王景崇时任镇州大都督府左司马、知府事、都知兵马使。八月，王景崇任成德军节度观察留后并继续兼任镇州诸职。十二月，王景崇正式就任成德节度使，镇州（今河北正定）即成德军的首府所在地。直到中和二年（882年）十二月去世，王景崇一直担任成德节度使十六年。
王景崇任成德节度使之后三年，发生庞勋兵变，朱邪赤心带领沙陀兵南下平叛，之后被赐名李国昌，时为唐懿宗咸通十年（869年）。
李俨
唐懿宗驾崩于咸通十四年（873年），唐僖宗李儇继位后继续沿用咸通年号到咸通十五年（874年）。
咸通年号共使用十五年，所以，四星聚的“咸通中”，最可能的时间就在王景崇就任成德节度使的咸通七年（866年）到朱邪赤心获赐李姓的咸通十年（869年）之间。或者说，史官们模糊处理的“咸通中”，目的就是想要让人们以为是这个时间，比如明末清初顾炎武就认为是咸通十年（869年）。
这个时间所指向的，其实就是李存勖家族被赐姓李这件大事。换句话说，唐王朝覆灭已经是事实，所以，“咸通中”所谓四星聚的王者，当然就并非镇州的王景崇，而应该是赐名李国昌后来又封晋王的这个沙陀李氏，具体而言，就是中兴大唐的李存勖。
四星聚预示了唐室中兴的天意和天命，这就是唐庄宗李存勖所说的“天命不可违，唐祚必须复”。“后四十九年，帝破梁军于柏乡，平定赵、魏，至是即位于邺宫。”四星聚预示了唐庄宗灭梁复唐，但是，就像四星聚的时间被模糊处理为“咸通中”一样，看起来时间很明确的“其后四十九年”其实同样模棱两可。
李存勖
“破梁军于柏乡”指柏乡之战，发生在开平四年（910年）十二月至次年正月；“即位于邺宫”指李存勖在魏州登基称帝，发生在龙德三年（923年）四月；“平定赵魏”，是指收伏原来的河朔三镇，这是一个持续十年的过程——凤历元年（913年）灭燕国（原卢龙节度使），贞明元年（915年）魏博节度使兵变归降李存勖的晋国，最后的成德节度使要到龙德二年（922年）才被剿灭。
四十九年后发生的这些事本身就有长达十三年的跨度，所谓四十九年前的那个四星聚自然也就很难得出一个确定的时间。那么，“咸通中” 究竟是哪一年呢？哪一年都不是。
在整个咸通年间，前后十五年，确实出现过四星聚的天象。咸通十二年正月（871年2月初）、咸通十三年腊月（873年1月底），都有过四星聚，但是，四星聚的位置既不在毕昴之间，四星聚的时间也很难称之为“咸通中”。
李存勖
总而言之，“咸通中” 所谓“四星聚于毕昴”，纯属子虚乌有。为李存勖兴复大唐作天意保障的四星聚根本就是无中生有。虽然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是谁伪造的，但显而易见的是，谁受益，谁的嫌疑就最大，除了李存勖，别人并没有这么做的动机和理由。
明明咸通年间有过真实的四星聚，为什么要编造一个不存在的呢？因为李存勖的晋国地处赵魏，星占分野中对应的只能是毕宿和昴宿，咸通十二年正月（871年2月初）和咸通十三年腊月（873年1月底）的四星聚在斗宿、牛宿、女宿，其分野在吴越地区，没法作为李存勖中兴大唐的天意证明。
另一方面，正因为咸通年间确实发生过四星聚，所以被李存勖移花接木拿来当保障的“咸通中”四星聚也就更加真假莫辨，以至此后历代陈陈相因，虽然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成说如此，也只是表示一下奇怪就过去了，甚至直到今天都还在不加辨析地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