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十六夜，京师（北京）一片寂静，除了巡城兵马司军士和更夫之外，城内街道中几乎见不到人影，只有皓月当空，星光闪烁。
夜半刚过，京师皇城长安门外，突然聚集了上千人的队伍，他们打开了城门，闯入皇城内，直奔南宫，将“荣养”在此的太上皇——英宗皇帝朱祁镇接出，大呼“请陛下即位”，然后簇拥着英宗登上早就准备好的龙辇，直奔皇宫奉天殿而去。
到了皇宫东华门外，喧闹的人群大声呼喊着要守门士卒看开门，士卒们见这些人身份不明，出声喝止，于是坐辇上的英宗亲自大声回应：“朕太上皇也！”士卒们见到太上皇亲自前来，再不敢阻挡，立即开门迎接，英宗率众人直入东华门，来到奉天殿。
此时天色已微微露白，宫中“迎驾”也早就准备好，大家等拜伏于殿前，山呼万岁，宫廷乐队也开始奏乐，钟鼓齐鸣，英宗心情复杂地登上阔别七年之久的奉天殿，重回皇帝御座。
与此同时，大批不明就里的朝臣们已经在外朝等候，准备上朝参拜皇帝，听见宫内钟鼓齐鸣，还以为是当朝皇帝——景泰帝已经登殿，于是纷纷列队进入奉天门，按照朝会位置站定，等候赞礼官宣布朝拜礼仪。
此时，奉天殿台阶上，突然出现一个人——左都御史徐有贞，他站立殿前原本是赞礼官应该站立的位置，大声对台阶下的群臣们喊道：“太上皇已经复位了！诸臣前来觐见！”这让诸臣一片茫然、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此时，当初那些参加了半夜闯南宫，“迎接”太上皇英宗“复位”的策划者们：武清侯石亨、内官监曹吉祥、都督同知张軏等，带头进入奉天殿，向复位的英宗行礼，大殿外的朝臣们磨蹭了半天后，还是一齐进入奉天殿内，向复位的英宗行礼，正式举行了朝觐仪式。
此时皇宫后廷内，景泰帝帝朱祁钰却因病重不能起身，正躺在病榻上静养，突然听见外朝传来皇帝上朝时才有的奏乐声，大惊失色之下，甚至说出了：“是于谦吗？”的疑问，后来得知是被软禁的兄长趁自己患病不起的时候重新登位，这才木然躺倒，喃喃自语地说了：“好、好”两个字，就不再言语了。
英宗在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人的拥立下得以复位后，把景泰八年改为天顺元年，废除了景泰帝的帝号，降为郕王，软禁于西苑之内。在石亨、徐有贞的唆使怂恿下，英宗把当年拥立代宗景泰帝为帝、又立下保卫京师大功的于谦、王文等景泰重臣逮捕杀害，景泰帝的内阁首辅陈循等阁臣也被夺职充军，“夺门之变”这才师出有名。
天顺元年（1457年）二月十九，已被废为郕王的代宗景泰帝在西苑薨逝，死因存疑，英宗给这个和自己纠缠半生的弟弟赐了个“戾”字恶谥，称其为“郕戾王”，又毁去了景泰帝为自己修建好的昌平十三陵中的皇陵，只勉强以亲王礼制把他安葬于西山，令他的后妃一同殉葬。景泰帝的被废和去世，标志着英宗“南宫复辟”的完全成功。
为什么代宗景泰帝当了七年多的皇帝，却仅仅因为一场患病，暂时没有上朝，就让朝中某些别有用心的野心家抓住了机会，和软禁南宫七年之久的太上皇英宗朱祁镇勾连交集，铤而走险，发动了“夺门之变”，一举复辟成功，将景泰帝赶下了皇位？下面就给大家一一分析，加以解读。
大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怀来县土木堡。听信宦官王振的唆使而轻率出征的英宗被蒙古瓦剌首领也先包围于此，在瓦剌军队的随后追杀中，英宗和亲卫失去联系，被瓦剌军俘获，五十万明军大败，随军文武大臣死伤惨重，大明社稷也因此几乎倾覆，这就是“土木之变”。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二十九，因为皇帝英宗被瓦剌俘获，大明人心惶惶，几乎面临崩溃境地。以兵部侍郎于谦为首的群臣们联合向皇太后孙氏奏请，恭请皇太后出面安定局面，迎立皇弟、监国郕王朱祁钰为新帝，以凝聚士气，保卫京师，并挫败瓦剌以英宗来要挟大明朝廷的阴谋。孙太后在大臣们的再三请求下，下懿旨立郕王朱祁钰为帝，但同时孙太后另发懿旨，依旧以英宗原先所立的皇太子朱见濬为新帝太子。
正统十四年（1449年）九月初一，郕王朱祁钰正式即位，以明年为景泰元年，这就是大明第七代皇帝——明代宗景泰帝。景泰帝为了维护大明尊严，下旨奉远在塞外的兄长英宗为太上皇。
此后经过大明君臣的通力协作，积极应对，大明朝廷击败内犯的瓦剌，保卫了京师安全。瓦剌军队被迫裹挟着英宗后返回塞外，并向大明派出使者要求议和，景泰帝鉴于瓦剌名为议和，实际是想骗取明军信任后乘虚入寇，所以没有同意。景泰元年（1450年）六月，瓦剌首领也先再一次派出使者向明朝求和，称可以放回英宗，但是需要大明厚加赏赐以为交换。景泰帝于是派使者前往瓦剌，商议议和事宜。
在议和使者右都御史杨善和工部侍郎赵荣的努力下，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初二，“北迤”了一年之久的英宗通过和议被也先放归返回大明。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十五，距离土木之变一周年的时候，英宗一行从京师安定门入城，回到了他阔别一年的京师。
景泰帝原本是被赶鸭子上架，在局势危急的时候做到了皇帝这个位置上，当时也没有时间去想其他事情，首要任务是打败瓦剌入寇，稳定社稷。所以尊英宗为太上皇、继续以侄子朱见濬为皇太子等事情都没有太大异议。但是在击败瓦剌，大明恢复安定局面、自己也坐稳了皇帝位置后，景泰帝其实内心是没有太大地迎回英宗的意愿的，那样两个皇帝同尊，实在是很尴尬。但是公开不迎回英宗又不行，所以景泰帝只得派出使者议和那也是也是做做样子给天下臣民看一下而已，本来就没报多大的希望。
但是弄巧成拙，没想到杨善等人居然真的把太上皇给迎回来了，景泰帝即使心里再不爽，表面上也不能表现出来，暗地里捏着鼻子忍了，还打起精神，亲自到皇宫东安门外迎接兄长返回。兄弟俩见面时热泪盈眶，嘘寒问暖，互致问候，兄友弟恭，很是感人。但景泰帝内心中是怎样的感受，那其他人就不可能知道了。
出于皇权的至尊无上性和排他性，即使景泰帝当年为郕王时和兄长英宗多么地感情深厚，兄弟情深，经过这么多事情后，景泰帝充满了对皇位的眷恋和对英宗的猜忌，生怕这个前皇帝、现太上皇会凭借之前当皇帝时的旧臣们暗中策划、夺回皇位。于是，在英宗返回后不久，景泰帝就将兄长“荣养”在南宫之中，隔绝了和外界的联系，以防备他卷土重来。
此后七年，景泰帝和英宗的关系都在时刻提防和猜忌中度过，对于英宗的一举一动，景泰帝无时不在关注中。同时景泰帝还采取措施，准备一步步将皇统彻底转到自己一系，剥夺英宗一系的继承权。
景泰三年（1452年）五月，在持续不断地暗示并许以利益后，景泰帝终于得到了内阁辅臣们的支持，将侄子、皇太子朱见濬改封为沂王，出宫别居，立亲生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大明国本更替。景泰三年（1452年）八月，皇太子更立后，景泰帝又利用原侍奉太上皇英宗的老太监阮浪和养子王尧使用太上皇赐用的金刀一事，指使锦衣卫指挥使卢忠诬陷太上皇阴谋恢复沂王，以金刀为凭据，沟通南宫内外。
为了此事，阮浪、王尧被杀，景泰帝还要要穷追到底，想把太上皇也牵连进来。在内阁大学士商辂等人劝劝谏下，景泰帝才勉强打消念头，太上皇得以平安。
经过这几次打击后，太上皇英宗在猜忌心日渐增加的景泰帝关注下，几乎在南宫隐居，生活窘迫，形同囚徒，除了皇太后孙氏可以时时前来看望外，其他人等基本断绝来往，在惶恐不安中度过数年软禁生涯。
如果一切事情都不发生变化的话，那么英宗将以太上皇的身份，默默无闻地被“奉养”在南宫中，在某一个时间“薨逝”，然后以远远低于皇帝仪制的规模安葬了事，很大可能不会被葬在昌平皇陵。能够比宋钦宗的下场更好，就是他的福气了。
但是事情是在不断改变中，就在景泰帝认为一切都在掌握中时，景泰四年（1453年）十一月，皇太子朱见济因为患病不治，夭折了。费尽心机的景泰帝没有想到，自己好不容易才策划落实的易储之事，就这样落空了。
景泰帝只有朱见济一个独子，皇太子病亡后，景泰帝忧虑悲伤，心情沉重，身体损伤，心理也逐渐扭曲，对于那些上疏要求重新立储的官员们重重打击，因此丧命和被夺官下狱的不在少数。原本保卫社稷有功、治国也算贤明的景泰帝的口碑和名声，在群臣中一落千丈，非议不已，日后的变局，这时就开始露出端倪了。
自景泰五年至景泰七年（1454-1456年），景泰帝迟迟没有再生出儿子，所以“复储之议”一直连绵不断，群臣们依旧纷纷上书，要求重立太子（大臣们为了不被景泰帝公开打击，自然不会明说立沂王，异口同声都说由朝议推举。不过天下人都知道，景泰帝无子，而宣宗一系只有太上皇英宗有皇子在世，复立皇储又不可能越过宣宗一系从仁宗（景泰帝和英宗祖父）的其他子孙中挑选，所以朝议的结果，复立沂王几乎板上钉钉。）
儿子没有了，自己又迟迟不能再生下嗣子，景泰帝在这几年里，最大心病莫过如此。为了皇位不至于旁落，自己的历经艰辛得到的大统将来能够被后嗣继承，景泰帝一面勤勉于外朝国事操劳，一面于内宫中“旦旦而伐”，不得休息。双重的辛劳压力下，还没有三十岁的景泰帝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精气不足，情势堪忧。
越是急于生出儿子，越是不能如愿，三四年里，被景泰帝临幸过的嫔妃们硬是没有一个受孕生子的。这样的情况反过来促使景泰帝更加焦虑，急于求成，终于在景泰七年（1456年）十二月导致“御体违和”，病情沉重，不能起榻。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景泰帝已经不能起床，正旦礼也没有出席。正月十一，辅臣们入宫问安时，看到了皇帝的真实状态，知道皇帝已经油尽灯枯，即将不久于人世，于是冒着被责罚的危险向景泰帝谏言，应当尽快立储，以定大明社稷。但是景泰帝内心依旧有着“朕觉得朕还可以再抢救一下”的执念，没有当面回复，只是让诸臣退下，日后再议。
正月十四，内阁朝议中，而皇帝还是缺席，辅臣们于是讨论“立储”之事。意见纷纷攘攘，各不统一。复立沂王、另择宗藩，缓议等意见对立，不能达成一致。最后，阁臣们只得以“早择元良、以定国本”的名义联名上疏，向景泰帝请求最终的旨意。
景泰帝此时已经病重不堪，几乎不能批复奏章，但是他依旧不肯把皇位还给兄长一系，坚持说自己只是“偶感风寒”，正月十六朝会时，自己就会临朝议政，到时候再议论此事。其实景泰帝心里明白，生儿子只怕没多大希望了，想要痊愈估计也很难，按照宗法祖训，皇位只能传回兄长那一系。可是自从七年前自己把兄长接回来后，多少事情都明摆着，得罪、猜忌、提防太上皇复位是很明显的事情，如果最后还是要把皇位还给侄子或者兄长，那么自己这几年的皇帝是白干了，费尽心思易储、杀人、降罪群臣，统统成了后人嘲讽乃至归罪的口实。这样考虑下，病入膏肓的景泰帝怎么也不肯主动把皇位还给兄长，即使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他也期盼着自己能够好起来，继续呆在这个至高无上的位置上。
可惜，景泰帝不想归还皇位，有些人已经等不及了，出于“建立殊勋、获取首功”的目的，以武清侯石亨、左都御史徐有贞为首，联络了内宫太监曹吉祥等人，暗中取得皇太后孙氏的首肯，在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十六晚间发动了“夺门之变”，以私兵千余人直奔南宫，将太上皇英宗簇拥而出直奔皇宫。在曹吉祥的接应下，太上皇英宗于正月十七晨登奉天殿，面对参与朝会的百官宣布自己复位，重回阔别七年之久的大位。
在这场政变中，景泰帝可谓是一败涂地，根本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其实早在景泰三年（1452年），他违反当年孙太后的懿旨，将皇储之位从侄子手里夺过改封亲儿子后，大明的皇统就开始出现裂痕，不再稳固了。不过如果皇太子朱见济身体健康，茁壮成长的话，那些英宗旧臣也不会有野心去觊觎“拥立之功”，敢于跑到南宫去拥立太上皇。即使退一万步，皇太子夭折了，如果景泰帝不急于求成，想马上生个儿子传承皇统、导致身体受损、病重难愈的话，石亨等人也没有机会趁皇帝病重不能理政而发动政变，迎立太上皇。一个稳固的国本(皇太子）和一个健康的皇帝，是社稷稳定的保证，也是儒家君臣纲常伦理道德的基石，正常情况下，没有哪个大臣敢于挑战皇权，昏了头地去搞什么“夺门”，那样简直就是在脑门上刻着“反贼”两个字，上赶着让人“夷三族”嘛。
即使“夺门”成功，英宗复位后，朝臣们对于这种使用卑劣手段获取“拥立之功”的行为也是鄙夷得很，对于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人用英宗的安危作为进身的台阶大为愤恨。
一次英宗在向阁臣李贤询问“夺门”一事的看法时，李贤毫不犹豫地说回答：“说迎驾、接驾都没问题，但不可以用‘夺门’二字。天子之位，本来就是皇帝所有，‘夺’字岂不是说那时候皇上是硬抢皇位来的，而没有合法的名义？当时千钧一发，如果事情失败，迎驾的众人自然要被郕王（指景泰帝）处死，他们死就死了，但是皇上您将置于何地？再说当时郕王已经病重，即将薨逝，他一旦去世，群臣自然会恭请您复位，何必多此一举，去搞什么‘夺门’？鼓动此事的人，不过是别有用心，想以陛下为奇货，借此获得大功，得以富贵，哪里是为了江山社稷？这将何以服众，而后世又将如何看待？”李贤的看法，其实就是诸多文臣们的普遍心声。
英宗听后这才恍然大悟，由此开始疏远当初跑到南宫来拥立自己复位的诸人，并下令后大臣们奏章中不准用“夺门”二字。同时，因“夺门”之功而得以冒官封赏的四千多人全部被革去官职。
天顺元年（1457年）六月，担任内阁首辅的徐有贞被革去官职、废黜武功伯爵位，贬为庶民，流放金齿卫（在今云南保山怒江、独龙江流域）。天顺四年（1460年）得以被赦免，回到家乡南直隶吴县（今江苏苏州）闲住。成化八年（1472年）七月，徐有贞病逝于吴县。
天顺三年（1459年）十月，忠国公石亨养子石彪被逮捕，押赴京师关入诏狱，在审讯时获得石彪家私有绣蟒龙衣、逾制寝床等违制物，还有欺凌亲藩等违反国法之事，如同谋反。英宗下令抄没石彪家，并于天顺四年（1460年）正月，将石亨下狱依律论罪，以谋反罪论诛，二月，石亨“瘐死”狱中，石氏满门被秋后处斩。
天顺五年（1461年）六月，曹吉祥和侄子曹钦在徐有贞、石亨先后倒台的兔死狐悲之下，发私兵五百人起兵作乱。
经过一夜激战，叛贼失败，曹钦投井自尽，曹铉、曹铎、伯颜等曹氏党羽激战中死在禁军刀下，曹氏全族不分男女老幼全被杀光。曹氏叛乱被平定。曹吉祥在宫中被擒，凌迟处死。
发动“夺门之变”的几个策划者，得到了他们应有的下场。
而在“夺门之变”中被废黜皇帝之位、取消了帝号，最终诡异地薨逝在西苑、安葬于西山的景泰帝朱祁钰，在成化十一年（1475）十二月，由当年被他废去太子之位的侄子明宪宗朱见深（即朱见濬、英宗复辟后改名见深）下诏取消“郕戾王”这个贬损性的谥号，恢复了他的皇帝名份，上谥号为“恭仁康定景皇帝”，在西山的王陵也重新按照皇帝陵寝的规格修整重建。但是景泰帝的谥号和其他大明皇帝相差十二字，等级低得多，而且还没有庙号，不能进入太庙接受后世子孙祭祀供奉。
直到景泰帝去世一百八十八年后，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弘光帝朱由崧为这位七世叔祖上庙号为“代宗”，增谥号为“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布武显德崇孝景皇帝”，和其他大明先帝们的谥号字数得以一致。这样，明代宗景泰帝朱祁钰的后世地位身份和尊崇仪制才最终达到了其他大明历代皇帝的高度，而大明王朝到了这个时候也差不多走到了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