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足也有亲疏时——康熙帝的七位兄弟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五，因患天花不治之症，顺治帝福临已经病入膏肓、即将不起，只能躺在京师（北京）乾清宫寝殿内，等待最后时刻的来临。在这之前，顺治帝在病危时刻，考虑到诸子都年幼，唯恐当年自己幼年登基、受制于叔父多尔衮之事再度发生，所以属意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堂兄——才能出众、威望服人的安亲王岳乐（太祖第七子饶余郡王阿巴泰次子），这样就不会在自己驾崩后，出现幼主继位、大臣擅权的情况。

但是顺治帝的意见被皇太后、顺治帝生母博尔济吉特氏坚决抵制——皇太后认为当年幸好是顺治帝的长兄肃亲王豪格和十四叔睿亲王多尔衮在太宗皇太极驾崩后为了争夺皇位互不相让、殊死争斗，谁也不肯退步，这才让原本既不嫡也不长的太宗第九子福临作为折中人选得以承袭皇位，成为清朝第三代皇帝。之后又历经艰辛才度过多尔衮专横跋扈的摄政时期，好不容易才稳固了大统、保住了帝位。这么辛苦才得来的皇位，怎么能够轻易传给他人？

尤其是岳乐还不是太宗皇太极一系的后人，如果把皇位传给他，那么太宗一系可以预见将永远告别之后的帝系传承，同时很大可能将遭遇悲惨的命运，皇太后本人的地位也将岌岌可危。有鉴于此，皇太后守候在乾清宫，无论奄奄一息的儿子如何从社稷安稳、江山永固方面加以劝说，就是不同意把大位传给外系宗室，一定要在诸皇子中选择一个，继承大统。

经过一整天的激烈争论，母子间依旧未能达成一致，这个时候，已经是正月初六的傍晚了。身体虚弱的顺治帝气息逐渐变小，无力支撑，眼看就要驾崩。儿子顷刻间便要离去，身为母亲的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悲痛欲绝，但又不能放任皇位被外人继承，于是最后一次向顺治帝劝说，举了前代金太宗不传子而传侄孙，导致子孙七十多人被屠戮一空；金章宗不传兄弟而传叔父，刚刚去世怀孕的妃子就被处死或者强行堕胎、子嗣断绝；明武宗传位堂兄，结果死后母亲被降低待遇、外家抄家灭族，这几个例子给顺治帝听，声泪俱下地请求一定要把皇位传给皇子、保持帝系不外传，这才是维系太宗一脉大统的根本。

在皇太后哀哀恳求、苦苦劝慰下，年轻的顺治帝思前想后，终于下定决心，同意皇太后的意见，将皇位传给皇子，以保证太宗以来的皇室大宗世系稳定性。

而决定传子不传兄后，接下来顺治帝所考虑的就是从皇子中选择一位承袭皇位。至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帝在世的皇子还有六位，分别为：皇次子福全、皇三子玄烨、皇五子常宁、皇六子奇绶、皇七子隆禧、皇八子永干。

这些皇子全都是庶子，是顺治帝的庶妃们所出，顺治帝平时也并没有特别偏爱哪一个，所以在这关键时刻，皇太后和顺治帝并没有拿定主意，第一时间选择谁继位。

在皇子中，次子福全是实际上的长子，行辈排序上有优势；玄烨是第三子，但自幼被皇太后亲自指派近侍抚养，所以也有优势。按照伦序，应立福全为储君，但皇太后相对来说更喜爱玄烨，所以请求顺治帝立玄烨为储君。

此时，顺治帝回想起当初查验皇子们读书、考核他们功课时，曾问过诸子将来的志向，福全回答“愿为贤王”，而玄烨回答则是“愿效法皇父”。从这可以看出两兄弟的心性和秉性，相对兄长福全来说，玄烨的表现更加显露外向、敢于任事。

再加上当时十分受皇室尊敬的传教士汤若望（皇太后尊称汤若望为义父，顺治帝本人称其为“汤玛法”，也就是爷爷的意思）被火速召进宫、询问立储之事意见的时候，从医学角度出发指出皇三子玄烨已经出过天花，拥有对于这种可怕疾病的终身免疫力，不会重蹈顺治帝本人的悲剧（顺治帝正是因为感染天花而即将驾崩）。而皇次子福全此时还没有出过天花，不知将来情况如何。如果选择了福全，而他将来又不幸罹患天花，那么社稷将再一次陷入混乱。为了江山稳固，汤若望建议选择皇三子玄烨为嗣君人选。

经过皇太后和自己衷心尊敬的“汤玛法”两人一番肺腑之言后，顺治帝终于下定了决心，立皇三子玄烨为承袭大统之人。之后，顺治帝强撑着精神，连夜召礼部侍郎、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前内阁学士麻勒吉，命两人即刻入宫至养心殿，当着自己的面，撰写传位诏书。王熙、麻勒吉二人跪听顺治帝口述遗诏，然后退到乾清门外西围屏连夜撰写，一夜未眠。正月初七清晨，传位诏书草拟好后，立即进献给顺治帝御览修改。

此时的顺治帝已经到了油尽灯枯，水米不进的地步，也就是关键的遗诏还没有完成，所以咬着牙亲自对遗诏进行修改斟酌，前后共计三次，直到当天晚上才最终确定了诏书的内容。而完成了传位诏书后，再也没有力气支撑的顺治帝带着对身后事的无限希冀和寄托，驾崩于乾清宫寝殿。这是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顺治帝时年二十四（实际二十二岁）。

顺治帝驾崩之后，麻勒吉奉命将遗诏交给守候在乾清宫外殿的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皇太后强忍悲痛，立即命王公大臣、内阁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等入宫，当众宣布大行皇帝的遗诏，迎皇三子玄烨为继承帝位。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为辅政大臣，共同辅佐新君，佐理朝政。

两天后，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九，时年八岁（实际六岁）的皇三子玄烨在太和殿正式登基，以明年为康熙元年，这就是清朝第四代皇帝——清圣祖康熙帝。

康熙帝共有兄弟七人，而在其登基前，长兄牛纽、四弟荣亲王（未有名）均已早夭。

牛纽，是顺治帝长子，生于顺治八年（1651年）十一月初一，生母为顺治帝庶妃笔什赫氏（即笔什赫额捏福晋、巴氏），按照《清史稿》的记载：顺治九年（1652年）正月三十，出生仅仅八十三天的牛纽夭折，死后无谥号、无追封。

但是在清代后期的野史笔记中，有一种说法：当年牛纽出生后，因为宫廷争斗厉害（正逢顺治帝第一任皇后和顺治帝关系恶劣，即将被废），而牛纽生母又是宫中低等宫女，出身卑微，所以为了躲避迫害，不得已带着刚刚满月的牛纽逃出宫中，辗转流落到河南武陟，就此在这里定居下来。

六十多年后，康熙六十年（1721年），黄河在武陟决口，洪水滔天，两岸百姓流离失所。居住在武陟已经六十多年的牛钮一是熟悉水性和河工、想要为治河尽一份力，二是想在去世前和弟弟康熙帝相认，了结一生的心愿，于是冒死进京，投书康熙帝，说明自己的身份，并请求赋予治河权力。康熙帝闻报后非常吃惊，急忙将牛钮接到宫中，详细询问后，确定这就是自己当年传闻“夭折”了的大哥。

欣喜万分的康熙帝出于血亲关系和牛钮自告奋勇的请求，同意了他担任治河都御史的要求，委托他前往河南，治理黄河决口。牛钮就任后，雷厉风行，立即赶赴河南，展开治理河工的进程，期间还罢免了治河不利的河南巡抚、诛杀了贪鄙枉法的河道总督。在他的大力整治下，黄河决口很快被堵上，水患得以消除。

之后牛钮返京缴还治河之任，但是康熙帝出于同胞之情，没有让他返回武陟，而是留居京师奉养。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康熙帝驾崩于畅春园。继位的雍正帝得知治河都御史牛钮居然是自己的皇伯后，一时间对于如何安置他大为踌躇：一是不能公开他皇伯身份，那样当年宫廷争斗之事就会大白天下；二来也不能继续让皇伯继续在朝为官、隐姓埋名，这不符合儒家孝道。

想来想去，雍正帝最后在武陟为皇伯建造了一所“嘉应观”，用来供奉黄淮诸河龙王，并赐封牛钮为嘉应观第一任观主，奉养于此。之后雍正帝又下诏把嘉应观按照皇家建筑风格样式修建，四面彩绘，供奉历代治河功臣，气势恢宏、富丽堂皇，让皇伯在此颐养天年。数年后，牛钮寿终正寝，在嘉应观去世，雍正帝命人在嘉应观正殿塑造牛钮的等身人像，身穿龙袍，头戴皇冠，以帝王之礼加以供奉。然后在殿外修建碑亭，放置“嘉应观御制蛟龙碑”，并亲笔题诗：朕抚临寰宇，夙夜孜孜，以经国安人为念。

雍正帝以这样隐喻的方式，既给皇伯安排了安静富贵的养老之地、不留痕迹地表示了尊崇之意，又顾及了皇家和朝廷的颜面，处置确实十分妥当得体。

不过，这些都是野史笔记记载，出自在野文人学士之手，经不起推敲，也不是很靠谱。估计是为了迎合普罗大众对于皇家隐私秘密的窥探和猜测，才虚构了这个故事，经过反复转载，流传于后世，给民间演义增添一些戏剧化的传说而已，同时为嘉应观的旅游事业也贡献了一定的助力。至于真实历史上的牛纽，应该还是在顺治九年（1652年）正月三十夭折了，他在这个世上，只存活了八十三天。

顺治帝第四子荣亲王，顺治十四年（1657年）十月初七出生，生母董鄂氏，时为顺治帝皇贵妃，极得顺治帝宠爱。子以母贵，所以顺治帝对于这第四个儿子的出生欢喜至极，甚至为此祭告天地，并令群臣向自己朝贺，举行隆重庆典，颁布皇子降生的诏书，大赦天下，而这些都是皇后所生嫡长子出生时，才会有的待遇。

在诏书中，顺治帝直呼这个儿子为自己的第一子，其中所蕴含的意义不言自明：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自古帝王继统立极，抚有四海，必永绵历祚，垂裕无疆。是以衍庆发祥，聿隆胤嗣。朕以凉德缵承大宝，十有四年。兹荷皇天眷佑，祖考贻庥，于十月初七日，第一子生，系皇贵妃出。上副圣母慈育之心，下慰臣民爱戴之悃，特颁肆赦，用广仁恩。

这已经表明：顺治帝内心是以刚刚诞生的第四子为自己的嫡长子、并当做自己将来的皇储看待的。而皇四子的生母皇贵妃董鄂氏，假以时日，必将代替不得宠的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皇太后的侄孙女），入主中宫，成为顺治帝第三任皇后。

世事难料，就在四个月后，顺治十五年（1658年）正月二十四，刚满百日的皇四子因病夭折（很可能是天花），连名字都来不及取。这使得对其寄予厚望、意图以其为嗣君的顺治帝大受打击、痛心不已。三月，顺治帝不顾祖制规定、逾制为夭折的第四子在京师西北黄花山下修造了高规格的陵寝，并追封这个只存活了一百零七天的婴儿为“和硕荣亲王”。

顺治帝还亲笔写了《皇清和硕荣亲王圹志》，以寄托对早逝的荣亲王宠爱、痛惜之情：和硕荣亲王，朕之第一子也。生于顺治十四年十月初七，御天于顺治十五年正月二十四，盖生数月云。爰稽典礼，追封和硕荣亲王。呜呼！朕乘乾御物，敕天之命，朝夕祗惧，思祖宗之付托，冀胤嗣之发祥。惟尔诞育，克应休禛。方思成立有期，讵意厥龄不永！兴言鞠育，深轸朕怀……”

原本顺治帝还想着日后皇贵妃董鄂氏能再诞育皇子，那时顺水推舟，借皇后无子为名，废黜皇后，改立有子的董鄂氏为新皇后。但是因荣亲王夭折的打击，使得董鄂氏忧思成疾，一病不起，从此再也没有能够为顺治帝诞下第二个儿子，使得顺治帝的愿望落空。

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十九，体弱多病的董鄂氏薨逝于承乾宫，时年二十二，身后追封为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顺治帝因为董鄂氏的离世而悲痛欲绝，数日不思饮食，甚至有出家的念头。虽然在皇太后及高僧玉林通琇的谏言下打消出家之事，但是以后精神恍惚、状态萎靡，再也无力支撑处理政务、操执权柄、管理这庞大的帝国了。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在董鄂氏去世不过五个月后，二十四岁的顺治帝也因罹患天花而驾崩，皇位由第三子玄烨所继承。如果皇四子荣亲王不早夭、顺利成长的话，那么可以肯定他将是顺治帝的皇太子第一人选，成为未来清朝第四代皇帝。荣亲王的早夭，是他本人、以及顺治帝和董鄂氏的不幸，但却是皇三子玄烨、将来的康熙帝大大的幸运。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古今之事，莫不如此。

康熙帝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九登基后，尚有兄弟五人在世，其中次兄福全九岁、五弟常宁三岁、六弟奇绶两岁、七弟隆禧一岁，八弟永干未满月。

之后，奇绶于康熙四年（1665年）十一月初六夭折、永干于康熙六年（1667年）十二月初二夭折，去世时均不满七岁，死后无谥号、无封爵，安葬于京西黄花山园寝内。两位皇子在这世上匆匆走了一遭后，便无声无息地消逝于岁月的长河中。

康熙帝次兄福全、五弟常宁、七弟隆禧，没有遭遇幼年夭折的命运、得以平安长大。康熙六年（1667年）正月，十五岁的福全被晋封为和硕裕亲王，并受康熙帝的诏命参与议政，这是顺治帝诸子中，第一个被封亲王的皇子。康熙十年（1671年），十四岁的常宁晋封和硕恭亲王，康熙十三年（1674年），十四岁的隆禧也被晋封为和硕纯亲王。至此，康熙帝的三个兄弟先后被封授王爵，这也体现了康熙帝对于兄弟们的亲厚兄弟感情。

康熙十八年（1679年）七月十五，纯亲王隆禧病重不治，当日薨逝，年仅十九。康熙帝在隆禧病笃时多次探视，病逝后又亲自前往致奠，悼念这个不幸早亡的弟弟。隆禧去世后，康熙帝命其年幼的独子富尔祜承袭纯亲王爵位，以示推恩之意。但是富尔祜在康熙十九年（1680年）也幼年夭折了，纯亲王的爵位因此被除封。隆禧虽然没有遭遇少年夭折的命运，但是因为自己的早逝和儿子的夭折，最后还是没有能够将自己的血脉延续下去，导致传承断绝。

裕亲王福全，是顺治帝实际上的长子（顺治帝长子牛钮早夭），生母和孝献皇后一样，也是出身于董鄂氏，所以相对较得顺治帝喜爱。他自幼就性格柔顺乖巧，心地朴实，对祖母皇太后和父亲顺治帝也很有孝心，当年顺治帝选择皇子立储时，其实福全比三弟玄烨更有优势。但是福全一来有眼疾、二来没有出过天花，确实不宜被立为储君，所以最后才让行辈低的三弟玄烨越过自己，继立为帝。

福全为人忠厚内敛，从没有对此有过什么抱怨不满，而是和年幼的康熙帝相亲相爱、忠心不二，全力支持辅佐康熙帝，以成就大业。康熙帝感念兄长的忠诚和友爱，对其关怀倚重，多次授予其军政重任，并命其参与议政，作为自己治国理政的重要辅佐。终福全一生，康熙帝都对他信任有加。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漠西准噶尔蒙古首领噶尔丹进犯漠北、又直入漠南，到达距离京师只有七百里的乌朱穆秦。康熙帝为了保卫北方边境安全，决心出兵反击噶尔丹。于是康熙帝命皇兄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领军出古北口；命皇弟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领兵出喜峰口，两面进击，合讨噶尔丹。之后康熙帝亲自出塞督战，坐镇后军，部署军队迎击准噶尔军。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八月，福全率领大军，在乌兰布通一战中大败噶尔丹，迫使其低头服软。但是噶尔丹趁福全大胜后思想松懈之时，一面假意议和，一面脱离和清军的接触，逃出包围圈。福全闻报后，考虑噶尔丹已逃循出境，而且大军出征日久，粮草渐渐不足，不能维持，于是便下令班师。此举致使康熙帝全歼准噶尔军的计划落空。

康熙帝对福全擅自退兵大为不满，下诏命福全驻扎在朝阳门外等候处置。但是康熙帝心中也不愿对兄长过多责罚，又怕诸将迎奉自己，对主将加以诋毁，于是密诏随福全出征的皇长子胤禔：“裕亲王乃汝伯父，倘汝供与王有异同，必置汝於法。”意在使诸将不得捕风捉影、攻讦主将裕亲王。福全知道康熙帝的举动后，即惭愧又感动，哭着说：“我复何言！”于是把私自退兵、致使噶尔丹逃走的过失揽到自己头上，承担了全部责任。

议政王大臣会议议定福全的过错，提出削爵惩罚。康熙帝出面转圜，以乌兰布通大捷为由，免除福全夺爵之罚，止罚俸三年，撤销所辖三佐领了事，并命福全退出议政王大臣会议。此后福全作为富贵闲人，列班朝会大典，不再参与国家军政要务。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噶尔丹再次入寇，康熙帝亲征漠北，在昭莫多彻底击溃噶尔丹所部，此战福全也随同康熙帝出征，参与作战，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踏上战场。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初，福全患病，康熙帝亲临其府中，探望兄长的病情。六月，福全病情加重，此时康熙帝已巡视塞外，得知消息后急忙命随行的皇子们马上返京照看。六月二十四，福全薨逝于裕亲王府，时年五十一岁。康熙帝闻报后十分悲痛，缩短了出巡时间，赶回京师亲自到福全府上致祭，出殡时又亲自参与，痛哭不已，给兄长上谥号“宪”，称裕宪亲王。又命内内务府及工部为福全监造亲王规制的园寝、建造碑亭、牌楼，日后除常年四时祭祀外，再安排加祭。

福全去世后，康熙帝时常想念皇兄，于是命画工绘制一张自己和福全并坐于桐荫之下的画像，时时观看，以此寄托对福全的思念之情和手足友爱之意。

按制度，福全的亲王是恩封王爵，必须按代降袭，但是康熙帝怀念和兄长的友爱之情，特许裕亲王爵再承袭三次，到福全的曾孙良焕时，才按制降为裕郡王。此后爵位三降，福全的后裔以奉恩镇国公世袭，直至清末。

恭亲王常宁，又名常颖，是康熙帝唯二得以平安成长、开枝散叶的兄弟，但是和次兄裕亲王福全忠厚平实、极得康熙帝信任和倚重相比，常宁这个五弟却一直不受康熙帝重视，而且对其态度颇为不屑。当年康熙帝将兄弟们全部封王后，还特地对大臣们说：太祖、太宗、世祖时，皇子、皇弟不一定全部都封王，而是要看他们是否贤德、是否立功。现在因为要倚重近支宗室，所以才把我的兄弟们都封王。但是像常宁这样仅凭血脉关系就被封王的，他果真能当得起这个封号吗?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康熙帝对于这个弟弟的不满和失望之情。

常宁晋封恭亲王后，只是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被授予安北大将军称号，领兵出喜峰口，协同兄长福全合讨噶尔丹。此战中并没有记载常宁的功过，也许是他根本没有展示的机会，也许是早就被康熙帝放弃了，所以在史书中默默无闻。

之后的常宁，无声无色的生活在京师之中，除了按部就班参与朝廷典仪之外，再没有其他特别的记载。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六月，就在他的兄长福全病重的时候，常宁自己也患病不治，于六月初七薨逝于京师，年四十七岁，比兄长福全只早去世十七天。

和福全风风光光的葬礼相比，常宁身后之事可谓冷清落寞，康熙帝对于兄长福全的去世伤心难过、多次致祭，亲自出席出殡大典。但是对只早了半个月去世的弟弟常宁，却一点致哀的意思也没有，亲自上门祭奠也免了，只是派了几个儿子前去随便应付一下。而且常宁去世后没有赐予谥号，就连按制降等的恭亲王爵位也被降二等承袭，止封授常宁的儿子海善为多罗贝勒。这表明康熙帝对于常宁确实是不满和不屑至极，连表面功夫也不想维护了。

鉴于康熙帝对于常宁的态度，所以后来继位的雍正帝对于叔父这一脉也抱有鄙视心态，曾经多次数落常宁以及他的子孙，颁发谕旨说：“朕叔恭亲王常宁，昔年受皇考友爱深恩，不知感激报效，而因循懒惰，悠忽终身，此中外所共知者。恭亲王身后，皇考因满都护赋性庸愚，不便将伊承袭，以其弟海善袭封贝勒，令在内廷行走，教诲施恩，望其成立，以继恭亲王之后。乃伊性情暴戾，行止乖张，口出逆言，心无伦理。种种罪恶，不可殚述。”常宁一脉在康熙帝和雍正帝的心目中，可见是个什么地位。

常宁身后，世袭爵位一降再降，直到以不入八分镇国公世袭，历代大宗都默默无闻。但是常宁的小宗后裔在清中后期却大放异彩，出了父子尚书、祖孙进士、大学士之家等等科举世家，这在清朝宗室子弟之中，几乎是第一等优秀的存在。对于常宁一脉来说，也有点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意思了。

以上，就是康熙帝登基前后，他七位兄弟的详细情况，以及各自的人生结局。其中有早夭的，有早逝的，有深得信任忠心无二的，也有不受重视碌碌无为的。总而言之，作为皇族子弟、宗室近支，他们的命运自出生起就紧紧地和皇家联系在一起，在或长或短的人生中，被动地参与到一段段历史进程之中，最终在历史长河里留下自己的足迹和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