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2日，《申报》刊登了一条消息：“市警局于昨日午后6时，在南京路大新公司门口……枪决抬价收兑银圆，企图扰乱金融，破坏治安之匪徒张权、李锡佑等人。”

彼时，解放大军逼近上海，郊区甚至都可以听得见炮火连天的声音，整座城市处在黎明到来前的兵荒马乱之中。

面对一触即发的大战，两个“经济犯”的死，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

更没有多少人想到，这两个被枪决的“匪徒”，差一点就在上海上演了“西安事变”，差一点就改变了这座城市的命运。

张权是河北武强县人，早年曾在日本留学。

抗战时期，张权是国民党唯一一支战车部队团长。

在与日军大大小小数十次战斗中，他率领部队奋勇杀敌，重创日军，屡立战功，曾经得到过蒋介石的当面嘉奖。

但是张权对于蒋介石本人并没有多少好感。

上世纪四十年代，他和周恩来、董必武等共产党人来往密切，而且热衷于学习马列著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权越来越深信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中国人民要实现独立富强，非马克思主义不可。

抗战胜利后，他在南京见到了蒋介石，曾经当面规劝其为民族大义考虑，停止内战。

但是蒋介石一心反共，根本听不下去这种劝谏，反而狠狠斥责了张权。

从那以后，张权就对国民政府心灰意冷。

他曾偷偷和亲友抱怨说：“蒋介石媚外窃国反人民，实乃千古罪人！”

正因如此，解放战争期间，“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张权为我党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解放大军百万雄师渡江前夕，他曾经不顾自身安危，亲自冒险前往国民党长江防线观察记录，花了整整三天三夜时间制作了一幅“长江沿线布防图”。

这份极其珍贵的“布防图”，后来被交给了解放军指挥部。

我军以此图为参考，胜利渡过号称天险的长江。可以说，张权为渡江战役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解放军占领南京后，国军孤注一掷，在上海集结了9个军、24个师、6个交警总队，总兵力共约23万人，构筑了各种坚固的防御工事，碉堡、地雷、电网、壕沟星罗棋布。

对于上海来说，决一死战的时刻到了。

1949年5月初，蒋介石亲临上海，坐镇复兴岛，扬言要固守到底，在这个决定生死的关头，张权不由得忧心忡忡。

三大战役结束后，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国民党政府的溃败已经成了定局。只不过蒋介石不肯死心，仍要集中兵力，负隅顽抗。

可是即使是国军坚决抵抗，最多也就是将上海解放的时间往后拖一点而已，改变不了历史的大潮流。

对此，张权心中再明白不过。

他和秘书王亚文说：“徐蚌战争中，国军有精锐的部队，有最新的美式武器装备，尚且打不过解放军，一败涂地。上海一隅，虽号称数十万之众，均残渣余孽，还想作最后挣扎，徒然多死些老百姓而已。”

张权的秘书王亚文，不是一个普通的秘书，他是我党的地下活动者。

早在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之时，中央军委就预见到“蒋介石必定会在上海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孤注一掷”，决定选派骨干在国军中进行策反。

而王亚文，就是接受组织委派，暗中潜伏在上海的“策反”人员之一。

在他的劝说和鼓舞下，张权决定放手一搏。为了尽最大努力减少损失，为了避免上海沦为一片焦土，更为了避免600万市民生灵涂炭，张权默默下定决心，要改变这场战争的走向。

在王亚文的牵线下，中共中央上海局宣传部长沙文汉联系上了张权，暗中支持他发动起义。

但是要起义，光靠张权一个人的力量肯定是不够的。

彼时，国民政府在上海的统治力量还相当强固。除30万正规部队外，警察、特工系统也十分庞大。尤其是蒋介石亲临上海后，军统巨枭毛森亲自负责安全警卫工作，森严壁垒，可谓滴水不漏。

所以，张权必须找一些盟友。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驻在复旦大学的132师师长李锡佑。

两人既是同学，又曾结拜过兄弟，而且李锡佑内心深处也比较偏向共产党，是最好的伙伴。

果不其然，张权找上门后，两个人一拍即合，立刻达成了约定。

然而，就在张权等人紧锣密鼓地筹备起义时，临近灭亡的国民党已经几近疯狂。

三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为解放军进军全中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使国民党集团产生了严重的挫败感，国军内部到处弥漫着紧张和焦虑。

蒋介石害怕国军将领临阵脱逃，更害怕他们临阵倒戈，所以连番对守卫上海的将领展开训话。

他让汤恩伯宣读《战令十条》，一连说了10个“杀”字，恐吓国民党将领不得有二心。

在座军官，个个听得心惊胆颤，头皮发麻。

此外，蒋介石还以“校长”的身份，召开黄埔和中央军校毕业的高级将领座谈会。座谈会上，老蒋恩威并施，封官许愿，号召大家团结对敌，共渡难关。

而他最狠的一招，是直接以“保护”的名义，将全部团以上军官的家眷送去了台湾。

名为“保护”，实质就是拿家人当人质，逼迫国军将领为其死战到底。

正因如此，张权的策反工作进行得特别艰难。

例如他和王亚文到青年军209师方懋锴家中进行游说的时候，就遇到了婉拒。

方懋锴面对张权的劝说，长叹一声道:“我是叫花子出身，是蒋经国一手提拔的。他对我有知遇之恩，我不忍心啊。”

张权说：“你这是愚忠思想，古代还讲良禽择木而栖呢。今天，更要一切以对人民的态度为出发点。”

方懋锴还是很为难：“我与共产党面对面厮杀了这么多年，他们能饶恕我吗?”

王亚文赶紧表态，革命不分先后，傅作义从前也名列战犯名单，但他在北平高举义旗，现在依然受到了共产党的礼遇。

方懋锴沉思良久，最后还是点头同意了。

他说：“一旦解放军从我的防区进攻，我就举起白旗，让他们长驱直入。然后我就解甲归田，回家种田。”

在这之后，张权又相继策反了一批人，其中有第51军军长王秉钺、第182师师长王挽危、炮兵第51团团长刘仲权等。

此时，起义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眼看条件渐趋成熟，沙文汉传达了上海地下党的决定——任命张权为上海市起义军司令，王亚文为政委。

张权和李锡佑、王亚文将起义的时间定在了1949年5月16日上午10时，起义司令部则设在吉祥路121号。

具体计划是这样的：

16日上午，先由国民党炮兵第51团抢占位于四川路的施高塔大楼，以施高塔为基地，升起义旗；

再由刘仲权带领51团驻在西体育会路一带，迎接解放军入城；

驻在市区的摩托化团、驻在复旦大学的132师、驻在浦东的209师等配合出击，见机行事，协同作战，一举占领国民党京沪杭警备司令部。

此外，为了阻断国军从海上逃路的路线，张权准备在吴淞口最狭窄的地方设置障碍，封锁吴淞口水道。

一旦成功，那么龟缩在复兴岛上的蒋介石将上天无门，后退无路，必成瓮中之鳖。

为保障起义顺利实施，张权还亲自到虬江码头、吴淞要塞、上海郊区等地侦察军情。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其实按照事后的眼光来看，张权和李锡佑商定的计划称得上周密严谨。

一旦计划成功，历史也许会重写。

上海解放的过程会按照另一个剧本展开：数支国民党部队发动武装起义，切断市区与吴淞的陆路交通，封锁水陆空，强攻警备司令部，然后直扑复兴岛，活捉蒋介石。

所谓“擒贼先擒王”。

蒋介石被抓，不仅仅意味着上海的提前解放，更会提前导致国民党势力走向彻底崩溃，整个解放战争的局势，都将随之发生变化。

差一点点，张权就可以改变历史了。

然而很可惜，因为一个人的背叛，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

最后，张权和李锡佑功败垂成，倒在了黎明之前。

叛徒的名字，叫做张贤。

1949年5月15日，也就是起义的前一天。

王亚文与张权在约定地点外滩公园秘密接头，对“捉蒋行动”做最后的周密安排。

此外，张权还要去最关键的吴淞炮台再一次视察，布置行动。

此时的上海处在黎明前的至暗时刻。蒋介石仍在进行疯狂反扑，街上红色警备车呼啸而过，到处搜捕共产党人，整个城市人心惶惶。

王亚文等人曾劝说过张权，最好在这个特殊时刻不要出门。

但张权却斩钉截铁地说：“打仗要掌握关键，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不幸的是，意外还是发生了。

由于蒋介石的高压政策，李锡佑手底下的132师中校情报科长张贤承受不了压力，选择了在起义前夕告密。

张贤是李锡佑将军的同乡兼校友。他早年穷困潦倒之际，是李锡佑多次接济，还将他一手提拔成了心腹，拉他加入起义大计。

可是张贤狼心狗肺，忘恩负义，害怕起义失败遭到牵连，转头就告发了李锡佑。

5月15日下午，张权从吴淞口回家，到达麦加里弄堂口时，被便衣特务逮捕。

很快，李锡佑也被捕了。

由于许多国军军官都是和张权直接单线联系的，因此他被捕后，起义功亏一篑。

蒋介石听闻张权和李锡佑叛变的消息后，勃然大怒，摔碎了茶杯。

他这一生遭遇了两次“活捉”，均是亲信所为。第一次是张学良，第二次是张权。

不同的是，第一次成功了，第二次失败了。

蒋介石害怕当年“西安事变”重演，当晚就急急忙忙地乘军舰逃离上海。

他下令警察局局长毛森审讯张权，必须要他供出准备参加起义的国民党官兵的名单

毛森感到立功的机会来了，亲自坐镇，组织特务审问。可是张权视死如归，守口如瓶，绝对不肯出卖战友。

他说：“好汉做事好汉当！这一切都由我负责。你们要杀就杀我好了，不要牵连无辜的人。”

对张权的被捕，上海秘密党组织感到十分悲痛，也曾组织力量进行营救，但因敌人严密看押而未能如愿。

被关押的那几天里，他们受尽了酷刑。

李锡佑双手双脚都被打断，张权经历了连续9小时的拷打折磨。

但是从头到尾，他们都没有吐露出其他参与起义的人员名字，保护了大批国民党爱国官兵。

在狱中，张权听着上海郊区传来的隆隆的炮，脸上情不自禁露出微笑。

他对牢房中的狱友说：“天快亮了，我们等着吧！”

而躲在“江静号”上的蒋介石听说这二人宁死不屈后，知道再审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所以直接下了下令杀无赦。

为了避免影响国军的士气，国民党政府并没有公开张权和李锡佑发动起义的事情，而是以扰乱金融、破坏治安的罪名进行处决。

5月21日早上10时，张权和李锡佑被五花大绑，背上插着一块“银圆犯”的牌子，嘴里塞了棉花，推上囚车。

当晚6时，上海全城戒严，南京路西藏路口岗哨林立，如临大敌。

一辆吉普车在大新公司（今第一百货商店）门口停下。国民党特务将张权、李锡佑从车上推下，逼迫他们下跪。

但是二人昂首挺立，誓死不跪。在生命的尽头，张权要求向周围群众说几句话，但遭到了拒绝。

他只能大声对着人群高喊“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监刑官怕他讲话引起大乱，气急败坏地叫道：“快开枪！”

随着几声枪响，张权和李锡佑倒在了血泊之中。

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将军，是抗日战场上的民族英雄。可他们没有死在枪林弹雨中，反而被人五花大绑，以“银圆犯”这样莫须有的罪名，被击毙在了上海最繁华的闹市区。

而此时，离上海解放仅仅只剩下了六天。

张权死后，他的夫人胡雪影在我党地下成员的陪同下，到宝善山庄寻找他俩的遗体。

因为囯民党疯狂镇压，杀人太多，尸体堆积如山，他们在死人堆中一个一个地翻找，终于找到了二人遗体。

张权生前是国民党高官，但两袖清风，死后家人竟连丧葬费都无法筹措。最护还是策反委员会的同志募集了100块银元，才将他妥善安葬。

1949年5月27日，解放军浩浩荡荡开进了上海市区。遗憾的是，张权将军再也看不见他最期盼的这一幕了。

经首任市长陈毅批准，上海市政府为张权颁发了第一号烈士证书，灵柩葬于虹桥公墓。

在他的墓碑上，刻着一副挽联，上书：“壮志末酬为国捐身；功迹永存垂史留名”。

而那个叛徒张贤，仅仅享受了几天的风光日子就成了过街老鼠。在解放军进城后，他诈死潜伏，改换姓名到处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却仍逃不脱历史的惩罚。

1957年，张权将军牺牲8年以后，张贤被群众检举归案，被判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