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月15日和9月9日，朝鲜半岛在“三八线”南北两侧，先后成立了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形成了以李承晚为首的政府和以金日成为首的政府。从此以后，两国经常爆发小规模的军事冲突，都希望在自己的主导下完成半岛统一。
1950年6月25日凌晨，朝韩双方在军事分界线附近爆发了大规模的冲突，朝鲜战争由此爆发。由于北方的金日成政权准备得更充足，很快就将南方的李承晚政权打得溃不成军，短短三天时间便攻占了汉城(首尔）。在李奇微所著的《朝鲜战争:李奇微回忆录》中，有过这样的一段记载:
北朝鲜人民军不仅为这次进攻作了非常充分的准备，甚至还拟订了详细周密的计划，就连派兵混杂在难民中潜入南朝鲜破坏交通、散布恐怖言论以及摧毁坚固工事等问题都考虑到了。
面对自己扶持的李承晚政权如此不堪一击，美国的杜鲁门政府显得非常失望，这将极大地影响到冷战格局。为了维持半岛均势，美国人又不能“置之不理”，立即就着手展开各种反击。
1950年7月7日，在美国政府主导下，在苏联政府缺席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84号决议，强烈谴责朝鲜的同时还宣布组建“联合国军”。除美国以外，英国、法国、泰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卢森堡、希腊、土耳其、新西兰、比利时、菲律宾、哥伦比亚、南非和埃塞俄比亚这15个国家也派出军队，统一接受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的指挥。
对于美国的谴责和威胁，金日成丝毫没有动摇，继续以雷霆之势大举南下。截止1950年8月时，朝鲜人民军已经攻占了大田、木浦和晋州等地，将整个半岛90%的土地和92%的人口都收入囊中。
在巨大的胜利面前，金日成似乎有些飘飘然，完全不顾战线拉长后人员补给和后勤供应的实际困难。对此，远在北京的毛主席连续两次去电提醒他切不可轻敌，尤其要提防麦克阿瑟从中部登陆。
1950年9月15日，麦克阿瑟果然指挥“联合国军”进行仁川登陆，从而将朝鲜人民军拦腰切断，彻底扭转了半岛局势。眼见情势突变，金日成只能迅速后撤，十多万精锐部队只有三万撤回到“三八线”以北，基本丧失了招架之力。
1950年10月1日后半夜，刚刚完成国庆一周年的系列庆祝活动，我国领导人们齐聚颐年堂会议厅商讨半岛局势。在会上，毛主席通报了刚刚收到的两封信件，分别来自苏联和朝鲜。其中，斯大林的电文如下:
根据眼下形势，如果你们认为能用部队给朝鲜以帮助的话，至少应将五、六个师迅速推进到三八线附近，以便掩护他们组织后备的力量。
相比斯大林的电文，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的亲笔信则显得更加急切，也更加直白。在信中，他几乎以一种求救的口吻表示:
如果敌人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只靠我们的力量是难以克服的。因此，不得不请求您给予帮助，急盼中国军队可以直接出兵以援助我军作战。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不能任由美国欺凌朝鲜，更不能允许美国威胁到我国的安全。但是，考虑到新中国毕竟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到万不得已还是要尽量避免直接开战。第二天，政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发表声明:
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以北扩大战争，我们不会坐视不管！
10月4日上午，一架苏制的伊尔-14运输机降落在西安机场，将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和西北军区司令员彭德怀接到北京。当天下午，他直接赶到会场去面见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紧急商讨朝鲜局势。
当时，所谓的“联合国军”已经基本完成了既定目标，打赢了一场有限的局部战争。除了美国以外，包括英国、法国和澳大利亚等国也不愿意扩大战争规模，不愿意与苏联和中国为敌，担心引发新的世界大战，因而大家都倾向于“见好就收”。
已经被胜利冲昏头脑的麦克阿瑟却不这样认为，他在与杜鲁门总统当面商讨朝鲜战局时竟然狂妄地表示:“如果中国人真要南下平壤，那就是自寻灭亡”。于是，“联合国军”不仅越过了三八线，而且还派飞机多次入侵中国领空以进行试探和挑衅。
中国人民不好战，但也不畏战！
无奈之下，毛主席最终做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提出“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口号。在讨论由谁挂帅时，先后排除了林彪、粟裕和陈毅后，最终一锤定音选择了彭德怀。
担任志愿军司令兼政委后，彭德怀马不停蹄展开了战前工作，除了亲赴东北视察部队，还就后勤补给和武器装备等展开协调。最终，确定第一批入朝作战的志愿军共有四个军，分别是第38军、第39军、第40军和第42军，另有三个炮兵师和一个高射炮团，共计约25万人。
1950年10月16日，第42军作为先头部队率先秘密入朝，正式拉开了抗美援朝的序幕。三天后，彭德怀趁着夜色悄然抵达战火纷飞的大榆洞，亲自会见了金日成。据当时的随军秘书杨风安回忆:
金日成孤身一人，手头的部队已经失去联系，战场形势万分危急。
彭德怀向金日成介绍了第一批入朝志愿军的大体情况，准备先进行短期休整后再发动攻势。不过，通过战场分析，我方发现麦克阿瑟尚不知道志愿军已经入朝，依然还在不顾一切向北推进，于是决定发动第一场战役。
由于士气高涨和出其不意，志愿军初战告捷，成功打出了中国军队的气势，也极大地震慑了“联合国军”。在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彭德怀在大榆洞召开了总结大会，同时也为第二次战役进行了部署。在讲话中，他客观冷静地分析:
麦克阿瑟虽遭到第一次战役的打击，但美军主力未受大的损失。同时，他对我军的具体兵力还不清楚，肯定还会向北再次进犯。我军的装备落后，如死拼硬顶肯定要吃亏，不如暂避其锐气边打边退，后撤30至50公里以诱敌深入，然后在运动中寻机歼敌。
对于彭德怀的军事指挥能力，毛主席从来都没有怀疑过，否则也不会有“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评价。因此，北京很快便批准了第二次战役的作战计划，志愿军和人民军在东西两线同时主动后撤。
见到志愿军后撤，麦克阿瑟果然中计，下令美军全线追击，不出意外进入了我方预设的包围圈，第二次战役打响。其中，西线部队在清川江地区吸引敌方主力，东线部队则在长津湖地区对敌实施歼灭，电影《长津湖》就讲述了这段真实历史。
前两次战役的胜利，在扭转朝鲜战局的同时，也滋生了部分轻敌冒进的观念，在朝鲜人民军内部尤为明显。作为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及时制止了这种情绪的蔓延，以谨慎稳健的态度展开了第三次战役。
1950年12月31日，志愿军和人民军终于越过“三八线”南下，从而发起了第三次战役，再度占领汉城后一直推进至“三七线”附近。这次，麦克阿瑟显然学精了，面对我方强大的攻势选择不战而退，主力部队纷纷南撤。彭德怀敏锐发现，这是敌人在有样学样，故意诱我军南下后准备利用补给不足和空中优势展开反击。
为了避免重蹈朝鲜人民军之前的覆辙，彭德怀下令各部队停止追击，第三次战役提前结束。对此，金日成并不认同，二人多次展开激烈讨论，其实就是各抒己见罢了，并非个人私怨。
通过前三次战役的胜利，志愿军和人民军已经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后来又相继发动了第四次战役和第五次战役。截止1951年6月，“三八线”已经牢牢被中朝联军占领，只是苦于后勤补给不足才没有进一步扩大战果。
1952年初，眼见军事手段难以奏效，美军竟然无耻地使用了细菌战。凭借着空军优势，他们在中朝阵地的前沿和后方投放携带细菌的蚂蚁、跳蚤和蟑螂等昆虫，造成志愿军和人民军大面积感染。
得知此事，彭德怀大骂美军无耻至极，迅速向北京汇报以求获得医疗支援。同时，由于长期的作战压力和恶劣环境，他的左前额长出一个小肉瘤逐渐压迫到神经系统，经常都会头痛难忍。
由于前线缺乏相关的检测仪器，随军医生初步判断彭德怀的肉瘤由癌症引起，建议迅速回国检查和治疗。尽管深知临阵换帅是兵家大忌，但为了老战友的身体，毛主席立即下令由陈赓前去朝鲜顶替指挥。
1952年4月12日，彭德怀秘密返回北京住进301医院，周总理受毛主席委托亲自前来探望并且指示他安心接受治疗。经过专家们会诊，左前额的肉瘤只是良性脂肪瘤，手术切除后即可恢复。
伤口痊愈后，彭德怀提出尽快返回朝鲜前线却被周总理挽留。原来，随着五大战役结束，朝鲜半岛再没有发生过大的军事作战，毛主席希望他留在国内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
1952年的7月，彭德怀担任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开始全面主持军委工作。不过，他认为自己是“大炮筒子”不适合这个岗位，任前多次推辞直到毛主席亲自出面才点头答应。
1954年9月，随着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政协代行人大职权的任务已经结束，国家体制发生了一系列改变，政务院也升格为国务院。之后，彭德怀出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国防部长。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彭德怀的个人威望也达到了顶峰，在出任国防部长的同时还继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不过，他那种敢说敢做的作风却丝毫没有改变，最终酿成了严重的后果。
1957年，全国掀起了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并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由此拉开了这一序幕。
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号召全国人民在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将工业产量超过英国，赶上美国，俗称“超英赶美”。同时，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任务和指标，各条战线都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
平心而论，“大跃进”和“总路线”的初衷是好的，反映出广大人民群众迫切希望改变经济落后的愿望，反映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组织的拥护。但是，这明显违背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忽视了当时生产力的客观水平。
就在“大跃进”迅猛发展的同时，农村又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损害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1958年7月，《红旗》杂志在“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中，明确提出“把合作社变成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单位”，从而形成了“高指标、瞎指挥”的浮夸风。
从此以后，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得到大力宣传和极力推崇，先被称为“三个法宝”，后来又改为“三面红旗”。显而易见，这些政策和方针严重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危害。
1958年12月，彭德怀回到家乡湖南，先后在湘潭和平江等地调研走访，真实发现了基层存在的许多问题，像“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等现象都非常普遍。对此，他当场予以了严厉批评，同时做好记录回京后如实汇报。
随着“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显现出越来越多的问题，毛主席也察觉到了异样。因此，他多次强调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在湖北武昌调研期间这样表示:
现在横竖都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一百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二百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去。
为了加快纠正“左”的错误，组织先后在郑州和上海等地召开扩大会议，调低了工农业产量的指标。在这种背景下，毛主席决定召开庐山会议总结经验，准备制定新的经济建设规划。
1959年7月1日，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等人陆续抵达庐山，大家的心情都很放松，抱着总结经验教训的心态来参加这次“神仙会”。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记载:
为什么叫神仙会？因为庐山天下名山，富历史古迹，多神仙故事，权且都来当当“神仙”吧。大家心情甚舒畅，相机进言，颇为融洽。
7月2日，庐山会议正式开始，毛主席提出了准备讨论的主要内容和议题，还借用湖南省提出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这三句话作为指导思想。当时，会场的气氛非常融洽，大家畅所欲言谈问题，谈心得，谁也没想到会发生重大变故。
由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和吴冷西等人组成秘书组，专门负责记录会议纪要，准备在正式讨论后形成文件。到了7月14日，彭德怀亲自写信给毛主席，分析了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产生的原因，并且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读完彭德怀的“万言书”，毛主席并没有当场发怒，只是脸色有些沉重。据当时在场的秘书和卫士长回忆:
主席看过彭德怀的“万言书”，把烟蒂拧入烟灰缸后苦笑说:“彭德怀送给我看的尽是消极材料，尽给我送消极材料。”他停下来，认真将一枝香烟放入烟嘴后继续说:“彭真、王任重、陶铸、柯庆施送的材料积极”。之后，还说过“这个人敢讲真话”和“太容易得罪人”。
毛主席意识到很多人对“三大法宝”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因而要求工作人员紧急印发“万言书”并且冠之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分发各个小组讨论。同时，他还提议再来一些人参加最后几天的会议，通知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和林彪等人也上山来参加会议。
黄克诚于18日晚抵达庐山，没有料到秀美绝伦的庐山竟是自己人生历程的一场厄运。不知是偶然还是出于其他考虑，他被安排与彭德怀同住一栋别墅——176号别墅。
作为彭德怀的好友和下属，黄克诚和他在长期工作中结成莫逆之交，一个脾气柔和，一个脾气火爆。当他仔细看完那封信，当场就遗憾地表示:
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写法却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总是感情用事，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不当面交谈，何必要写信？
见到黄克诚后，向来都体察入微的周总理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你来晚了一步，如果早上庐山的话，彭老总那封信就不会拿出来了”。直到此时，彭德怀也意识到自己太过意气用事，信中的很多言论的确太过消极。
经过连续的“揭发批判”，庐山会议确定了“彭、黄、张、周右倾集团”，指责彭德怀的意见书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组织进攻，妄图篡夺权力”。之后，他被免去了国防部长的职务，黄克诚被免去了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的职务，张闻天被免去了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的职务，周小舟被免去了湖南省委书记的职务。据《黄克诚自述》记载:
身处此境真是百口莫辩，跳进黄河洗不清，心里那种痛苦，实在没法形容。可是还得开会，还得检讨，一次又一次，总是被认为不老实。
庐山会议后，彭德怀闲居于北京西郊花园住地反省，而黄克诚则在北京大水车胡同四号院赋闲生活。不过，二人都不甘心吃闲饭，写信给毛主席请求重新安排工作。
1965年，彭德怀被派到成都西南大三线建设委员会担任第三副总指挥，算是重新复出工作。不过，随着那场大运动爆发，很快被错误打倒并且失去了人身自由，期间写下了一批回忆资料交由侄女彭梅魁保存，其中提到“历史是最无情的，也是最公正的，历史会对我做出公正评价”。1973年4月，他被确诊晚期直肠癌，在1974年11月29日含冤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