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由此开始。在此背景下，蒋介石于1937年7月17日代表国民政府发表“庐山谈话”，其中讲到:
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才能博取最后的胜利！
陈布雷出生于1890年11月，本名陈训恩，字彦及，笔名是“布雷”或者“畏垒”，浙江省慈溪人。他不仅是蒋介石的私人助理，更被视为国民党的“第一文胆”和“超级智囊”，是中国近代史上颇受关注和争议良多的人物。
清光绪十六年，陈布雷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县的一户富裕茶商家庭，自小就接受了系统的旧学教育和新学教育，练就了出色的文笔和谋略。从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毕业后，他进入当地的《天铎报》担任编辑，从此开始使用“布雷”作为笔名。
据说，那时的陈布雷面颊圆润，胖乎乎的很像面包，被同学们起了“面包孩儿”的绰号。面包的英文为“Bread”，音译过来就是“布雷”。不过，他本人却这样解释:“布雷即布鼓，以布作鼓，其声类雷”。
武昌起义爆发后，国内的民主革命势头一片大好，陈布雷遂以《谈鄂》为专题写了十篇社论，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于革命的支持，对于封建残余的敌视。不过，由于个人才华出众而又锋芒过胜，他遭到了总编李怀霜的排挤，被迫离开报社后回到了老家。
作为陈家的长子，陈布雷在父母过世后肩负起了家庭的重担。1919年底，妻子杨品仙在诞下女儿陈琏后不久过世，给他造成了难以言说的痛苦。
忍受丧妻之痛的陈布雷，看到嗷嗷待哺的陈琏后气不打一处来，甚至认为此女夺去了爱人的性命。无奈之下，杨品仙的母亲将自己的小外甥接回老家抚养，起名“怜儿”。
1920年，睹物思人的陈布雷索性离开浙江，前往上海担任了《商报》主编。不久以后，在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指引下，国共两党密切合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在大革命初期，陈布雷开始使用“畏垒”作为笔名，因嘲骂北洋旧军阀而威震江南。期间，他面对高官厚禄的诱惑从未动摇，坚持自己的主张和观点，颇有文人的傲气和傲骨。著名报人邹韬奋这样评价:
布雷先生的文章以锐利的笔锋，公正的态度，尽人民喉舌之责。
1926年初，邵力子来到上海宣传革命和筹措军费，同时还宴请了上海的报界许多人士。作为黄埔军校的秘书长，他此行的公开目的是通过文化界宣传革命主张，实则却是为蒋介石物色优秀人才。
在宴会上，邵力子郑重其事地递给陈布雷一封蒋介石的亲笔信，诚挚邀请他以记者的身份前去会晤。不久，心向革命的他就悄悄离开上海，毅然奔赴南昌去寻找北伐军。
与蒋介石的第一次见面中，陈布雷的态度比较冷淡，也算是一种文人的矜持吧。二人就如何面对工人运动，如何解决帮会势力，如何保护商业繁荣等问题展开讨论，最终达成了高度共识。
蒋介石邀请陈布雷留在司令部却被拒绝，转而要求对方起草一份针对黄埔学生军的动员令。于是，他挥毫写下了《告黄埔同学书》，以充满激情的笔触盛赞青年，盛赞革命，彻底奠定了在对方心中的地位。
陈布雷返回上海后继续发挥喉舌作用，等到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大加报道，引起了孙传芳的强烈不满。于是，北洋军阀开始加大审查言论和新闻的力度，充分暴露出反动统治的本质。
孙中山过世前，除了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憾，并没有明确指定或者推荐自己的接班人。因此，国民党内的各派势力都在蠢蠢欲动，相互之间的明争暗斗日益严重。
经过数轮波诡云谲的博弈，汪精卫虽然成为了国民政府主席，但却从来都没有真正掌控军队。就在他和胡汉民的争斗过程中，双方都在拉拢蒋介石从而使其风生水起，成为北伐军中最大的实权派。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以“反共”为由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撇开汪精卫后自己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很快，他再次邀请陈布雷出山辅佐，担任了南京中央党部的书记长。
当时，中国境内出现了三个并立的政府，分别是奉系控制的北京政府、汪精卫控制的武汉政府和蒋介石控制的南京政府。这三个政府互不隶属，各自为政，极大地加剧了民国的混乱局面。
在自诩嫡系正统的汪精卫穿梭拉拢下，国民党内掀起了一股“倒蒋风潮”。受此影响，蒋介石被迫下野并眼睁睁看着“宁汉合流”，从而丧失了自己的军权。
陈布雷初涉政坛就“踩雷”，只得跟随蒋介石共进退。1927年11月，他在上海与戴季陶、陈果夫和周佛海等人联合创办《新生命月刊》，继续宣传革命的同时，暗中也在进行反共舆论。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终于迎娶宋家三小姐宋美龄，成功实现“中美合作”。得益于英美等国的支持，他利用国民党内的派系矛盾，终于在二届四中全会上重新掌控了军权，还信誓旦旦表示继续“北伐”。
平心而论，蒋介石的这次“北伐”已经不同于国共合作时期的北伐，但部队还是顺利打到了北京城。当时，孙中山的灵柩还寄厝于香山的碧云寺内，他为了抬升自己的威望，竟然提出了“进京瞻仰先总理遗容”的口号。
为了进一步造势，进一步扮演“中山传人”，蒋介石找来陈布雷撰写祭文。于是，便有了那篇著名的《克复北平祭告总理文》，可谓情真意切令人动容。引用其中部分内容:
今后有生之日，即为奋斗之年，竭其全力，济以忠贞，成败利钝，未遑计也。灵爽匪遥，唯昭鉴愚诚而默相之。
这篇祭文洋洋洒洒2500多字，皆出自陈布雷之手。阅读后，就连很少夸人的蒋介石都啧啧称赞:
着实不错！如读《陈情表》，令人悲痛。
这段时期，正是蒋介石实力迅速崛起之时，多次相邀陈布雷担任地方官职都被婉言谢绝。不过，他却以“蒋介石”的署名发表了许多颇具影响力的文章，比如《革命与不革命》、《青年地位及前途》等。
张静江和李石曾、蔡元培和吴稚晖被并称为“四大元老”，长年追随中山先生。他腿上有残疾行动不便，但为了劝说陈布雷就任公职，一连几天都让人推到陈家不走，勉强答应出任浙江省教育厅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竟然未作抵抗便退入关内，导致12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沦陷敌手，导致3000万东北同胞成为亡国奴。面对铺天盖地的声讨，陈布雷为蒋介石写下了《告全国同胞书》、《国府告民众书》和《致粤要电》三封公开信，拼尽全力为“不抵抗政策”开脱罪责。
不过，面对群情激愤的民众和别有用心的汪精卫，蒋介石还是被迫下野。很快，陈布雷也辞职离开了南京，回到上海后继续重操旧业，这种共进退的性格令人称道。
1932年1月底，蒋介石重新出山掌握军权，陈布雷则再度出任了浙江省教育厅长。经过几次事件，蒋对他已经非常信任，不久便调到身边参预机务，久居权力中枢。
伴随着蒋介石的地位稳固，陈布雷也是水涨船高，职位不断获得晋升。几年间，他先后担任过第二侍从室主任、中宣部副部长、教育部次长和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
陈布雷的文人气息很浓厚，既不擅长拉帮结派，也不适合觥筹交错，属于国民党高层中的异类。而且，随着对政治介入程度的加深，他看到了越来越多的贪污腐败，看到了越来越多的道德沦丧，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勾心斗角。
最令陈布雷难以接受的是，向来自诩“中山传人”的蒋介石却对这些置若罔闻。甚至于，他还纵容默许，打造出了蒋、宋、孔、陈这“四大家族”盘剥民众。
耳闻目染下，陈布雷陷入了彷徨和迷茫，这还是心中的民主共和国吗？渐渐的，他感觉自己已经握不住笔，已经写不出文章。在日记中，出现这样的记载:
今日之言论思想已不能自作主张，躯壳与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
就在陈布雷日夜操劳之际，疏忽了对子女们的管教。期间，他只是要求孩子们不要重蹈自己的覆辙，不要涉足政治领域，最好选择经济、农林、医学和理工等专业。
陈布雷共有七子二女，长子陈迟成为农业专家，次子陈过成为医学专家，三子陈适成为测绘教授，四子陈迈成为铁路工程师，六子陈遂毕业于清华大学，幼子陈远毕业于北京大学。其中，最具传奇色彩和最引人瞩目的当属女儿陈琏。
陈琏从小就思维敏捷，而且很有主见，在读国立二中时就秘密加入了我们组织。毕业后，她积极要求前往延安劳动和学习，更希望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不过，上级却希望以国家大局为重，安排留在父亲身边从事地下工作。
在1939年，陈琏不顾父亲的反对，坚持报考了民主自由和思想进步的西南联大。不过，陈布雷在女儿临行前却再三再四叮嘱:
无论如何，都不要反对政府！
当时，陈琏早已经是我们组织的成员，只是父亲陈布雷并不知晓罢了。在他心中，女儿只是一个思想激进的学生，一个追求进步的青年。
1945年日本投降后，全国人民都迫切希望结束战争，开始战后重建。为了实现国内和平，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亲临陪都，与蒋介石进行“重庆谈判”。对此，陈布雷也天真地认为，或许真能迎来久违的和平。
蒋介石在林园为毛泽东等人设宴，到场的还有赫尔利大使、魏德迈将军和张群、王世杰、邵力子、陈诚、张治中和吴国桢等人。席间，主宾双方互称“委员长”和“润之”，颇有把酒言欢共谋和平的意味。
第二天早晨，毛泽东和蒋介石在散步时不期而遇，就在林园附近的石桌旁进行了一次短暂会谈。接触过后，蒋对陈布雷这样表示:
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断，据说每天要抽一听。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同我谈话期间竟然一支不抽，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啊！
毛泽东的那篇《沁园春·雪》，蒋介石看过后内心钦佩不已，但嘴上却不以为然。在与陈布雷聊天时，他竟这样表示:
我看他的词有帝王思想，他想复古，想效法唐宗宋祖，称王称霸。你赶紧组织一批人，写文章以评论毛泽东诗词的名义，批判他的“帝王思想”，要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他来重庆不是和谈的，而是为称帝而来的。
作为心腹和文胆，陈布雷却没有顺着蒋介石的话风走，果真是文气十足。他顿了顿，竟然直言表示:
我倒是觉得这首词气势磅礴，气吞山河！
在重庆谈判期间，久闻陈布雷大名的周恩来还专门托人传话:
对于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非常钦佩。但是，希望他的笔不要只为一个人服务，而要为全中国的四万万同胞服务。
在西南联大读书时，陈琏结识了后来的丈夫袁永熙。而且，这对志同道合的年轻人还都是组织的秘密成员，到1947年8月时在上海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谁知，婚礼刚结束就出现了意外。
袁永熙给前来参加婚礼的一名组织成员留下名片，特务抓捕这名同志后搜出了名片。顺着这条线索，新婚夫妇立即遭到了逮捕，只不过并没有坐实身份。
陈琏夫妇在监狱遭受过多次酷刑，始终都没有暴露身份，只承认自己的思想有些激进，有些同情我们组织而已。事发后，虽然陈布雷没有出面求情，但蒋介石还是在得知消息后准备网开一面。对他表示:
布雷先生，你对党国的忠心我是知道的。你可以把女儿领出来，但以后一定要严加管束。
陈布雷一直以为，在自己“严禁参与政治”的高压政策下，子女们不会加入任何党派。但是，九个子女中虽然没有一个国民党，却有四个是我们组织的成员，分别是两个女儿陈琇和陈琏，两个儿子陈过和陈砾。
就在国统区百姓水深火热之时，国民党上层却仍然还在争权夺利，“行宪大会”上多方争夺副总统之位。在此背景下，陈布雷鼓起勇气去进谏，希望早日停战和谈并且结束派系斗争，遭到了蒋介石的一顿训斥:
你是不是脑力衰弱得不够用了？怎么老是与我唱对台戏，真是书生误事，你去休息吧！
1948年11月14日，南京《中央日报》刊载出一条爆炸性消息:“陈布雷昨日心脏病逝世，总统夫妇亲往吊唁明大殓”。为了编得更像真的，新闻还有一段内容:
陈氏现年59岁，体力素弱，心脏病及失眠症由来已久，非服药不能安睡。最近数日略感疲劳，仍照常从公，不以为意。不料竟因心脏衰弱，突告不起。
得知陈布雷自杀的消息后，蒋介石第一反应就是不能如实公布，否则将会影响到军心和民心，于是只能定为“病逝”。他立即取消原定的军事会议，携宋美龄一同吊唁并且手书一幅横匾:
当代完人。
作为文人，陈布雷非常认同“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曾对蒋介石寄予厚望并且忠心追随。不过，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面对民主与专制的天差地别，他没能及时调整自己，固执选择以死明志和以死进谏，实在令人遗憾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