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最终成功停止了绵延多年的内战，实现了全国军民一致抗日，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因此，张学良和杨虎城被周恩来称为：“千古功臣”。
然而心胸狭窄的蒋介石却认为，张学良和杨虎城坏了他的“剿共”大业，更让他颜面扫地。因此心胸狭窄的他，先后逮捕了张学良和杨虎城。1949年，我党、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南京被解放，反动的南京国民政府也随之倒台。
兵败如山倒，蒋介石“痛定思痛”，反思自己的失败，竟将自己的败因归咎于“杀人杀得太少”。1949年8月，蒋介石飞临重庆，咬牙切齿地对毛人凤说：
“今天的失败，是由于杀人杀的太少，把反对我们的人都留了下来。”
大特务毛人凤请示道：“杨虎城该如何处理？”
蒋介石眼中凶光一闪：“杀掉，早该杀了。”
随后，毛人凤稍显犹豫地问：“还有两个孩子，宋振中和杨拯中该如何处理？”
结果蒋介石毫无人性地说：“斩草除根，还留着干嘛？”
在毛人凤的授意下，杨虎城和儿子杨拯贵从羁押地贵阳转移到了重庆。由于杨虎城影响力颇大，公开处决恐怕不妥。因此毛人凤订了一条毒计。他先让周养浩陪着杨虎城在贵阳游山玩水，随后再乘着轿车，带着杨虎城父子以及宋振中等人赶往重庆。到了1949年9月6日，一行人到达重庆后，蓄谋已久的军统特务凶性大发。首先是特务王少山，他用一把匕首连刺数刀，杀害了杨拯中。其后，刽子手熊祥也拿出匕首，一面用手帕堵住杨虎城的口鼻，然后对杨虎城的要害连刺数刀。一代抗日伟人，就此死于特务之手。
然而凶杀还没有结束，血腥之气未消。特务又将魔爪伸向了杨虎城6岁的女儿杨拯贵。就这样，杨拯贵成为新中国革命史上最小的烈士。杨拯贵遇害的同时，9岁的宋振中也惨遭毒手，被凶徒杨进兴所害。宋振中，就是我所熟知的“小萝卜头”，他是杨虎城秘书宋绮云的儿子。
重庆解放后第二天，解放军找出了杨虎城、宋绮云烈士的遗体，蒋介石以及军统特务的罪恶从此大白于天下。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公安人员立即对涉嫌杀害杨虎城的凶手们发出了追捕令。在短时间内，凶手们纷纷伏法被镇压。而在这群被枪决的凶手中，还包括一位特殊的人。他就是杨虎城的医疗官——张静甫。
张静甫之所以被镇压，其原因在于沈醉的举报。
沈醉，是军统四大天王之一，曾是一个心狠手辣的老牌特务，手上沾满了鲜血。在小说《红岩》中，沈醉就是那个杀人如麻的严醉。
解放战争后期，随着大西南的解放，卢汉决定起义，并且扣押了沈醉。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沈醉最终决定与卢汉一同起义，并协助他抓捕仍在云南的国民党地下人员。
在羁押期间，沈醉将自己所知道的军统内幕和盘托出，并著作有《军统内幕》以及《我所知道的戴笠》等文史材料。
在沈醉的供述材料中，张静甫也是杀害杨虎城的凶手。1949年9月30日，他在云南接到毛人凤的电令：
“杨虎城已经被处决，看守特务队就此解散，由特务队副队长率14名特务到云南站工作。”
其后，到了1949年10月26日，张静甫到达保密局云南站时，还拿到了不少赏金，赏金数额还是其他凶手的数倍。
因此，沈醉断定，张静甫一定是杀害杨虎城的凶手，而且是主谋。因此，他向公安检举了张静甫。
此时，张静甫本已随沈醉起义。然而在上司的揭发下，他铛锒入狱。1951年4月，张静甫被镇压。他的家人对此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然而时间过去了34年，也就是1985年5月，已经就任全国政协委员的沈醉却接到了一封喊冤信，这封信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张静甫的妻子——曾庆云。
曾庆云在信中写道：
“目前，中央正在平反冤假错案。为此，我特郑重地向你申明一个事实，这就是我的丈夫张静甫没有参与杀害杨虎城将军。而且我丈夫在云南起义时，还遵照你署名的卢汉将军起义通电手令到昆明市军管会做了登记。可是，你在你写的《军统内幕》等书中指明我丈夫是杀害杨虎城将军的主要凶手……我丈夫被镇压后，我一直把秘密埋藏在心底，不敢申诉，即使申诉，也没有人会相信我。我被迫改嫁，儿女也被迫改姓，不能入团入党，不能提拔重用。原本我想三十多年都过去了，无所谓了。但又转念一想，子子孙孙怎么办？难道也要让他们永远蒙受冤屈耻辱吗？难道让他们空抱满怀爱国心而报效无门吗？看在你多年受共产党教育的份上，看在我丈夫是你部下的份上，请把我丈夫杀害杨虎城的证据拿出了，让政府把真相搞清……”
看着这份喊冤信，沈醉一下子犯了难。事实上，他大可将这封信留中不发。然而他转念一想，不能冤枉了好人啊！毕竟他没有亲眼见到张静甫杀人，说不准他还真不知情。因此，沈醉给云南省公安厅复查历史遗留问题办公室主任孙川女士写了一封信：
“请您费神查一下，以落实政策，原在保防处副科长的张静甫，1951年4月15日被镇压。如当晚他在场，应属随我起义或投诚人员。现其家属希望弄清这一经过，务乞费神一查为感。”
孙川收到信后，犯了难。张静甫杀害杨虎城，乃是铁案中的铁案。无论怎么看，也不能视为起义人员吧！因此孙川得出结论，沈醉是在委婉地向她说明一件事，那就是“张静甫并非杀害杨虎城的凶手”。而沈醉之所以在信中对杨虎城只字不提，是因为他担心真的查明张静甫不是凶手，作为检举人的他，应持何种立场呢？
孙川不敢怠慢，立即找到了曾庆云。曾庆云则对她供述。1949年9月6日，杨虎城在重庆遇害，而他的丈夫正在贵阳工作，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
翻开张静甫的简历，发现张静甫毕业于中国民族革命大学医学院，1938年加入了军统和国民党。1939年，就任杨虎城的贴身医官。结果在1947年12月，竟被军统逮捕进入白公馆。1949年8月，张静甫被释放并官复原职。1949年10月，就任军统云南站保防处的副科长。
孙川想，即使张静甫有不在场证明。但是他到了云南，又为何会拿到比其他刽子手更多的杀人奖金呢？为何1951年4月，张静甫被镇压后，他的家属在30多年里为何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呢？
时间过得实在太久，证据和证人实在难寻。事实上，孙川完全可以撒手不管，然后维持原判。然而一颗公正之心却驱使着孙川做出了别样的选择：如果张静甫真的没有刺杀杨虎城将军，那就应该给他洗脱冤屈，不能让好人白白受过。而且根据档案显示，张静甫确实于1950年响应了沈醉的起义号召。如果没有杨虎城的事儿，他还真算起义人员。
1950年，16岁的孙川便参与了执法工作，30多年公安生涯，即使面临再多的污蔑和泼脏水，她依然保持着自己的本心，从不出卖灵魂，更不会伤害任何一个无辜者。正是因为这样的公正，她才会在1981年被提拔为云南省公安厅复查历史遗留问题办公室主任。
然而杨虎城被害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为张静甫洗冤，必定是一个漫长的旅程。于是她在四川、浙江、湖南、广东、贵州，到处穿梭。
为了这个案子，她罹患了心脏病、胆结石、高血压。压低动脉硬化，简直去了他的半条命。很多人也不理解她，为什么一定要给一个反革命分子翻案，甚至有人认为她别有居心。
曾庆云一家见孙川为张静甫的案子如此尽心尽力，心里非常过意不去。于是她给孙川写了封信，让她放弃调查。几十年都熬过去了，就算了。
但是孙川却依然在各省到处奔波，因为她知道。当时事件的见证人，大多已经年过古稀甚至耄耋，如果再不抓紧时间，等这些证人都走了，张静甫就永远坠落于无间地狱了。
经过对遗留证人的多方调查，孙川最终欣喜地得出了结论——张静甫真的不是杀害杨虎城的凶手。相反，他还是杨虎城的朋友，是一个被感化者。
首先，张静甫为何会在1947年被关入白公馆呢？这是因为第一任看守杨虎城的特务队长龚国彦举报，在所有看守人员中，张静甫是和杨虎城关系最好的一个。
张静甫和杨虎城是同乡，两人一共相伴11年，不仅情感上接近，在政治上也有共鸣。一开始，张静甫确实认为杨虎城是个罪人。但久而久之，张静甫却为杨虎城的伟大人格所感染，和他成为了莫逆之交。
在经济上，杨虎城经常接济张静甫。与此同时，有大学文凭的张静甫经常辅导杨拯中英语、数学、物理以及国文。后来张静甫和曾庆云结婚后，杨虎城还专门送了一副对联作为庆贺。而杨拯中，也为张静甫画了一幅喜鹊。
张静甫对杨虎城的亲近，让其他特务大为光火。戴笠和毛人凤多次接到特务们的密报，说张静甫和杨虎城有勾结。后来，杨虎城的夫人谢葆贞在狱中去世，张静甫还负责为她料理了后事。而这件事，让毛人凤勃然大怒，最终判处张静甫三年有期徒刑。
因此从动机来看，张静甫确实不会主动杀害杨虎城。
其次，张静甫在杨虎城之死方面，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事实上，张静甫也是一个受骗者。
1949年8月，徐远举和周养浩突然将张静甫放出了监狱，而且还将其官复原职。这两个大特务，葫芦里到底卖了什么药呢？原来，徐远举和周养浩想将杨虎城骗到重庆。但是，他唯恐杨虎城不从，闹出动静。万一让地下党看出了端倪，恐怕刺杀计划也要泡汤了。
一方面，周养浩如前文所述，陪杨虎城游山玩水了数天；另一方面，徐远举做了张静甫的工作，让他劝说杨虎城去重庆。几天后，张静甫便和杨虎城见了面，徐远举交待之事告知了杨虎城。并说到了重庆，一切都好商量。
听完张静甫的话，杨虎城慢慢愁容地看了自己的儿女，然后反问道：
“张医官，西安已经被解放军占领了，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商量呢？蒋介石为人我早看穿了，他心狠手辣，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当年学良要和他一起飞南京，我苦口婆心地劝，说他此行必然有来无回。果然不出我所料，张将军遭逢厄运。西安事变中，我多次强调要杀蒋以谢国人。老蒋也多次咬牙切齿地说：“如果不是杨虎城，我早就剿灭共产党了。””
最后，杨虎城长叹一声说：“蒋介石就要对我下毒手了，你要么是幼稚，要么是和他们串通一气，我宁愿相信是前者。”
张静甫一听急了，急忙辩解道：“杨将军，千万别误会，徐长官不会害你的。徐长官说了，如果我能劝你回重庆，就马上放了我，而且还官复原职。”
杨虎城一听，释然地说：“那好吧，反正蒋介石也要害我了，贵阳、重庆哪里都可以下手。如果我能换取张医官的自由，也算我对你11年陪伴的回报吧！”
就这样，杨虎城听从了张静甫的建议，前往了重庆，从此走上了不归之路。这些对话，都是孙川经过多番走访，从当年证人的口中得知的。
然而到了这里，孙川依然有两个疑问要解答。只要解决了这两个疑问，才能真正确定，张静甫并非杨虎城案的知情者。
首先，张静甫为何从毛人凤手中领到了七根金条的赏金？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的档案资料中，孙川找到了如下纪录：
1949年10月10日，毛人凤为处决杨虎城的有关人员举办了领奖会，主要策划人和凶手都得到了银元作为奖赏，多的有200元，少的只有2元。而张静甫呢？是在1949年10月26日才领到了这笔赏金。为何两者颁发时间，相差了16天呢？
经过孙川的梳理，最终得出结论。原来，这7根金条并非全都是赏给张静甫的，而是看守过杨虎城的特务，人人都有份。同时，这笔钱还包括张静甫等人在云南的活动经费。
因此，张静甫所领的赏金，并不是杀害杨虎城的奖金，而是看守过杨虎城的奖金。
而另一个难题，就是张静甫是不是真有不在场证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孙川专门去翻阅了杨虎城凶案策划人以及凶手本人的档案资料。其中周养浩、徐远举的供词中，并没有出现张静甫。
那么会不会是因为周、徐两人是遥控指挥者，并不知道凶案的细节呢？
为此，孙川又查阅了作为当年刽子手之一的杨进兴。作为白公馆的看守长，杨金新不仅杀害了杨虎城等人，还在中美合作所屠杀了32个革命志士。1955年6月17日，公安在南充县青居乡三村村民的检举下，抓获了潜逃多年的杨进兴。对于杨虎城和小萝卜头的死，杨进兴供认不讳。正是杨进兴的抓捕和供述，才让后人知晓了杨虎城之死的细节。
然而在所有交代材料中，依然找不到张静甫存在的只言片语。
在得到这一结果后，孙川又穿梭于重庆、贵阳和云南之间，在档案和证人的帮助下得出了一个决定性的结论。
1949年9月5日，杨虎城离开贵阳时，毛人凤、徐远举敲定了杨进兴、安文芳等6名刽子手，而张静甫等14名特务则在贵阳待机2个星期。
不久后，周养浩又从贵阳看守特务队中挑选了6名特务去往重庆。当杨虎城等人被特务们杀害后，这六名特务便帮助刽子手掩埋了尸体。
因此，杨虎城被杀害时，张静甫确实在贵阳，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其后，张静甫于10月18日乘车从贵阳出发，最终于20日到达昆明，向沈醉报了到。
1950年，张静甫随沈醉起义后，还有立功表现。他投诚当天，就带着公安人员在昆明龙井街指认并抓获了军统贵阳情报站长汪剑英。不久后，他还亲自出手，抓获了国民党cc系贵州省党部情报处长黄常佐。之后，他又在金碧路抓获军统监察站站长翁立城……
可以说，张静甫不仅不是顽固的反革命分子，反而是个出色的起义人员，为何镇反立下了大功。
最终，孙川将自己所有的证据呈报上级。她的定性非常明确：张静甫并非杀害杨虎城的凶手，应作为起义人员处理。他的死刑判决，是错杀。因此应平反，恢复名誉。
为张静甫这个人尽皆知的“刽子手”洗冤，即使是80年代，依然是非常需要勇气的。因为影响太大，时间也过得太久了。
经过长达将近一年的复查程序，1989年4月24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最终判决，撤销对张静甫的死刑判决，恢复张静甫作为起义人员的名誉。就这样，张静甫错杀案得到了圆满解决。
接到了判决书，曾庆云犹如拨云见日，她跪在地上哭到：“孙主任，我不跪天不跪地，只跪父母。但是今天不跪你，实在表达不了我的感激之情，您就是共产党的青天啊！”
就这样，曾庆云以及她的儿女最终摆脱了“杀害杨虎城凶手的亲属”的帽子，从此不用再见人矮三分，低着头做人。
后来，张静甫的儿子曾从军前往北京拜访了沈醉。对于这个后辈，沈醉面露尴尬，带着沉重的歉意说：
“起义时，我只是想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讲出来，全心全意告别罪恶的过去。当时，我接到毛人凤让你父亲到重庆领取赏金的碉堡，因此我才以为静甫也参与了杀人，谁知其中竟有这么多插曲。”
对此，曾从军大度地予以了体谅，这么多年过去了，该原谅还是原谅吧！
张静甫一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宽大、公正和细致。没有哪个政党向中国共产党一样，连敌人的错案也要平反。正是这种公正和无私，才让共产党由弱到强，攻无不克，最终解放全中国，扛起了民族复兴的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