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为地位闹情绪？安排职务偏低向罗瑞卿反映无果，找主席汇报
世人都说革命年代是最纯粹的年代，革命者们为了理想抛头颅洒热血，不计个人得失。可鲜为人知的是，即便在那个年代，也有人会为了职务高低而烦恼。
1939年，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奉命改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一位从苏联归来的军事教育家，在被任命为参谋处长时，却对这个任命颇有微词。他先是向司令员罗瑞卿反映，未果后又找到了毛主席。
这位军事教育家是谁？他为何对自己的任命不满？最后，毛主席又是如何处理这件事的？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从苏联归来的抉择
1925年的深秋，西北军营里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冯玉祥将军决定选派优秀学员赴苏联深造。当时在冯玉祥麾下担任学员兵的王智涛，凭借出色的表现，成为了这批留学生中的一员。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方针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大批苏联军事顾问正在黄埔军校和各革命力量中开展工作。王智涛即将踏上的，是一段注定改变他人生轨迹的旅程。
到达基辅的第一年，王智涛就遇到了几位志同道合的中国同学。他们中有的是共产党派去的，有的是国民党派去的，还有像他这样的军阀部队派去的。在基辅红军军官学校里，他们一起学习军事理论，研究战术指挥，讨论着祖国的前途命运。
1927年，一个惊人的消息传到了基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大批共产党人遭到镇压。这个消息在留苏学生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每个人都面临着重要的抉择。
就在这时，王智涛收到了一封来自老长官张自忠的信。信中说，只要他愿意回来，团长的位置已经为他准备好了。这个诱人的条件，让许多人都觉得他一定会选择回国。
然而，王智涛的回信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在信中明确表示要与国军脱离关系，选择走上革命道路。这一决定，让他失去了在西北军发展的大好前程，却为他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在苏联的八年时光里，王智涛先后在基辅红军军官学校和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期间，他还在列宁学院担任军事教员，教授来自中国的革命同志。那时的留学生中，有后来成为开国将军的刘伯承，有壮烈牺牲的左权，还有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的张闻天、王稼祥等人。
1933年，经过八年的学习和工作，王智涛终于踏上了归国的征程。此时的他，已经成长为一名理论功底扎实的军事教育家。回到革命队伍后，组织决定安排他到红军学校担任教员。
这个安排，与当时其他从苏联归来的同志相比，确实显得有些普通。像朱瑞、伍修权、刘安恭等人，回到苏区后都担任了师以上的职务。但是对于这个决定，王智涛却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初到革命队伍的坦然
1933年的秋天，南方的天气还很炎热。当王智涛踏上江西这片红色的土地时，苏区正处在第五次反＂围剿＂的紧要关头。红军学校的一间简陋教室里，几十名学员正专注地听着这位从苏联归来的教员讲课。
在课堂上，王智涛将自己在苏联学到的先进军事理论，结合着苏联红军的实战经验，为这些年轻的红军战士们传授知识。他那深厚的军事理论功底和生动的教学方式，很快就在红军学校里传开了。
那个时候，与王智涛同期从苏联回来的战友们，大多已经在前线担任着重要职务。朱瑞被任命为红三军团某师师长，伍修权在红一军团担任师职干部，刘安恭更是直接被派往前线指挥作战。
然而，对于组织安排自己担任红军学校教员的决定，王智涛却表现出了难得的平和。在一次会议上，他说：＂培养革命接班人，是我们共产党人的重要任务。＂
在红军学校的日子里，王智涛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教学工作中。他编写教材，改进教学方法，还经常利用休息时间与学员们促膝长谈。不少学员后来回忆说，王教员不仅教授军事知识，还经常讲述苏联红军的建设经验，让他们开阔了眼界。
有人曾问过王智涛：＂你在苏联当过军事教官，又在列宁学院任教，为什么不去申请更高的职务呢？＂王智涛的回答很简单：＂革命事业需要我在哪里，我就在哪里。＂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红军学校随军转移，王智涛和其他教员一起，带领着学员们踏上了这段艰苦卓绝的征程。在长征途中，他不仅要继续给学员们上课，还要负责学校的日常事务。
穿过草地时，王智涛把自己仅有的一些干粮分给了生病的学员。走到雪山时，他将自己的棉衣让给了冻得发抖的年轻战士。这些细节，被当时的学员们一直记在心里，多年后还经常提起。
到达陕北后，红军学校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王智涛继续在这里担任教员，为抗日战争培养军事人才。与此同时，他的那些老战友们已经在各条战线上崭露头角：有的成为了军团指挥员，有的担任了军区首长。
每当有人谈起这些职务上的差异时，王智涛总是说：＂我们都在为革命事业服务，岗位不同，责任都是一样重的。＂这份坦然和淡定，在当时的革命队伍中着实难得。
正是这种态度，让王智涛在红军学校一干就是好几年。直到1939年，组织上才决定对他进行新的任命。而这一次，事情的发展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折。
战火中的成长与困惑
1939年初春，延安的杏花开得正艳。抗日军政大学的一间办公室里，王智涛正在处理训练部的日常事务。就在这时，一纸任命文件送到了他的手上：组织决定任命他为训练部副部长。
这个任命来得有些突然。当时的抗大训练部部长一职正空缺，按照惯例，应该先确定部长人选，再安排副职。可这次却反其道而行，先任命了副部长。
对于这个任命，王智涛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给组织的报告中写道：＂训练部部长空缺，为何不直接任命一位合适的同志担任部长，而要让职位悬置？＂这份报告，或许是他地位观念开始萌芽的一个信号。
就在这份报告递交不久，抗大总校接到了一个重要命令：奉命改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开赴敌后开展游击战。这个命令让所有人都兴奋不已，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终于可以直接参与抗日战争了。
改编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罗瑞卿被任命为司令员兼政委，成仿吾担任副司令，张际春出任政治部主任。而王智涛，则被安排担任参谋处长，协助指挥纵队。
这个任命让王智涛颇感困惑。在当时的军队序列中，参谋长是一支部队的重要职务，而参谋处长则相当于参谋长的助手。他认为，如果要协助指挥纵队，职务就应该与职责相匹配。
一次会议结束后，王智涛找到了罗瑞卿，向他反映了这个问题：＂如果要我协助指挥纵队，担任参谋处长职务不够名正言顺，这样可能会影响工作的开展。＂
罗瑞卿听完后并没有立即回应。几天后，他通过张际春转告王智涛：目前的任命已经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希望他能够安心工作。
然而，问题并没有因此得到解决。在五纵队开赴前线的途中，一个实际问题逐渐显现出来：王智涛虽然军事理论知识丰富，但实战经验却相对不足。这一点，在行军途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当时担任副参谋长的欧阳毅，是一位从基层成长起来的老革命。他曾在红军中担任过多年参谋工作，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在行军途中，许多具体的战术部署和临机决断，都需要依靠欧阳毅来完成。
这种局面让王智涛感到很不是滋味。他觉得自己虽然有职务，但实际工作却做不了多少，这样对部队的发展不利。于是，他决定采取一个特殊的举动：直接向毛主席汇报情况。
这个决定，在当时的军队中是极为罕见的。它不仅反映了王智涛对自己职务的看法，也暴露出他在实战经验方面的短板。而这个举动，最终引发了一场意想不到的转机。
转折：一场特殊的集体谈话
1939年的夏天，延安窑洞里迎来了一场不同寻常的会议。毛主席接到王智涛的汇报后，专门召集了罗瑞卿、成仿吾和王智涛进行集体谈话。
会议一开始，毛主席就直接说明了召集大家的原因：＂今天把同志们找来，是想听听大家对五纵队领导班子配备的意见。＂
罗瑞卿首先发言，他道出了自己对王智涛任职的考虑：＂王同志在苏联学习多年，军事理论基础扎实。但五纵队要开赴敌后，打游击战，需要有丰富的实战经验。王同志虽然在红军学校工作多年，但实际带兵打仗的经验不足。＂
这时，成仿吾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欧阳毅同志是从基层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在红军时期就担任过参谋工作，对游击战术很有研究。让他多承担一些具体工作，对部队是有好处的。＂
听完两位同志的发言，毛主席转向王智涛：＂智涛同志，你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吗？＂
王智涛坦诚地说：＂主席，我承认自己实战经验确实不足。但既然组织上让我协助指挥纵队，我认为职务应该与职责相符。现在的情况是，我虽然负责参谋工作，却没有相应的职权，这样不利于工作的开展。＂
毛主席听完后，沉思了一会儿。他说：＂革命队伍里，每个同志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王智涛同志在军事理论上有很深的造诣，欧阳毅同志则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两个同志的优势互补，正是我们需要的。＂
接着，毛主席宣布了一个重要决定：＂任命王智涛同志为五纵队参谋长，欧阳毅同志为副参谋长。两位同志要互相配合，发挥各自优势。＂
这个决定可以说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它既保证了指挥体系的规范性，又照顾到了实际工作的需要。
会议结束后，罗瑞卿特意把王智涛和欧阳毅叫到一起，详细分工：＂智涛同志负责战役方案的总体设计和理论指导，阳毅同志重点抓具体战术执行，你们要经常交流，取长补短。＂
事实证明，这个安排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随后的行军途中，王智涛和欧阳毅密切配合，一个负责战略规划，一个抓战术落实，使五纵队的参谋工作开展得有条不紊。
许多年后，欧阳毅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的配合确实很默契。王参谋长在战役方案制定上很有见地，我则在具体战术运用上提供建议，这种优势互补的方式，让我们都学到了很多。＂
这场特殊的集体谈话，不仅化解了一场潜在的矛盾，更为王智涛上了一堂生动的革命课。而这次经历，也让他开始深入思考个人在革命队伍中的定位问题。
深刻的自我反省
1945年，一份名为《总结》的报告摆在了组织部的办公桌上。这份报告的作者，正是王智涛。在这份长达数千字的报告中，他对自己多年来的思想和工作进行了深刻的总结。
报告一开始就直指问题的核心：＂个人英雄主义是我进步的最大障碍。＂在报告中，王智涛毫不回避地列举了自己的几个主要问题：地位观念、好出风头、表现自己、自以为是和工作包办。
特别是在谈到地位观念时，王智涛回顾了1939年那段特殊的经历。他在报告中写道：＂当时被任命为参谋处长，我第一个想到的不是如何做好工作，而是觉得这个职务配不上自己的资历。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地位观念在作祟。＂
这份报告引起了组织上的高度重视。一位老同志评价说：＂能够如此坦诚地剖析自己，在我们党内是很少见的。＂
事实上，在此之前，王智涛就开始了自己的反思。在五纵队期间，他逐渐发现，真正的革命工作不在于职务的高低，而在于实际的贡献。每当看到欧阳毅同志在战场上的出色表现，他就会想起自己当初对职务的计较。
1943年，组织上安排他回到延安继续从事军事教育工作。这一次，他没有对职务提出任何意见，而是全身心投入到了工作中。在课堂上，他经常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学员们：＂革命工作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头衔。＂
为了写好这份《总结》报告，王智涛花了整整三个月时间。他把自己在红军学校、抗大和五纵队的经历都仔细梳理了一遍，找出了每一个暴露出地位观念的细节。
报告中，他特别提到了一件往事：在抗大担任训练部副部长期间，他曾因为部长职位空缺而向组织提意见。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想法确实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
更难得的是，王智涛在报告中不仅指出了问题，还分析了根源。他认为，这些地位观念的形成与自己的成长经历有关：早年在军阀部队受到的教育，在苏联留学时的特殊身份，以及回国后较高的理论水平，都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自己的思想。
在报告的最后，王智涛写道：＂革命事业不是个人的舞台，而是千千万万革命者共同奋斗的战场。每个人都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而不是计较职务的高低。＂
这份《总结》报告后来被组织上作为一个典型案例，在一些党内会议上传阅学习。许多同志都说，王智涛的自我剖析给了他们很大的启发。
从一个在意地位的军事教育家，到一个能够深刻反省自己的革命者，王智涛的转变过程中，折射出了一个时代的缩影。正如他在《总结》中所说的那样：＂革命是不容易的，战胜敌人容易，战胜自己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