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KI:SUN:KANG.0.2018-03-006
1937年8—11月的淞沪会战，是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大型会战，对抗战初期的战局及双方的战略部署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在3个月的血战中，中日双方累计投入近百万军队，无论从规模、持续时间以及对此后的战略影响来讲，淞沪会战都值得深入研究。
有鉴于此，淞沪会战一直以来都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对于任何一本涉及抗日战争的通史著作而言，淞沪会战是必不可少的内容，相关具体研究论著更是不胜枚举。目前已有研究仍多集中于战况梳理、战略指导等，而对于参战中国军队战斗力本身的相关问题较少探讨。日本方面关于此役的专门研究并不多见，仅有的成果也同中国学者一样，偏重于战役的爆发、进程及双方的大战略。事实上，目前整个抗战军事史研究都呈现出这一状况，即偏重于各次战役敌我双方攻守进退的过程描述及宏观战略，而对军队的组织形态、指挥运作、战略战术、作战能力、教育训练、官兵人事、武器装备、后勤保障等研究还不够深入。在淞沪会战中，国民政府几乎投入了中央军的全部精锐部队及大量特种兵种作战，同时又调集了大量地方部队，如川军、桂军等开赴前线。参战的中国军队一方面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抗战初期国军的最高水准，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其装备、作战能力参差不齐的状况。可以说，淞沪会战充分展露了当时国军在战略战术、作战指挥、部队协同、官兵素质、组织形态、后勤补给等方面的一些基本特征。
目前，国军内部观察与反思淞沪会战的史料大致可分为四类，他们各有其特点与价值。第一类为战时形成的档案文献，这其中既包括会战期间的各方往来电报，也包括战后各部队及各级军官呈交的总结报告。淞沪会战后，国军对于该战役做了大量总结反思，各级军官都有撰写作战经验报告。此类文件以总结经验教训为主，往往能够真实揭示出国军在淞沪会战中暴露的大量缺点，其内容的具体性与普适性和作者级别有极大关系，需结合具体情况予以综合考察。第二类为最高统帅蒋介石发表的演讲及训令。在会战前后，蒋对各级军官进行过数次演讲，具体内容依对象而有所不同。他在演讲中指出了国军存在的大量问题及改进方向。但必须注意的是，这一类演讲除了总结经验外，还兼具鼓舞士气的作用，故也存在很多大而空的内容。第三类为参战将领的私人日记，这些材料对国军的批评往往相当直接，涉及很多不适于在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如对上级指挥的不满、对内部复杂人事关系的无奈等。最后一类比较特殊，它们是中国军队中的德籍顾问保存的相关文件。德籍顾问依其现代化的军事经验，对国军提出了大量建议，尤其是在具体战术、组织和制度等方面往往一语中的。但不得不承认，中国军队有其自身的特点，德国顾问指出的许多问题虽然一针见血，但不可否认的是有许多意见是否适用于中国军队，也同样有待进一步考察。
本文拟通过详细考察、梳理上述四类史料，尽可能真实呈现国军在淞沪抗战中暴露出来的几点存在较为普遍且值得关注的问题，以期更加客观和深入展现淞沪会战乃至整个抗战初期中国军队的真实状况。由于淞沪会战期间国军参战部队的装备、素质、作战能力参差不齐，差异极大，故本文并非全面系统地对国军的战斗力做出评价，所述之问题不可视之为全部，亦不可生搬硬套至每一支部队。
一、战术与战法
1937年7月底平津沦陷前后，国民政府决心全面抵抗。8月13日，中日双方在上海的摩擦升级，国军遂对上海虹口及杨树浦地区日人聚居区内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发起进攻，希望首先清除驻沪日军。8月23日，日军增援部队第三、十一师团从长江沿岸的吴淞和川沙口登陆，向罗店及蕴藻浜方向进攻，意图包围上海的中国军队。随着日军的增兵，主战场逐渐由虹口、杨树浦转移到北部宝山和江湾一带，中国军队也由攻势逐步转为守势。
(一)防御战术消极
8月18日，最高统帅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提出中国获得胜利的方法是:“坚持‘持久战、＇‘消耗战＇……站在‘主动＇地位，以逸待劳，以静制动，坚守阵地。”尽管蒋在9月发手令指示各战区:“我军抗战之战术，必须以攻为守，以近为远，以积极进取之行动，方能达到消极抗战，坚持到底之目的。”但具体强调的内容仍是:“固守其原有阵地，一面加强工事，多设伪装……一面沉着应战，坚忍不拔，虽至最后之一兵一弹，亦须在阵中抗战到底，至死不渝。”日军第一〇一师团师团长伊东政喜曾在日记中写道:“敌人的顽强态度与日俄战争时在旅顺所遭遇到的情形并无太大差异，而且某些地方还有过之，不管如何炮击，都表现出坚守到全军覆没为止的态度。”总体而言，国军在整个淞沪抗战期间基本遵循了蒋所指示的作战方针，即不畏牺牲，坚守阵地，但主动出击较少。
对于国军盲目强调坚守阵地，国民政府的德籍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并不赞同。会战期间，他多次建议发起战术性反攻，但结果多因国军的准备不足而未能实施或达到预期效果。1938年初，他在一次总结演讲中向国军将领强调:“阵地只能作战术上的一种工具，若纯粹依赖工事，绝无战胜的可能，必须在战术上取攻势防御，始能转守为攻，转败为胜也。”
战时身处一线的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对于这种消极防御的批评相当直接，他在日记中自记:“我们自八一三至今，整整两个月，每天只在挨打，倾中央所有部队及各省精锐，每到一师，如挑土填井，只向战线上阵地上填塞，如无底洞永填不满，且如漩涡，漩下去就不见了。而且步兵后移，战线愈移愈长，需要填补的军队也愈多，后方的部队快调完了。这种战法，既说不上战略，也谈不上战术，自司令长官、总司令、军长、师长，都只作了传令人员，部队到多少填多少，这就叫作指挥?”
在阵地防御时，中国军队大多能发挥最大之战斗精神坚守阵地，以巨大牺牲阻挡日军的进攻。但不得不承认，国军消极且落后的防御战术及阵地部署非但不能有效拒敌，还造成了大量无谓的伤亡。据德国顾问观察，中国军队的防线部署多呈一线型，既无纵深，也无侧防，且多将大部分兵力配置于第一线。对此日军多采用集中大量火力及兵力于一点的中央突破战术，尽管国军在阵地上奋勇抵抗，但面对日军的集中火力及兵力优势，阵地很容易被一点突破，尔后造成全线混乱。10月11日，日军200余人在蕴藻浜南岸冲入第十九师防线，随即造成“该师士兵即自动退却，税警团见状亦纷纷后退。于是布防于新马路旁之税警团炮兵营及炮二团炮兵营亦遽卸炮退却，甚至仅携带炮闩零件弃炮而逃。我左右翼之31军6师、87师亦同受影响，一时真(如)大(场)路上秩序大乱”。
正如蒋介石所言:“(国军将领)知道敌人惯用避强攻弱和中央突破的伎俩，而不知道设计打破它，往往我军被敌突破一点，就要全线动摇。”国军中的高级将领其实早已对日军的中央突破战术有所了解，万耀煌曾在日记中写道:“(日军)在此战场上，只有用此一法。”日军这一战法屡屡得逞，中国将领在总结与反思中多将此归咎于国军各部队之间配合不良、互不相救。黄杰曾在日记中抱怨:“敌仍沿袭往昔之战法，即炮火与兵力集中使用于一点。反观我方，被攻之处，守军竭力抵抗外，其他未被攻部队，则期期自庆，束手旁观，绝不加以援助;一旦己被敌攻击时，他部冷眼旁观，亦复如同出一辙，致敌能逞其到处可行突破之伎俩。”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黄琪翔也认为:“各部队缺少协同，故敌人攻击某部其他部分不救。”
针对中国军队的防御战术，德国顾问在战时建议及战后总结中更多强调防御阵地部署的改进。总顾问法肯豪森在战役中即提醒国军将领:“战斗线不得仍如目前成一直线，因其有碍侧防，各线常自须成电光型，而用侧防威力……与其加入大批预备队于正面，毋宁竭力注意两侧侧防……我防线未被攻击之各处，须常派斥候进行突击企图，以推广前地，使敌军不明我之企图，并由此牵制其兵力。”
不同于中国军官，德国顾问并不认为阵地遭到突破后应盲目调集部队予以增援。总顾问指出国军在战线遭日军突破后，“未能即时从侧方用火力阻绝，即以预备队于无任何侦查及火力掩护情形下加入反攻”，这种作战方式不但迅速消耗了后备生力军，而且往往无法重新稳住整条战线。对于国军这种盲目投入预备队反攻的作战方式，德国顾问直截了当地批评道:“中国的战斗指挥当局，对于后备部队运用之全部方法是不合标准的，对于使用此种部队之指挥权限，也规定得含糊不清……新开到的部分预备部队大多未能有效地将敌军逐出，此种预备武力投入战场的心态，显示未尽全力，其布置在正规部队之后方，作为一种辅助性之支援，仅能以一种收容阵地的方式出现，以致有规律性造成土地的损失。”
有关前线阵地部署及突破应对等问题，国军高层也并非没有研究。淞沪抗战爆发前，蒋介石就曾向各级军官指示防御阵地的部署及防御战术要领，他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中提出:“我们阵地如何才能够坚守不破呢?就要切实注意纵深的配备，要多筑工事，层层布防，处处据守，据守一天就要加强并扩充工事一天。”他还指示参谋本部编定“对倭作战战术注意事项”，提醒各部队:“当(被)突破时，可暂进入后方预备阵地，与敌抗战，一面赶紧与右左邻接友军从速联系，快发展阵地。或构筑连续阵地，其突破点之左右各阵地部队，一面固守原地，向敌冲来之敌左右面，向之侧射;一面派预备队协助友军，向突破出击恢复阵地，构筑工事。”实战证明，正确的阵地部署及防御战术确能极大加强国军的防御能力，如税警总团在苏州河一线作战时，即通过实行纵深配备及互相支援“得收歼敌实效”。
尽管国军高层及德国顾问在战前及战时，多次提醒各级指挥官注意纵深防御及侧防，但在实战中的总体情况并不理想。到了淞沪会战后期，据法肯豪森观察，国军新调入战场的部队仍多“加入时无任何侦查警戒、火力掩护，地带太密集，无纵深配备，作战成一直线，未努力将重兵器做侧防使用”。
(二)炮兵运用不当
淞沪会战中，国军投入了大量的精锐部队，炮兵自然也不例外。但在实际战斗中，炮兵并未能发挥最大功效。蒋介石在日记中认为“炮兵用之不当，而且技术、胆量皆不能作战”，是导致淞沪战局失败的几个主要原因之一。炮兵运用不当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炮兵本身技术、战术不佳，二为步炮兵配合欠缺。
由于深恐有限的炮兵遭敌歼灭，国军在部署时过于谨慎。在战斗中，炮兵及观察所的位置大多距战线较远，加之国军炮兵射击训练不足，观测仪器不够精确，缺乏与前线步兵的有效联络沟通，炮击命中率很不理想。在淞沪会战的第一阶段，步兵只得到了极少量且欠准确的炮兵支援，以致步兵面对虹口、杨树浦一带大量坚固工事时损失巨大，且进展缓慢。德国顾问施太乃斯(Walter Stennes)发现国军炮兵“射击敌方大目标如虹口公园之日军营房工事，虽消耗多量贵重弹药，而无一命中”。浦东炮兵也存在“炮兵之射击，对敌建筑物及后方联络无甚影响……炮兵阵地及观察所之位置过于退后”等问题。
当战斗愈加白热化，日军火力愈加强大时，法肯豪森甚至发现“我方炮兵日间不敢出而射击”。尽管炮兵对步兵的作战帮助巨大，但他们时常在防御战的关键时刻撤离战场。德国顾问指出:“防卫日本的攻势，全部负荷落在中国步兵的肩上，中国炮兵都是无例外地过早撤出阵地，故使其参与战役高潮已经变得不可能，即使可以参与，也等于无，盖其甚感恐惧，只要发射(炮弹)，就会给敌人飞机一个打击的目标。”
国军的炮兵数量有限，故大多单独建制，既不受步兵指挥，自身亦没有统一指挥。炮兵往往分割至连、排行动，在关键时刻无法做到集中优势火力。在日常战斗中，炮兵被部署至各战线，配合步兵行动，虽不乏配合良好的例子，如第十三师在刘家行一带防御时，“我前线之部队长和阵地内之班长，都为观测员，尤以班长直接报告弹着效果于各炮兵阵地指挥官，以故炮火命中力极强”。但更多的情况是，前线基层指挥官之间鲜有联络，更无配合，步炮两兵种大多只是各自为战，无法发挥后者的最大威力。法肯豪森在总结作战教训时强调:“炮、工兵等之特种兵团决不可使其独立作战，应附属于步兵使用，俾以诸兵联合指挥统一之效。”
在实际战场上，即便炮兵配属步兵使用，也常因指挥官不熟悉火炮性能及步炮协同战术而出现问题。蒋介石曾在手令中特别提出:“各军师长对于炮兵使用，与步炮合同动作，多不研究。故此次绪战，不能利用我最新式之炮兵武器。”基层军官对于火炮性能及炮兵战术更加不了解，不仅不知如何与炮兵配合以发挥其最大功效，还时常对配属炮兵胡乱指挥，以致炮兵战果极其有限并蒙受不必要的损失。
二、指挥与协同
中国军队对淞沪会战的反思中，被提及最多的问题是国军部队大多各自为战，未能实现良好配合，甚至出现友军之间因行动彼此不知晓而互射的情况。针对战役初期国军对虹口及杨树浦的攻击，总顾问法肯豪森即指出国军未能做到“指挥坚强统一，重点明显……各师间亦未顾虑与衔接部队之密切永久联络，行动往往如单独作战，因此发生大间隙，致屡遭损害”。
在淞沪战场上，国军共分为左翼、中央、右翼三个作战军，累计投入70余个师。若想使番号如此繁杂的军队能在战场形势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及时被部署至所需的位置，并做到协同作战，至少需要三个基本条件:一是高级指挥部要能对战场形势有清晰的认识。二是要有一个十分明确的指挥系统;三是各部队能够主动保持密切联络。不幸的是，这三点中国军队均未做到。
(一)指挥部组织不健全
指挥部是一支军队的大脑，国军高级指挥部的组织工作状况着实令人担忧，这直接影响了各级长官对战场形势的掌握与应对。淞沪会战期间，德国总顾问法肯豪森几乎始终驻守在苏州的第三战区司令部。德国军队素来以组织严密、制度规范而著称，作为一位服役多年的德国军官，法肯豪森对于第三战区司令部的运作情况可谓失望至极。无论是在战时建议还是战后报告中，他都十分强调完善高级司令部的组织工作。据其观察，国军高级司令部“组织极不健全，有规则之勤务分配，及按秩序之轮流工作与休息均未见及，关于本军及敌军方面较确之情况图亦未于任何处目见”。1938年1月，法肯豪森递交蒋介石的经验总结中，专门有一章涉及司令部组织工作，他提出“司令部须有明确与严密之组织，各处长或专员个人，应对所得工作负责，司令不能且不应独自包办一切，参谋长亦须负责;司令部工作生效之先提，为全体幕僚无不时时详稔情况，是以每日至少应有连合情况会报一次;宜常川调制关于敌情本军暨友军之情况图，并随时修正……须确保命令报告及情报之妥速传递，故须妥筹许多传递方法。高级司令部与所属单位，万不宜数小时或整日无任何连络”。可见，上述内容在此前的国军高级司令部中均未得以实现。高级指挥部尚且如此，各军、师指挥部情况可想而知。
中国军队的各级指挥部，基本不能准确掌握敌我双方各部确切的战场分布情况，这自然对指挥官的对敌部署产生重大障碍。但这一状况又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指挥部人员，因为他们也确实无法及时掌握前线情况。对于我方情况的不明，一方面是因前线各部队受通讯联络能力的限制，未能及时将情况报告至高级指挥部，另一方面也在于各级指挥官缺乏定期上报战况的意识。陈诚曾在日记中抱怨:“此次作战，一般将领均少报告，通报非时刻嘱咐即不可，如待各级报告，而战局即无可挽救。”而对于敌方情况的无知，则源于国军情报搜集工作的极不理想。张发奎认为:“此次与敌作战最感困难者情况不明，故与我对峙之敌兵力若干?企图如何?兵种为何?番号为何?各级指挥官均搜集不到有价值之材料。”同时，即便搜寻到手的情报，也时常因报告不规范而无法准确利用，德国顾问即举例:“吴淞口外有敌舰二十艘，而不注明舰之种类即无价值。”更有甚者，国军不仅情报搜集工作极差，对于我方情报之保密工作同样漏洞百出，“凡是无线有线电密码，随便洩漏，或被敌人偷取”。
国军在淞沪会战中已经屡犯临阵换将的大忌，而指挥部组织人事制度的不健全又为其雪上加霜。会战期间，中国军队的人事异动往往不仅涉及指挥官本人，其下属各级参谋也常随指挥官的离开而辞职，致使新任指挥官无法在短时间内了解战况，掌握全局。9月底，朱绍良接替张治中担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时，“朱坚留原有幕僚人员，但大家准备移交，接替有人后，皆一一辞去”。当10月底蒋介石调朱绍良赴西北组织第八战区，中央作战军划归右翼作战军指挥时，类似情况再次重演。右翼作战军总指挥张发奎无法及时了解中央作战军部队现况，处置不当，致使第九集团军在撤退中未能按原计划撤向嘉兴方向，只得向左翼军靠拢。对此，张发奎在战后总结时特别提出国军应“保障各级幕僚之独立性”。总顾问也在作战经验报告中强调:“司令官易人，旧属同时全体去职，实系错误。新任司令，须留原有全体之幕僚。”
(二)指挥系统混乱
军事委员会在总结淞沪会战教训时明确指出:国军各级指挥系统均存在“选将不慎，用人不专，系统不明，权限不清”的情况。右翼作战军总指挥张发奎更将“各级指挥之紊乱”列为沪战失败的第一大原因。在这种状况下，国军各部队之间的常规部署尚常出现混乱，何谈协同作战?
淞沪会战爆发后，军事委员会不断由各地调派援军加入战场，前线部队也常根据战况调整部署，但指挥系统往往不能随军队部署的变换及时调整。同时，由于国军内部人事关系复杂，指挥系统缺乏正规化，甚至会出现高级将领对某一战区有责无权的情况。会战期间，尤以十月上旬国军在大场、蕴藻浜一带的指挥系统最为无序。9月6日，第三战区颁布作战计划，将上海地区的国军划分为张发奎集团、张治中集团和陈诚集团，亦称右翼作战军、中央作战军和左翼作战军。中央与左翼两作战军的作战区域划分为:南翔及蕴藻浜一线以北由陈诚指挥，以南由张治中指挥。9月底，左翼军各部队陆续后撤至陈家行、杨泾河西岸、浏河镇一线后，日军进攻重点随即转为蕴藻浜南岸、大场一带。而此处恰好为中央、左翼两作战军衔接地带，指挥系统极不清晰。蕴藻浜南岸依命令应归新任中央作战军总指挥朱绍良负责，但兼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蒋介石及副司令长官顾祝同仍责成陈诚负责，而相关作战序列并未更改。10月6日，日军突破蕴藻浜南岸第八师(师长陶峙岳)及第六十一师(师长钟松)阵地(前者隶属于左翼作战军，后者隶属于中央作战军)，由于战况激烈，税警总团与第一军的增援部队失去联络未能如期到达，情况十分危急。形势要求陈诚迅速对前线部队重新部署，以应对日军的突破，而他对于第六十一师并无指挥权，“幸各部因历史及情感关系，均能听命”，才及时稳定了战局。
针对这一状况，陈诚在10月上旬曾多次向蒋介石和顾祝同表示:“非不愿负责或怕负责，而系统不清，恐误全局，既是中央军之区域，应由朱一民(朱绍良)负责，如要我负责，亦须有明令规定。”而蒋介石却回复:“(大场)理固须归中央军指挥，但事实非左翼军不可”，蒋甚至提到二十一集团军廖磊向他表示“愿归左翼指挥，因朱不能负责也”。在10月15日第三战区下达的作战命令中，大场一带仍划归中央作战军，但实际上依然由陈诚负责，朱绍良只得事事向他请示。国军之指挥系统紊乱由此可见一斑。
指挥系统的不明确自然造成作战序列频频变更，部队隶属关系混乱。10月上旬的短短几日内，第八军(军长黄杰)上下隶属关系数次变化即为明显一例。该军在9月底调入上海时下辖税警总团及第六十一师，隶属于中央作战军第九集团军。10月9日，第八军奉命调整为配属左翼作战军的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薛岳)，并解除其对下辖的六十一师的指挥权。六日后，第八军又重新配属第九集团军。参战期间，税警总团下辖各团还常奉命配属其他军、师作战，黄杰对此意见颇大，抱怨“建制常被分割，影响战力至大”。类似情况在其他部队中也常有发生。针对这一情况，法肯豪森在战后提醒国军将领:“师为战备单位，不可分开作战。”
国军的指挥系统及作战序列本已混乱，还时常出现命令传达不按规程、越级指挥的情况，再加之国军通讯联络不畅，更是乱上加乱。会战期间多次出现作战及调动命令直接由战区下达至军、师，由集团军下达至旅、团，而中间一级指挥官对其一无所知的情况，由此造成“部队已经转移，直接指挥官尚有未明其位置者，甚或一个部队在同一时机，可接数级长官不同之命令，使受令者感觉无所适从”。例如8月底，原隶属于第九集团军的第十八军被调归第十五集团军，而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对此却毫不知情。10月9日，蒋介石电令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下属的第一○八旅(旅长彭戢光)暂归黄杰指挥，而同一天该旅旅长又在电话中被告知朱绍良命令该旅策应第六十一师作战。类似情况极大影响了前线部队的部署与作战，致使会战中多次出现由于指挥系统混乱、命令不明，部队无法及时到达指定位置完成作战任务的情况。
(三)联络通讯不畅
在现代战争中，有效的通讯联络，是发挥作战能力的一个重要保障。而国军未能保持密切联络的主要原因有四。
首先，是通讯设备的匮乏。在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的通讯联络以有线电话为主，有线电报、无线电报为辅，无线电话机等很少使用。根据黄杰日记，国军内部“有线电通讯装备不足，电线常被炸断，查线者于作业中阵亡。步兵营多无法建立无线电通讯网，团级以上只有电台一至二座;且于电报，一旦损失，即告中断”。在淞沪战场的中国军队中，黄杰所指挥之税警总团尚为装备最好的部队之一，通讯器材尚且如此缺乏，其他部队情况可想而知。
第二，为避免遭敌机空袭，国军各高级指挥部大多选设于偏僻的村庄中，如部署在虹口及杨树浦的第九集团军的司令部设在南翔的一个小村落中。法肯豪森即指出此种选址“距离战线过远，对于尔后战况变化及其发展不能适时予以处置”。作战指挥所的这种无奈设置，“其最大弱点，为此项司令所只能以电话指挥……其他命令与通报传递工具，如机踏车、自行车、传骑，于选择此种驻地时，均不能使用”。
第三，有线通讯本即易因敌方轰炸及人为破坏而中断，国军架设电话时又“不知利用地形地物，以求隐蔽，多暴露于明显物体上，或高悬空中”。故会战中经常出现指挥部与下属部队之间中断通讯数小时甚至一天的情况，贻误大量重要战机。战役初期，负责虹口杨树浦一带作战的第九集团军司令部就经常失去与南京统帅部、第三战区以及所辖各军师的联系，总司令张治中不得不时常派遣高级参谋甚至亲自前往前线及所属各军、师了解情况，传达命令。
第四，除客观存在的物质条件匮乏外，国军各部队之间缺乏通讯联络的意识也是联络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负责情报工作的戴笠曾向最高统帅蒋介石报告:“173师战斗力甚强，纪律亦佳，惟意气高傲，对于友军尤不可切取联络，近该师左翼之57师派兵往取联络反而发生误会。”由于国军中存在着浓厚的地方派系意识等因素，这种情况不在少数。
三、后勤与训练
一支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不仅取决于其战略战术与武器装备，更涉及后勤的配合及军事训练水平。中国军队在相关组织和制度方面问题重重，其训练也是极其匮乏的，不少官兵未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甚至对现代化的战争一无所知，作战观念极度落后。
(一)后勤的不完备
战争不仅仅是前线的厮杀，在战线的后方，需要有一整套有力的保障体系为前线提供支持。9月4日，陈诚曾向蒋报告:“文白(张治中)兄两旬以来，在前方指挥作战，异常奋励，夜以继日，至为辛劳。惟因一切后方交通通信等机关组织，未臻完善，种种准备，未能周密，而呈现在之局。”军事委员会在总结沪战经验时则专门提出:“此次作战，因我前后方未臻密切联系与合作，缺憾丛生。”在这方面，首当其冲的问题即为后勤运输。在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为本土作战，且京沪一带水网、铁路、公路密集，运输理应不成问题。但战时前线却经常会发生粮食弹药无法按时供给，官兵终日不得一饱的情况。黄杰指出:“补给品能送达前方者，不及所需三分之一。”后勤给养不足，自然会极大影响前线官兵的士气及战斗力。军队的作战部署同样深受运输能力的影响，10月下旬国军的反攻计划即因“我五路军各部限于运输，不能如期集中”而受挫。而在日常战斗中，“(国军)战场机动，全赖徒步，运动迟缓，暴露愈久，损失愈重。”
日军飞机对运输线的轰炸固然为上述问题的原因之一，但后勤运输系统及相关人员也难辞其咎。宋子文即向蒋报告:“缘我方军官似以兵多为贵，而对于有为命脉之运输皆为忽略。前方增加两三团士兵于战事上无多大效能，不如维持后方交通，充足食粮及防御工具，可增加前方战斗力不知凡几也。”战争爆发后，京沪一带制空权几乎被日军完全控制，铁路及公路作为重要军事目标，防范敌军轰炸应是重中之重。同时国军在铁路、公路遭到破坏后，没有应急修理的准备，常放任交通中断多时。即便是线路未遭敌军破坏，运输状况同样不容乐观。总顾问在1938年初的演讲中曾总结道:“自中日开战以来，我军铁道输送未能充分使用，其最大原因在管理军运者无适当计划，且各军部队随意干涉路政，擅扣列车，其结果使车辆多数拥挤前方，而后方待运军队及军火给养等无法运往前线，予敌机良好目标肆行轰炸。”而在公路上，由于国军车辆匮乏，很多辎重兵基本只赖人力及少量兽力，再加之辎重队“往往毫无秩序，行军绝无系统”，极大影响运输效率，运输效果可想而知。
伤兵管理是后勤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尽管军政部设有伤兵管理处，并颁布过相关条例，但战场上实际的伤兵管理情况极为混乱。国军前线各部队对轻重伤员没有严格区分，造成大量轻伤员散居后方，重伤员反倒因运输条件所限滞留前线，无法及时送达后方医院。由于没有固定的收容机构，轻伤兵非但无法及时在伤愈后补充回原有部队，反倒趁机脱离部队，甚至聚集闹事。重伤员无法从前线撤回，不但贻误了伤员救治的时间，也对士气造成了打击，战后有报告指出:“军队卫生人员，为数甚少，已不敷分配，且以是项人员，技术太差，不热心服务，绷带所远在后方，以致阵伤官兵，辗转呻吟，无人过问，阵亡将士，尸身垒垒，无法掩埋……(士兵)但到达阵地，见交通壕内，掩体部中，遗尸陈列，惨不忍睹，立即阻丧其壮志勇气。”
相比日军，中国军队在军械、设备的质量及数量方面无疑处于极大劣势，但仍不注意利用富余、损坏、虏获的军械、弹药及军用品，“对于伤亡官兵武器之处理及遗散战场武器之搜集，事前毫不讲究”。法肯豪森提出:“损坏之汽车、到处屡见不鲜，前线附近及后方村落中，此项车辆尤多……向后输送之空弹壳、损坏及俘获之武器弹药等几乎等于零，故极需设法将此项器材尽量缴运兵工署，因兵工厂之出品，与此有绝大关系，否则重要价值无形损失。”瑏瑠蒋介石也批评国军“武器装备、无论枪炮弹药，交通车辆，通讯器材，卫生装具等等，专靠后方接济，不知在前方补充”。
(二)官兵素质不佳
淞沪会战是全面抗战爆发后第一场大型会战，很多部队都是紧急从各地调入战场，此前几乎没有任何对外作战经历，也未接受过系统训练，各级官兵缺乏对日实战经验。战后各类总结均有提出，中国军队虽然士气旺盛、勇于牺牲，但歼敌能力不足。
经过国民政府数年军事准备，至1937年中国军队已拥有部分现代化武器。连日军方面都表示:“本以为支那军在其师战斗正面第一线配备的自动武器不过如此，但结果却出乎意料。其在第一线配备了一系列自动武器，而且均构筑有掩体。”但国军一线官兵大多没有经过实战训练，缺乏对新兵器的认识，无法发挥其最大效能。如各级官兵对火炮性能和作用不甚熟悉，常使用装备穿甲弹的战车防御炮打击日军步兵，浪费大量宝贵弹药，打击效果却极为有限。德国顾问曾报告:“上海方面防御战车之地雷，因前方部队不习使用法，皆弃而不用，请派工兵学校人员前往指示。”对于步兵最常见的轻重机枪，国军的使用方式及阵地选择也多不适当，“既无侧射斜射、奇袭急袭之射击，又未随时变换阵地，隐匿其行动，发射过去，暴露企图，致遭敌重大之损害”。面对日军使用之武器，基层官兵更是不知所措，常有“误烟雾为毒气，见坦克车而溃退之现象”。很多士兵现代化战争经验匮乏，对火炮威力缺乏了解，沿袭内战时期采用密集队形行动的习惯，尽管军官多方提醒散开，仍常出现“未按操典之规定，时时注意疏散，以至于有被一炮弹而伤亡士兵四五十名之多”。
国军各级军官的指挥能力及作战经验同样不容乐观，尤其缺乏阵地战经验，战术素养欠佳。军事委员会在战役总结中指出:“(国军)一般指挥官均不知攻击应如何准备?如何实施?铁丝网如何破坏?步炮兵如何协同?重点如何形成与选定?敌阵地内如何扫荡?上下左右如何联系?仅知以肉弹抵抗钢弹，牺牲无不重大，攻击无不顿挫……无论攻击防御，对于地形之利用，亦多不得要领，尤不注意构筑工事。”这直接导致国军在攻击及防御中，因落后的战术导致伤亡惨重且战果有限。第三十六师一○八旅副旅长李钦若即报告:“(国军)巷战预定攻击策略，以营为单位，前后重叠，第一营死亡，第二线营相继前进，此种战法，牺牲之精神固佳，然对于我军战斗之目的，毫无裨益……攻击前进中，不知利用工事，又不知搜索楼上之敌。”对于国军高层不断强调的纵深阵地部署、交叉火力布置等，基层军官更多是一窍不通。中央军各部队在纵深布防、步炮配合方面表现相对较好，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其中下级军官多接受过系统的军校教育，例如陈诚的十八军从连长、排长至师长，有80%为黄埔出身。而地方部队中，受过系统军事训练的中下级军官少之又少，很多基层军官为作战勇敢的士兵提拔而成，此类军官作战精神虽佳且具有一定实战经验，但对于战术运用及武器性能等问题则知之甚少。
除各级部队长之外，参谋人员质与量的不足，同样极大地影响国军的战斗力。黄杰认为，在战时国军建制常被分割，即因“上级参谋作业，深欠思考”。法肯豪森在战时、战后多次强调指挥部中明确情况图的重要性，而图上作业也必须由受过专业训练的参谋才能完成。随着现代战争不断复杂化、专业化，一支军队组织制度的健全、部署的调配甚至战术的实施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专业的参谋人员。而在国军中，参谋人才极度匮乏，直接导致中国军队各级指挥部组织工作凌乱、作战序列规划不合理、军需军械等工作无专业人员负责。
余论
总结和反思的目的在于汲取经验，改良弊端。淞沪会战历时3个月，期间各级军官报告指出的问题层出不穷，但若稍加考察即可发现，国军的改进相对有限，其中最为明显的是有关纵深防御及协同作战的问题。早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蔡廷锴等将领就曾指出:“阵地工事须用纵深配备，一可减少损害，二虽被敌突破一点尚可节节抵抗，三突入之敌可受我三面射击之损害。”到了淞沪会战，最高统帅部虽然多次强调纵深防御及协同的重要性，但“一线型”部署同样始终存在于国军之中。再有，战役初期就有报告指出国军攻击战术不佳、炮兵不设置观察所、错误使用战车防御炮等问题，蒋介石也专门批示“通令各部队遵此办理”。七十二军司令部更是在会战中编印了《抗敌经验》，从攻击、防御、炮兵、防御战车、防空、其他六个方面详细总结经验教训，以供参考。然而此类问题在之后的作战中仍屡见不鲜，正如蒋介石所言:“现在我们各个部队各方面的缺点，随时都可发现，但大家总是轻易放过，没有认真考察出来，或是考查明白了而没有切实督促部属严格改进，以致各师官兵，并不曾因参战时期的久长和战斗经验的增加而减少死伤。”
翻阅军事委员会在1941年编印的《第二期抗战第一阶段国军作战之经验》会发现，国军在淞沪会战时期就已发现的问题在彼时依然十分严重。如“国军部队间之协同联系，迄至现在，一般无进步，往往坐视当面之敌转移兵力攻击友军，而不能予以牵制策应”。即便到1944年的豫湘桂会战，国军仍存在协同互助精神不够、战地救护不力、后勤补给不足、参谋体系不健全、通讯不完备等缺点。
由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国军内部对于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是相当了解的，但其战时表现始终未见大的改善。究其根本原因，这是由于其现代化不彻底所致，而非像蒋介石所言，经将领细心研究总结即可克服。国民政府的军事现代化建设过于注重改善武器装备及调整编制。20世纪以来，现代军事科学的发展是全方位的，武器装备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同样重要的还有战术战法的进步、军事指挥的专业化、后勤系统的完善等内容。从本质上讲，军事现代化最重要的是军人要由传统向现代转变，但在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过程中，“人”的发展常常是滞后的。
“人”的问题，首当其冲的是缺乏国家军队的观念。高层指挥官倾向于将军队视为个人财产，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军事地位、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依赖于他的军事力量的保存。”尽管大部分人都有着极强的抗日决心，但保存实力的想法仍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他们的行动。在中下层，由派系人事等问题引发的纠葛更是限制着各部队的作战与配合。据陈诚日记所述，淞沪抗战期间“税警总团之不能作战，其原因在人事有所谓何(应钦)派、宋(子文)派，而黄(杰)处于两者之间，不敢得罪于任何人，故纪律废弛，精神散漫”。税警总团为中央军的嫡系部队，总兵力不过一师，其内部尚且如此，至于中央军各军、师之间，中央军与桂军、川军等地方军队以及地方军队之间的配合更是不言自明了。
其次在于官兵的素质。随着现代军事的不断发展，战争对指挥官的专业要求越来越高。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指出:“(军官的技能)是一种异常复杂的知识技能，要求极其全面的学习与训练。”这一论断或许过于绝对，但很好地体现了现代战争专业化的特点。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军事教育体系，至抗战爆发前，日本军队的各级军官基本均接受过系统且严格的军校教育和训练。而中国的军事教育体系则极不完备，即便是军事最高学府陆军大学所提供的训练，用国际标准衡量时还是相当不足的。德国顾问认为:“中国高级军事将领经验多来自内战中，对于现代战争显然并不充分适用。”中下级军官的情况亦不乐观，很多基层军官自士兵提拔，从未接受过军校教育。即便是军校毕业者，其所受的训练与日军相比还是有明显差距。在作战中，无论是一线作战的阵地部署、步炮配合，还是后方军令畅通、组织完善、后勤完备的维持，皆有赖于在军校接受过充分教育和训练的基层作战及参谋军官的设计与实施，国军中下级专业指挥官和参谋人员的不足，导致上述各方面均存在严重问题。抗战爆发后，各级指挥官情况进一步恶化，由于中下级军官在作战中伤亡率极高，为加速训练工作，各军校不得不缩短教学时间，教育水准进一步下降。即便如此，损失速度仍大于培养速度，行伍出身的军官比例呈明显上升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国军已经认识到自身诸多缺陷，也很难在短时间内予以改善。
相比国军，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武器装备更加落后，专业训练更为缺乏。八路军参谋长左权在1940年曾指出:“(八路军)有不少中、下级干部在作战指挥中，尤不善于组织与指挥战斗;不善于识别地形、寻找战术上的优良机会;不善于组织火力与运动;不善于组织在各种不同情况运用适切情况的战斗队形;不惯比(毗)邻部队之协同;不惯通讯联络;不惯步炮协同;不识各色(种)技术兵器之性质与威力与防护方法。”但中共军队基于对自己作战能力的充分认识，在实践中逐步发展为以运动战、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战术，避免阵地作战，扬长避短。通过强调能动性，发挥士兵行动灵活、意志坚强的优势，充分弥补了其在军事技术与装备上的不足。
而国军将领往往缺少主动精神，各级官兵缺乏运动作战的相关训练及经验，因此作战方式相对保守。从宏观上讲，国军不善于通过运动战打击敌人，常常采取相对简单的正面阵地作战;从微观上讲，国军更愿选择固守阵地，很难实现积极防御及协同配合。在装备及军事技术均落后于日军的情况下，国军仍采取相对保守的作战方式与敌进行阵地战，其结果必然是牺牲重大，战果有限或最终放弃阵地。考察抗战期间各主要战役可发现，只有当采取类似运动战的战术，如长沙会战，抑或是在火力上形成巨大优势时，如远征军第二次入缅，国军才能取得实质性的胜利。
相比更新武器装备及整理编制，培养符合现代化军队要求的军人以提升整个军队的现代化程度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这既需要有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又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及一定时间的磨练。不可否认，国民政府在战前10年的国防建设上曾取得过一定成果，但国军在军人观念、官兵素质、军事技术、组织制度等方面仍未达到一支现代化军队的标准。全面抗战的爆发更是从总体上减缓了中国军队现代化的进程，因此国军在淞沪会战中暴露出来的诸多缺点在此后依然反复出现，一直未能取得较大改进，以致常出现事倍功半的情况，官兵的牺牲也格外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