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所有国君，除极少数特例外，一律会在本名上冠以“熊”字。原本按“命氏制度”来说，子随父氏，是很正常的，但楚君的“熊”氏“却相当特殊，它仅允许楚国国君为熊，且不许楚君的兄弟儿子为“熊”。

也就是说“熊”这个氏，只有国君可用，除特殊人外，其它人不行。

要说清此原因，就要追溯“熊”的最初字形——“酓”。

“酓”，“熊”姓的先秦写法，先秦楚国铜器中，楚王都是自称“酓”某，而不是“熊”某。伏羲的称号之一也是酓。

金文的“酓”字，为人饮酒状。周天子举行祭祀，要把酒灌在茅上，使酒渗入茅中，沥于茅下，意为神所饮，这个仪式叫作“缩酒”。

“缩酒”是祭祀中很重要的一步，齐桓公征讨楚国的理由之一，就是“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

楚国产茅，贡茅也是楚君作为周朝诸侯国（子爵）的职分。齐国以此为理由攻打楚国，确实能令楚国无话可说。

茅草，除缩酒外，还可以用于投降。

《史记》载；“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

微子启向周武王投降时，手持祭器造访武王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

祭器是祭祀祖先与神的礼器，茅草也是祭器中的一种。牵着羊，表示犒劳军队，为此有一个成语为“肉袒牵羊”。

因古代人们认为“国家”是神与祖先的私人有物品，“国”由祖先与神的保佑，才成“国”；但想得祖先与神的护佑，就是要定时祭祀它们。

反之，一个“国家”的灭亡，即不能定时祭祀，此国就灭亡了。可用二种方式，其一，祖先的直系血脉断绝，即大宗断了，无人有资格祭祀；其二，没有祭祀的场合，国都被侵占，宗庙被毁。

微子启拿出祭品，还有祭祀祖先用的茅草，就是以“神器”让人，将祭祀权让给周朝，使周人能祭祀上天，获得上天的统治地面的认可。

以氏族社会的角度来看，“酓”就是神职人员。

奴隶社会大概有四大层级，最上层的为神职人员；第二层为大贵族，通常是率军作战的国王；第三层为小贵族，即平民，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当兵，征服外邦，获得奴隶；第四层为奴隶，这些人劳动，其成果供上三层享受。

与楚国社会结构对应的话，“敖”属于军事首领，楚君的称号之一，而“酓”就是更上一层的神职人员。

很显然，楚君将“敖”称下放，获得更上层的“酓”，是一种正常的选择。

“熊”为楚王专称的例子，还有楚平王公子弃疾。

公子弃疾曾为楚的蔡公，名闻诸侯，但不著“熊”字。但公子弃疾即王位后，迅速改名为“熊居”，是为楚平王。

再说几个以“熊”为氏的几个特殊楚国人物。

除楚君外，楚人以熊为氏的，《史记》所记仅一人，即熊宜僚。《左传》所记有五人，即熊率且比、熊负羁、熊相宜僚、熊相谋、熊宜僚。

这五人应该不是等闲之辈，但史料太少，只能推测五人信息。其中熊率且比为楚武王左右，地位很高，时间也很早；熊负羁是晋楚邲之战中最大功臣。

至于熊相宜僚则是楚庄王时人物，楚国灭萧国过程中，熊相宜僚与公子丙被萧人俘虏，萧人以此要挟，楚王答应只要不杀这二人，自己就是退兵——“萧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杀，吾退。’”

熊相谋被楚王任命修长巢城（巢国被灭后）的人物——“二十四年,吴灭巢。二十五年,楚子使熊相谋郭巢。”

熊宜僚，为楚国著名勇士，被白公胜和石乞认为可当五百人用，并且只身能对付令尹子 西和司马子期，此人应有特殊身份，能按近子西、子期以行刺。

大概可以想像，这五名“能”氏应当是掌管缩酒之类祭祀仪式的人，所以才能以“能”为氏，并且被楚王所信任重用。

也因为“能”为楚君专用，与特殊人物的“氏”，所以秦末被项氏立的楚怀王熊心死亡后，楚人眼中的熊氏就绝嗣了，往后所有的“熊”氏（姓）人物都不是楚国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