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说起三国时期的吴国开国之君孙权，大家的话恐怕就只剩下孙十万、孙柯基、大魏吴王、东吴大皇帝之类的梗了。孙权之所以现在没人看得上，主要原因就是他的记录实在是过于抢眼，以至于后人们对这位大魏吴王实在是看不上眼。而造成孙权的名望如此之差的，就是贯穿了孙权一生的制衡之道，孙权曾靠制衡让江东局势稳定，但最终也是制衡让孙权成了后世的笑柄。

建安五年，即公元200年，孙策遇刺而亡，临死前命其弟孙权接替其位。坦白说，此时孙权面临的是一个超级烂摊子，号称江东小霸王的孙策虽然统御江东，可江东的人心却并没有归附于孙家。孙策能控制江东靠的是武力，江东的世家大族要么被他以理服人（物理），要么直接一键销户（还是物理）。很明显，这种铁腕手段是不可能收服人心的，许贡门客刺杀孙策就是江东世家对孙策的反抗行动之一。

现在孙策是吹灯拔蜡了，压力来到了年仅十八岁的孙权头上，可怜的孙策直接哭成了泪人。原因很简单，因为孙家现在不能说是有覆灭的危险，起码也是有进入分裂的前兆。首先，孙权本人并无威望，手底下的将领要么跟着孙坚南征北战，要么跟着孙策共伐江东，你指望孙权上来就能让这些人心服口服，那肯定是没戏了。至于文臣方面就更不靠谱，江东的文臣多半是当地世家大族出身，这些人都是“江东争霸战”的败者，个顶个口服心不服的状态，你说孙权本人指望他们帮忙治理江东，那孙权还不如相信孙策能在头七那天从棺材里蹦出来还阳呢。

至于外部情况那就更恶劣了，先抛开盘踞山越人这个老问题，荆州方面和江东属于一天二地恨，三江四海仇，孙坚本人在攻打荆州时被刘表麾下大将黄祖所杀，两边因此结下了死仇。本来孙策活着的时候就时时刻刻想要报仇，荆州那边也时刻准备干翻江东，现在孙策没了那荆州保不齐就要杀过来了。再者说，北边的袁绍和曹操正在官渡掐架，无论袁曹二人最后谁胜谁负，江东必然都会成为其下一个攻击目标。

事实上，孙策刚刚接手江东后，江东集团立刻就发生了一连串的变故——庐江太守李术公开反叛；在孙氏宗亲内的庐陵太守孙辅暗通曹操，孙暠也是阴谋夺权，丹阳太守孙翊和宗室重臣孙河遭到杀害，豫章、会稽等地数万山越也伺机作乱。毫不客气的说，风雨飘摇的江东孙家随时都有倾覆的可能，孙权现在急需要做的就是稳定江东局势。而面对如此错综复杂，内忧外患的江东，孙权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制衡之道。

此时孙权最为倚重的便是张昭和周瑜，周瑜是孙策的总角之交，两人本就是连襟，也是孙策死后手握江东兵权的人，而张昭本身并不是江东世家，作为从徐州移居江东的外来户，张昭注定了和江东各世家有所间隙。孙权只要得到张昭和周瑜的支持，那么问题自然也就解决了一半。带兵赶回奔丧的周瑜迅速震慑了蠢蠢欲动的各路人马，并迅速剿灭造反的李术，而张昭则一面安抚江东的文臣武将和世家大族，一面尽力扑灭各处贼人作乱，以此江东内部的局势迅速得到了稳定。

当然，作为一个善于制衡的领导者，孙权对周瑜和张昭虽然委以重任，但也不可能尽信于张昭、周瑜。比如说，张昭在内乱平息后迅速被任命为长史，其兵权被大幅度削弱，这就达成了对张昭的限制。而对于统兵大将的周瑜，孙权则在以兄长事之的同时，极力笼络如程普、黄盖、韩当等江东老将，利用这些江东老将和其手中的兵权，孙权也成功的制衡了周瑜。如此一来，江东的核心层就达成了初步的制衡，孙权可以不必担心自己大权旁落。

而对于江东的世家大族，孙权自然也不可能采取孙策的铁腕政策，毕竟孙策之死历历在目，继续采取铁腕手段恐怕下一个死的就是孙权。因此，孙权对江东的世家大族采取了怀柔政策，在给予其封赏的同时，孙权对世家子弟委以重任，这样就逐步扭转了江东世家对孙家的抵触心理。与此同时，孙权也极力招揽北方人才，如诸葛瑾、鲁肃、徐盛等人都是在这一时期被孙权招揽并委以重任，其目的就是为了对江东世家形成制衡。

通过一连串的相互制衡，孙权成功的稳定了江东局势，将原本即将分崩离析的江东重新凝聚在了一起。如果单看这一点的话，你可能会认为孙权是一个明君。但请注意，孙权所处时期是东汉末年，此时正是天下大乱的时候，内部的制衡游戏最多只能让江东自守，如果要扩张的话则需要另一套战略，那么孙权能适应接下来的“汉末争霸战”吗？

答案很明确，孙权无法适应“汉末争霸战”这个副本。作为江东集团的二代目，孙权和历史上所有的守成之君一样，都有自守有余，进取不足的毛病。孙权本身并不是一个精于战略的人，他擅长的是内部维稳，而汉末乱世要求的是征伐天下，这就大大超出了孙权的能力范围。好在早期东吴的战略负责人是周瑜和鲁肃，在这两个人的运作下江东先后推出了两套战略，分别是进取益州和联刘抗曹。

周瑜的益州战略类似于诸葛亮的益州战略，其战略核心在于夺取益州后，江东可自益州和合肥方向发起进攻。这本身是一个很好的战略，但因为周瑜的英年早逝而被迫放弃。而鲁肃的联刘抗曹建立在周瑜身死的基础上，随着周瑜的亡故江东缺乏可独立负责一个战略方向的帅才，靠鲁肃一人无法完成益州战略，因此鲁肃力主将南郡顺势移交给了刘备，寄望于控制荆南四郡和南郡的刘备成为江东的屏障，使江东可以放手渡江攻合肥，打通江东的北上之路。

周瑜和鲁肃的战略都是极好的，都是立足于其当时所处的战略环境下的最优解，如果孙权日后坚定的执行鲁肃的联刘抗曹方案，那么孙权的名声恐怕还不至于如此。但很遗憾的是，江东在孙权的带领下屡攻合肥而不克，反到被张辽怒刷人头，最后成功让张辽靠“张八百大破孙十万”的功绩在后世跻身武庙去了。连续的战役失利和鲁肃的去再加上刘备在汉中击败曹操，这一切都让孙权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一方面，孙权对于攻破合肥北上豫、徐的战略失去了信心，单一座合肥就成了江东不可逾越的天堑。另一方面，刘备的不断壮大和曹操的节节失利让他产生了心理错觉，认为曹操的势力已经开始大幅度萎缩，而刘备有取代曹操汉末第一势力的可能。在没有人能为孙权规划战略的情况下，孙权认为是时候自己制订战略计划了，而他的战略计划自然就是他最擅长的制衡之道，其结果就是趁关羽和曹军激战樊城时偷袭荆州。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烂招，因为即便关羽击败了于禁的三万人马后，曹魏各路援军还是源源不断前来增援樊城，徐晃甚至暂时制止了关羽的攻势。换句话说，曹操强而孙刘弱的大局面并没有改变，孙权此时最佳的选择是在曹魏主力调往荆州时，倾其全力打通北上之路，而不是背刺关羽夺取荆州。偷袭关羽必然造成孙刘联盟彻底破裂，且江东日后必须独自面对曹魏的压力，此实为不智之举。

当然，这是我们从正常角度思考的，而在孙权眼里却远不是这样。因为孙权并不是一个富有战略眼光的人，他本身是一个守成之主，他认为只要打断刘备的上升空间，那么曹刘孙三家就能重新回归平衡，江东自然也可以偏安一隅。正因如此，孙权领导下的江东背刺了关羽，且之后没有制定任何后续作战方案，只满足于龟缩于自己的江东一隅之地，突显一个毫无战略眼光。

在日后孙权将无数次重演这一幕，向曹魏称臣得“大魏吴王”称号，又或者是刘备死后叛曹联刘，其核心思想都是孙权的制衡之道。而到了晚年时，孙权还把制衡之道进一步极端化，无论是建立特务机关打压世家大族，又或是斩吕壹安抚人心，本质都是他在继续自己的制衡之道。甚至是他后面搞出的二宫之争，其实也是对群臣的一次分化，以此达成江东内部的势力制衡。

而就如我们知道的，孙权成也制衡，败也制衡，早年他依靠制衡之道稳固了摇摇欲坠的江东基业，却也因为制衡之道而彻底破坏了孙刘联盟的格局，至此季汉北伐难成，江东偏安一隅，晚年的极端化制衡更是为日后江东政局的混乱埋下了祸根。贯穿了孙权一生的制衡二字，让孙权终究只能是一个守成之君，不仅让他成了后世的笑柄，也让后人对这位东吴大皇帝充满了厌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