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35年，面对日本步步紧逼的态势，蒋介石开始寻求与苏联结盟以对抗日本。他派遣心腹陈立夫赴苏进行秘密谈判，试图促成中苏军事同盟。这是一次难得的外交机遇：日本在东北的军事扩张不仅威胁中国，也令苏联感到不安。然而，当苏联表达了签署军事协议的意愿时，蒋介石却将重心转向要求苏联在政治上解决中共问题。最终，由于蒋介石过分执着于剿共，错失了与苏联结盟的良机，也为日后全面抗战埋下隐患。这段鲜为人知的外交往事，折射出了国民政府在抗日与剿共之间的复杂抉择。
大纲：
一、日本威胁下的国际形势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华北的军事扩张
1935年日本提出＂对华三原则＂
日本对苏联远东地区的潜在威胁
二、蒋介石寻求苏联支持的过程
初期对西方大国的期待与失望
孔祥熙试探性访问苏联大使馆
蒋介石亲自与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会谈
三、陈立夫赴苏谈判始末
派遣邓文仪与中共代表preliminary谈判
陈立夫被派往莫斯科进行军事协议谈判
蒋介石提出的四点政治要求
四、谈判失败的结果与影响
错失与苏联结盟的最佳时机
日本在华北的进一步扩张
对后续全面抗战的影响
蒋介石派陈立夫赴苏密谈，想要联苏抗日，因何原因失败？
1935年，面对日本步步紧逼的态势，蒋介石开始寻求与苏联结盟以对抗日本。他派遣心腹陈立夫赴苏进行秘密谈判，试图促成中苏军事同盟。这是一次难得的外交机遇：日本在东北的军事扩张不仅威胁中国，也令苏联感到不安。然而，当苏联表达了签署军事协议的意愿时，蒋介石却将重心转向要求苏联在政治上解决中共问题。最终，由于蒋介石过分执着于剿共，错失了与苏联结盟的良机，也为日后全面抗战埋下隐患。这段鲜为人知的外交往事，折射出了国民政府在抗日与剿共之间的复杂抉择。
日寇东进，华夏多事之秋
甲午战争的惨败，让日本在中国的土地上尝到了甜头。自此之后，日本帝国主义逐步确立了对华扩张的＂大陆政策＂，将其定为国家基本国策。
1931年9月18日的夜晚，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嫁祸中国军队。这个精心策划的阴谋成为了日军发动全面侵华的导火索。
张学良奉行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迅速沦陷。日军将这片富饶的土地变成了进一步侵华的跳板，频繁在华北长城一线制造事端。
1932年，日军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军事冲突的规模不断扩大。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民众纷纷走上街头，要求政府抵抗日本的侵略。
1935年8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了＂对华三原则＂，公然要求中国华北五省实行自治。这一举动暴露了日本吞并中国的野心，也让国民政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日军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从东北延伸到热河、察哈尔，又迅速渗透到绥远。这种军事扩张形成了对苏联远东地区的战略包围，使得莫斯科方面深感不安。
苏联此时正疲于应对欧洲复杂的局势。日本在远东的军事行动，让斯大林不得不分心关注这个方向的威胁。
作为中日两国的共同邻国，苏联对这一地区力量的消长极为敏感。地理位置的邻近性，也让苏联有能力对相关冲突做出快速反应。
在这种形势下，西方各国对日本的侵略行径虽有谴责，却并未采取实质性的行动。国民政府的外交空间日益缩小，不得不重新考虑与苏联改善关系。
尽管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巨大分歧，曾在＂中东路事件＂中兵戎相见，但面对日本这个更大的威胁，双方都认识到了相互合作的必要性。
寻求援助，转向苏联谈判
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态势，蒋介石最初将希望寄托在西方国家身上。他通过外交渠道积极向英美等国家求援，期望这些大国能够主持公道。
国联作为当时最重要的国际组织，成为了国民政府寻求外交支持的主要平台。但国联对日本的军事行动只是发表了一些谴责性的声明，并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制裁措施。
英美等西方大国虽然在外交辞令上支持中国，但在实际行动上却显得极为谨慎。他们担心在远东卷入军事冲突，影响自身在这一地区的利益。
这种外交上的挫折，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调整策略，把目光投向了苏联。在地缘政治上，苏联确实是最有可能也最有能力帮助中国抵抗日本的大国。
1934年夏秋之际，国民政府开始暗中试探苏联的态度。通过多个渠道，南京方面向莫斯科传递了改善关系的信号。
1935年7月的一天，国民政府行政副院长孔祥熙突然造访苏联驻华大使馆。他向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详细介绍了华北的危急局势，特别强调了日军在察哈尔的军事部署。
孔祥熙的到访让苏联方面感到意外。此前蒋介石刚刚拒绝了苏联提出的互不侵犯条约，如今却主动提出要签订军事互助协议。
鲍格莫洛夫对这一转变持谨慎态度。他已经获悉南京政府在暗地里与日本进行妥协谈判，因此对蒋介石此举的真实意图产生怀疑。
经过一番周密考虑后，蒋介石决定亲自出面与鲍格莫洛夫会谈。这显示出国民政府对于改善中苏关系的迫切需求。
在会谈中，双方都认识到日本在远东的扩张对两国构成了共同威胁。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利益与中国的民族利益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交集。
蒋介石提出了与苏联结成军事同盟的设想，希望借助苏联的军事力量来遏制日本的扩张。这个提议得到了苏联方面的初步回应。
然而，中苏两国在具体合作方式上存在分歧。苏联希望保持一定的战略灵活性，而不是立即做出明确的军事承诺。
这种分歧并没有阻止双方继续接触。经过多轮磋商，两国开始讨论签署一份正式的军事协议。
在这个过程中，蒋介石逐渐意识到，要想获得苏联的实质性支持，必须派遣一位重量级人物赴苏进行深入谈判。这就为后来派遣陈立夫赴苏做了铺垫。
密使莫斯科，谈判路坎坷
在派遣陈立夫赴苏之前，蒋介石决定先让邓文仪与中共代表进行初步接触。这一安排体现了国民政府谈判策略的周密性。
邓文仪带着蒋介石的指示前往莫斯科，与当地的中共代表展开了多轮会谈。双方就中共问题和抗日统一战线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这些初步谈判为陈立夫的正式出访打下了基础。1935年末，陈立夫携带蒋介石的亲笔信，秘密启程前往莫斯科。
陈立夫此行的身份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但他更重要的身份是蒋介石的心腹。这反映出蒋介石对这次谈判的重视程度。
抵达莫斯科后，陈立夫立即与苏联高层展开会谈。谈判的主要内容包括军事合作、装备援助以及战略协调等具体事项。
苏联方面对陈立夫的到访表现出积极态度。他们认为这是改善中苏关系的重要契机，也是遏制日本扩张的有效手段。
然而，谈判很快遇到了障碍。蒋介石通过电报向陈立夫提出了四点政治要求，其中最关键的是要求苏联在政治上解决中共问题。
这些政治要求实际上超出了军事合作的范畴。苏联领导层对此表示难以接受，认为这涉及到了苏联的意识形态立场。
陈立夫试图通过灵活的外交手腕来化解分歧。他提出可以将军事合作与政治问题分开讨论，但这一建议并未得到南京方面的认可。
谈判陷入僵局的同时，国际形势也在发生微妙变化。日本开始向苏联示好，试图打破中苏接近的势头。
蒋介石通过密电要求陈立夫坚持政治要求，这使得谈判的重点从军事合作转向了意识形态之争。双方的分歧逐渐扩大。
莫斯科方面对谈判的前景越发悲观。他们认为，如果不能在核心问题上达成共识，继续谈判将失去意义。
陈立夫面临着艰难的处境。一方面要执行蒋介石的指示，另一方面又要设法挽救谈判。但最终他未能打破这个困局。
1936年初，这次充满希望的谈判以失败告终。陈立夫带着遗憾返回南京，中苏军事同盟的机会就此错过。
这次谈判的失败不仅关系到中苏两国的关系，更直接影响到了此后中国的抗日战略。错失了与苏联结盟的机会，也让国民政府在对日斗争中失去了重要的战略支撑。
错失联盟，抗日蒙阴影
陈立夫谈判失败后，日本对华北的军事压力迅速增大。1936年，日军在华北地区频繁制造事端，企图将这一地区从中国分裂出去。
国民政府在失去苏联这个潜在盟友后，不得不在对日政策上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这种战略上的被动，直接导致了华北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1936年下半年，日本在内蒙古扶植德王建立伪政权，同时加紧了对绥远的军事渗透。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傅作义将军在绥远奋起抵抗，打响了著名的绥远抗战。
傅作义的抵抗虽然取得了局部胜利，但由于缺乏强大的外部支援，难以形成持续的军事压力。如果当时中苏军事同盟能够建立，绥远战场的局势可能会完全不同。
与此同时，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一事件的背后，实际上反映了国民政府在抗日问题上的战略困境。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国民党不得不重新考虑对日抗战的问题。然而，失去了苏联的军事支持，这种抗战态势显得底气不足。
1937年4月，苏联驻华大使馆向南京政府透露，如果中日爆发全面战争，苏联愿意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这个信息让人不禁感慨陈立夫谈判失败的代价。
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这时才意识到此前错失苏联军事同盟的严重后果。没有可靠的国际支援，抗战的局面异常艰难。
1937年8月，中苏终于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但这份来之不易的协议，远不如此前设想的军事同盟来得有力。
苏联虽然在抗战期间向中国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但始终保持着一定的战略距离。这种若即若离的态度，与此前谈判失败有着直接关系。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陈立夫赴苏谈判的失败，是民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不仅影响了中国的抗日战略，也改变了东亚地区的力量对比。
蒋介石晚年曾多次提到这段往事，认为当时过分强调政治要求是一个重大失误。这个教训告诉我们，在重大历史关头，应当把握主要矛盾。
抗战胜利后，陈立夫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表示，如果当时能够达成军事同盟，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处境可能会好得多。这个假设虽然无法验证，但确实值得深思。
这段历史给后人最大的启示是：在国家安全面临重大威胁时，应当以大局为重，不能被次要矛盾所干扰。否则，错失良机的代价往往十分沉重。
直到今天，这段鲜为人知的外交往事仍然值得我们反思。它不仅是一个历史教训，更是对现实外交决策的重要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