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北宋的大文学家，这是不错。他的诗词文章，豪放雄迈，流传当时后世，并且可歌可颂者很多，也是不假。
但是，文章写的漂亮，不见得他的主张就正确；就如同严嵩、蔡京等人的书法漂亮就一定不是奸臣一样。
这不，苏轼竟然把司马迁老先生端了出来，给他列了两宗大罪，并且写的也是气魄恢宏，辞语慷慨。
但是，只要是细看细品，就很容易发现，他对司马迁先生的批评不正确，并且，也从中显示出他的治国水平也有限。
不信你看：
《司马迁二大罪》
【商鞅用于秦，变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
苏子曰：此皆战国之游士邪说诡论，而司马迁暗于大道，取以为史。
吾尝以为迁有大罪二，其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奸雄，盖其小小者耳。所谓大罪二，则论商鞅、桑弘羊之功也。
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则名实皆宗之，庶几其成功，此则司马迁之罪也。
秦固天下之强国，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为声色畋游之所败，虽微商鞅，有不富强乎？
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务本力穑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见疾于民，如豺虎毒药，一夫作难而子孙无遗种，则鞅实使之。
至于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无足言者，而迁称之，曰：“不加赋而上用足。”
善乎，司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侵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也。”
二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蝇粪秽也，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二子之术用于世者，灭国残民覆族亡躯者相踵也，而世主独甘心焉，何哉？乐其言之便己也。
夫尧、舜、禹，世主之父师也；谏臣拂士，世主之药石也；恭敬慈俭、勤劳忧畏，世主之绳约也。今使世主日临父师而亲药石、履绳约，非其所乐也。
故为商鞅、桑弘羊之术者，必先鄙尧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谓贤主，专以天下适己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
世有食钟乳乌喙而纵酒色，所以求长年者，盖始于何晏。晏少而富贵，故服寒食散以济其欲，无足怪者。彼其所为，足以杀身灭族者日相继也，得死于寒食散，岂不幸哉！而吾独何为效之？
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呕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术，破国亡宗者皆是也。
然而终不悟者，乐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祸之惨烈也。】
他给司马迁老先生定的两宗大罪是什么呢？
苏轼说，司马迁一是对商鞅，二是对桑弘羊，对两个人评价功劳评价错了。
他说，从汉代到当时的宋代，学者们都以谈论商商鞅、桑弘羊为耻。只有国家君主才从内心愿意这样做，有的国君表面上忌讳提他们的名字，但在暗地里却采用他们的理论办法，甚至有的明确提出施行他两个的理论办法治国。这些都是司马迁的罪过。
他说，商鞅受秦孝公任用，变法十年，使“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以至于在秦国富强以后，周天子也赏赐给秦孝公祭肉，诸侯都前来秦国祝贺，这种说法是司马迁不明大义，采用战国时期游说之士的荒谬欺世的言论，写成了历史。
并且，秦国本来就是天下强国，秦孝公也是有志君王，如果他在执攻的这十年间，不断修订秦国的政治刑法，不沉溺于声色游猎，即使没有商鞅，秦国有不富强的道理吗?
秦国能成为强国，是因为秦孝公重视农业生产的成效，并非商鞅严刑峻法的功劳。而秦国后来被百姓虎狼毒药被百姓疾恨，一人反叛使百姓揭竿而起，使秦国的子孙后代惨遭灭亡，这其实才是商鞅导致的。
他说，受汉武帝任用实施平准经济政策，使汉武帝政府“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的桑弘羊，才识短浅，只有一些鸡鸣狗盗的小聪明，更不值一提，可司马迁却称赞他“不加赋而上用足”。
他说，还是司马光说的好啊！
司马光说：“天下哪有这个道理？天地间的财货物品只有那么多，它们不在老百姓手里，就在官府国家用度充足，这只不过是官府想着法子侵夺百姓的利益罢了，它的害处比增加税负还要严重！”
苏轼开始大骂：这两个人的名声，就像蛆蝇粪便一样，说起他们怕脏了舌头，写下他们的名字还怕弄脏了竹简呢。如果世人采用两个人的方法，那么国家就会灭亡、百姓就会流离失所、自身性命也可能不保。可是国君们却偏偏愿意这样做，这是为什么呢?
他说，这是因为国君们知道他们的言论方法自己国君自己。
尧、舜、禹是国君的师父；直谏的大臣、辅佐的贤士是国君的苦药；恭敬慈俭，勤劳忧畏是国君的约束，如果让国君每天听从师父的教诲，亲近苦药一样的大臣，带头遵守国家法律制度的约束，他们并不是喜欢。
因此，这些国君要实行商鞅、桑弘羊变法之术，必定会先鄙视嘲笑尧舜禹。他们会说:“所谓贤明的君主，是要天下顺从于自己。”这就是那些君主都甘心愿意实行商鞅桑弘羊的变法而不觉悟的原因。
世上吃钟乳鸟喙，纵情酒色，以求长生不老，大概是从三国时的何晏开始的。何晏年少而富贵，因此服用寒食散以助自己满足欲望，这不足为怪。
他这样做足以导致杀身灭族，他如因服用寒食散而死，难道不是侥幸吗?
可我为什么单单去效仿他呢？世人服用寒食散，导致脊背生疮呕血的人不断，就像用商鞅桑弘羊的方法导致许多国家灭亡一样。
但最终还是总不觉悟的人，是因为他们只是看到了商鞅言论的便利，而忘掉了采用其法带来的灾祸的惨烈。
——
总起来，苏轼长篇大论地把司马迁老先生批了一顿，把商鞅、桑弘羊骂了一通，也可谓是“畅快淋漓”了。其实，不就是因为他们两人实行有效的经济改革措施吗？
对了，就是因为他们两人的变法，苏轼才拿他们来骂的，因为，当时的宰相王安石正在受宋神宗的委托实行变法，而苏轼和司马光等重要的大臣们是变法的主要阻力，苏轼没有直接骂王安石，而是拿司马迁、商鞅、桑弘羊来指桑骂槐了。
骂的可对？
不过是一种谬论，一本正经的歪理邪说而已！
秦孝公如果能有那么大的能力，还用任用商鞅，秦孝公之前秦国也有几代了，也有多少个十年了，明君也不少，为什么没有那么强大起来？能够毁掉抹杀商鞅的功劳？
秦朝灭亡是秦孝公死后好几代之后的事，如果没有他的根基秦始皇能统一中国？秦二世如果不是乱政，秦国哪能那么快就灭亡了？
宋朝在宋神宗之前也有几代明君，为什么没有强大起来？如果宋神宗是苏轼说的那种想法，他和司马光为什么不去死谏？
他还赞成司马光说的，天下的财富是固定，就和雨水一样，不是狗屁不通的道理。什么夏天雨水多了，秋天就一定会干旱，那一连好几年都有旱灾时，怎么没见哪个季节雨水多了？
说到这里，连他对桑弘羊的驳斥也不用反驳了。
他们和司马光等人就是因为害怕变法，才一致反对王安石，而对国家贫弱不堪，他们视而不见，对辽国、西夏连年大笔的钱财去进贡，他们却心安理得，这是什么样的大臣？
宋神宗也是迫不得已才请来王安石变法的。而朝中这些大臣的反对，真的让宋神宗、王安石这些主持变法的也无奈。——阻力太大了。
是的，那些变法会十全十美，关键是怎么能有变革中调整的更合理，苏轼司马光之流应该在赞成变法的同时，提出更多的补充意见才对，而不是对所有的变法都反对抵制，难道就一直墨守成规，像一锅肉一样一直烂下去？
那么，如果宋神宗任用苏轼和司马光为相，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那还不是国家一日一日贫穷，对辽国、西夏还是不照样的纳贡，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政见？
其实事实就是这样，在重重阻力和大肆批评之下，王安石被罢相。宋神宗死后，宋哲宗登基，司马光又被任命为相，把王安石的变法重新改了回来。
宋哲宗死后，宋徽宗继位，把宋神宗时期积攒的财物又挥霍一空，风光了几十年后，金兵来了，把宋徽宗、宋钦宗掠到了北国。
——一些文人又把祸国的罪名，加到了王安石头上。反而和司马光没有一点关系。
唉，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当时的宋朝一朝！不说也罢。
但从苏轼这篇批评司马迁的文章可以看出，苏轼和司马光一样，表面上看是文采斐然，胸藏锦绣，其实，肚子里的治国方略也不会怎么样，他的治国才能令人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