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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从古至今，有无数名人描摹着宋代文化之经典、韵味之悠长。简单来说，宋朝可谓是华夏文化的顶峰时期。给人一宁静飘逸、淡泊闲适、温文尔雅之感。
然而宋朝有一条不成文规定，其权威性比宋律还高，即不杀士大夫。这对于文臣、士大夫而言，比之优厚的俸禄、优越的社会地位，无疑是天价之宝。
宋朝以前的“士”，大多闲云野鹤、不理俗政；更愿意醉酒而死，也不愿在充斥名利的庙堂从事。宋朝无疑是士的一个转折点。
像苏轼、蔡京、欧阳修、王安石等等耳熟能详的名人，他们既是文学人士也是从政人士。
内忧外患，以文治国宋朝自古以来就给人一种积贫积弱的刻板印象，这便是文臣当道的必然结果。然，在当时的宋朝，确是最佳选择。
无论南宋还是北宋，局势并不太平，前有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后有宋辽金的天下三分。宋朝要想在此存活下来，“攘外必先安内”显得至关重要。
五代十国纵然灭亡，却有位不倒宰相被历代统治者不齿，被百姓捧上高位，为宋朝以文治国的政策，提供了一定依据。
他就是冯道，不忠君王只忠百姓，百姓便是他心中的“道”，只求为民，敢于挑战权威。
宋朝初立之时，多方军事势力鱼龙混杂、百姓苦不堪言。战乱时期，武将权力过大的最终结果便是，政权的不断更替。
就连赵匡胤本人都是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故，其摒弃以往不健全的社会观，建立全新社会观，大肆笼络有志之士、制定大量举措优待文臣，以抑制武将的发展。在当时，“重视文人”无疑是头等大事。
文臣有了，但如果过于越俎代庖，那么，皇室的脸面将何以长存。君臣规则的建立刻不容缓。
儒家思想作为千百年来的正统思想再次被推上历史舞台。君君臣臣中的“君臣之道”被当时的统治者采纳。以文治国的旅程也由此展开。
随着社会的发展、王朝的成长。文臣在庙堂中的地位也根深蒂固，重文轻武的局面也初步奠定。
士大夫的底气，源于君王默认、社会纵容自古君王心难测，甚至是以仁慈著称的刘备都因张裕的一句无心之言而将他处决。然，国家的兴旺离不开士大夫的出谋划策、离不开士大夫的勇于劝谏。
在君臣关系极度紧张的中国古代，宋朝将君臣关系的和谐发挥到极致。君王不能专权专断，大小事宜均需与官员商量。
或在其他朝代，官员们敢言直谏，会为他们的生命招致祸端。赵宋王朝截然不同，长时间的军阀跋扈、臣强君弱，士大夫在一定程度限制君王的君权神授。
宋太祖时期，君王喜广设宫宴、款待群臣、把酒言欢。在此情此景下，君臣间的氛围得到升华。
醉酒过后，一些真言自然而然倾情吐露。王著就是很好的例子。宫宴中，作为前朝旧臣的王著看着赵匡胤几人觥筹交错、不亦乐乎。怀念旧主之情油然而生。借着酒劲大吵大嚷、哭悲伤怀。
次日，有人上报宋太祖：“王著目无君王，狂妄无礼，奏请严惩。”
宋太祖却是将王著偏心到骨子里，不仅大方承认，还未对王著有任何惩罚。正如其所言：“朕身为一国之君，难道还不能容忍一个为故主而哭的书生吗？”
宋太祖对士大夫的纵容远不如此，作为赵宋王朝的开国君王，太祖誓碑上刻有“不杀士大夫”这一言。这一誓言的出台令士大夫成为人人艳羡的香饽饽，也为士大夫敢言直谏提供了有力保障。
作为宋太祖的弟弟，赵光义对士大夫的纵容与其兄如出一辙。因其继位的争议性，广泛收拢文臣士大夫，科举名额突飞猛进，培养自己的文官亲信，目的是为其继位的合理性多加遮掩。
寇准在宋太宗上朝浑水摸鱼之际，犯颜直谏。语气之不容置疑连宋太宗都说寇准为其之魏征，是社稷之臣。
要说在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还有贪官污秽的文臣被处以死刑，那么，到了宋仁宗时期后，士大夫的春天可谓是真正到来，大臣的言行可谓是达到了放飞自我的地步。
包拯对宋仁宗直言不讳：“皇上，张尧佐是您的岳父，断断不能授予高位。”宋仁宗也是大方默许，承认了包拯的劝谏。
由此不难看出，士大夫与君王的关系在宋朝是相对和谐的，君王不仅能宽恕士大夫绝大多数的大逆不道，也会尽可能尊重士大夫的建议。
就是在南宋时期，“不杀士大夫”一言依旧奉为圭臬。南宋宋光宗在位期间天生异象，夏日反常、冬日暴雪，作为君王的宋光宗没有拿宰相当替罪羔羊，反而下诏让群臣上书，指出其过失。
其中，名为俞古的太学生初出茅庐、生性耿直，直言宋光宗吃喝玩乐奢华无度，酒池肉林无休无止。宋光宗自然是勃然大怒，下诏流放俞古。
然，群臣犯颜极谏，规劝宋光宗要遵守“言者无罪”的祖宗家法。总而言之，就是不同意流放俞古。宋光宗纵然怒火汹涌，但最终顺应臣意、不了了之。
宋朝的地理环境并不优越，但在群狼环伺下依旧有三百余年的风光无限，这与士大夫的凝聚力是分不开的，君臣的和谐少了不少内乱的可能，但倘若文臣在宋朝肆无忌惮，那是否有法子惩治呢？
纵不亡士大夫，然有惩治之路士大夫触及君威，君王无法将他斩杀，是不是说明士大夫就可以肆无忌惮了呢？不然，宋朝士大夫凡有过失、渎职、违法、违纪等罪状的出现，那就会贬谪。
文人大多看中脸面、尊严，贬谪对于士大夫而言不亚于死亡的苦楚。
贬谪也有好有差之分，若贬谪较轻，那还算幸运之至，俸禄虽少却也够维持生计；然，若贬谪较重，那真是毫无俸禄可言。但比之流放或死刑，这贬谪也是一种不幸中的幸运。
“东坡居士”苏轼就是贬谪的受害人之一，晚年更是四处谪居。他的诗大多在贬谪诗写下，有思乡之情的倾情流露，有色香味俱全的民间美食，有贬谪途中的艰辛无奈，有与民同乐的乐观旷达。
《迁居临皋亭》一文将苏轼一家二十余口的窘迫描写的淋漓尽致。房间的闷热潮湿、拥挤不堪叙述的活灵活现。
纵然宋朝一直奉行“不杀士大夫”，但对于触犯法律之事，宋朝统治者也不会置之不理，多采用贬谪来惩治士大夫。这大概也是宋朝到达中国文化高峰的原因吧。
结语“不杀士大夫”虽说立于太祖誓杯，却也是君王向士大夫阶级的一种妥协。凭借士大夫的噱头，大开科举，弥补五代十国中战乱带来的弊病，却迎来了新的弊病。
士大夫阶层的空前膨胀，君王的权利削弱，皇权有一定的架空，致使君王不能也不敢诛杀士大夫，只能对一些触及法律的士大夫加以贬谪。
士大夫阶级的神圣权利一定程度上也来源于君王德宽恕仁慈。
事物总有两面性，这也致使宋朝皇帝大多进取心不强，听取文臣建议不够果敢；也致使南宋后期的君王迷心文学不理朝政，宋朝的灭亡也随之翩然而至。
在逃离封建社会的今天，不论文武，只要怀着一颗甘于奉献的心，在法治社会与他人和谐相处，就是国家稳步发展的重要保障。
参考资料：
《宋史·太祖本纪》
《论语》
《宋论》
